“国民政府”,“光复”一年,就变成了“刮民政府”。通州虽是北平边的县城,但“国军”代替了日本兵,并没有给贫苦人带来谋生的出路,也没有带来和平与安宁。即使我家有了姐姐、哥哥的一点接济,也还是时有困窘,因为他们都不能按月寄钱,看来也都并不富裕。更令母亲为我担心的是,“国军”也在学日本鬼子的“榜样”,四乡到处抓夫抓兵。有一次,我从北平坐晚车回家,途经十字街口,店铺早已关门,行人稀少,路过兵营,我走得快一些,就被抓兵的坏蛋盯上了,直追到我家门口,硬说我不是李家人,要带我去“审查”。幸亏我前面讲的那位杨“保长”仗义,多方证明我确是李家三儿子,他们才悻悻然离去。妈妈很害怕,又给大姐大哥写信,让他们无论如何给我找个事做,能上学也好,反正不能留在通州了。现在知道,那时大姐夫赵纪彬,也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因为参加进步的教师组织,被东吴大学解聘,随后是上海形势紧张,地下党通知他去苏州暂避一下。直到1947年春尽,已是四月底了,我才接到大姐来信,说姐夫已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执教,六月间离开上海,叫我准备七月间去青岛。路费是大哥寄来的。
这是我进入20岁时,过的没有挨饿受冻比较平静的一年,可在我的感受中却也觉察出,社会并不平静。“日本鬼子”虽然滚回了他们的小岛,可“沦陷区”的人民,在所谓“光复”后,也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优抚,反而成了它压迫、鱼肉的新对象。我不懂为什么一个打胜了的国家,还会这样民不聊生,看不到希望;更不懂为什么打跑了一个侵略者,又引进了另一国鬼子兵横行我大城市,我们究竟是胜利国,还是附属国?“沈崇事件”,开始使我愤愤不平,也开始怀疑我上学是想干什么,能干什么?自然,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应该是上学求知的最好时期,这无可厚非。但在“光复”后的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里,我能安心上学吗?什么是我上学的理想呢?亲眼目睹我的几位“兄弟”的上学现状——家屏兄未来温馨的梦,我还没有……小一哥那种维护“政府”的行为,很使我不满;萧园兄的投身运动的热情,又使我想到他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我虽不在其中,却也有些困惑了!
记得1956年,我的入党申请得到批准,组织上吸收我入党时,一位宽厚仁慈的老人,文艺部主任林淡秋同志和我谈话,直率地向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你那时活得那样苦,为什么不找党呢?”这显然是对我少年时代落后的一个拷问,我无言答对……后来我知道,我的很多上级领导人和我一样,在少年时代,即使上过学,也是有始无终的。大多在学生时期,就已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甚至为此而被捕或被开除,四处漂流,在穷困中为革命奋斗,可我的少年时代却是在混沌蒙昧中度过的。
1947年春节,那时应当叫中华民国36年岁末,我是在通州家里度过的。时势已很紧张,通州城曾经受到“老八路”(人民解放军)的夜袭,连县长和警察局长都吓跑了。我们南城人只听到了枪声,武定庵人都拍手称快。遗憾的是那个贪官没有被打死。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更不让我外出了,我只能去那莲花池中心图书馆看看书,碰巧了那里有一套残破的巴金的《家》、《春》、《秋》。小说中那没落家族的衰败、腐朽,那窝囊大哥觉新和觉醒而敢作敢为的觉慧,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图书馆本来是我看武侠小说的地方,现在我要找的却是别样的书了。
四五月间,夏天来了,我也接到了大姐的来信,叫我7月间去青岛。6月中,我跑了趟天津,住在老朋友贾士元家中,托他给我买了一张7月12日去青岛的船票(因为那时陆路已不通)。于是,等到7月10日,我就辞别了妈妈,由小弟锡洪帮我提着行李送上火车,这时小弟已12岁,正在上小学,也是个淘气包,但学习成绩不错。我叮嘱他:妈妈就一个人,不要尽出去闯祸。我当天就到了天津,第二天还是士元兄送我上了船,我扛着被褥,提着一个大衣包,挤在人群里上了船,也不知那是海河的哪个码头。又是第一次看到海轮,它当然是一条大船,分二三等舱(实际上还没有我80年代过三峡乘的江轮大)。乘客大概有一二百人,我自然只能买三等舱票。上船后,看到很多人挤着下舱,可也有人把行李堆在甲板上坐着,我就问一位山东口音的中年人,他们为什么不下舱。他看出我没坐过海船,就告诉我:三等舱在船底,是个大闷罐,颠簸得厉害,很多人都会呕吐,就是你不怕颠,也会熏得呕吐,不如就在甲板上,吐也吐个痛快。那时,我对大海毫无知识,虽读过几篇写海的散文,有的写静静的港湾,有的写波涛汹涌的大海,我记得还有一位作家写他“留洋”时在晨曦中的甲板上漫步,享受大海的爱抚,可这都是在书里看到的,大海究竟是什么样,我没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船是半夜起航,那天天气闷热,就是坐在甲板上,也汗流浃背。不过,船一开动,立刻有微风徐徐吹来,遍体生凉,很惬意,觉得幸好没下船舱,不然,闷在舱底,这么热的天,就是没有颠簸,也会呕吐。船虽是还行驶在海河湾里,两岸灯火却渐行渐远地向后退去,那清凉的海风还残存着暑气,却已裹挟着海上的腥冷扑面吹拂,使人精神一振。天蒙蒙亮,船已驶出了海口,我毕竟是第一次乘船,第一次海上行,那可真是汪洋大海,一望无际。当时的海风并不大,但在船的起伏中,却能觉察出它在潜流中并不平静。望着大海,我确实感到它的博大和壮观,但内心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渺小和恐惧。想到如果落入海的怀抱,恐怕是比一只蚂蚁落在热澡盆里挣扎的时间还短,一瞬间就会被吞没,最多冒两个水泡。
我的眼睛是红绿色盲(这是后来参军时检查出来的),而且识色的能力也弱。所以,眼中所见,虽是一片汪洋,却难得感受海的蔚蓝色的美丽,何况我眼中的这艘“大船”,在这四望无际的大海中,也不过是一个游动着的摇摇晃晃的小黑点。因而,这海天一色,也没有唤起我什么胸怀壮观的大志向。船上的乘客,多数是为生活奔忙的劳苦人,虽散坐在甲板上,却是没有人在欣赏海景。船行不到半天,甲板上的人就有几个开始呕吐了,我自是最厉害的一个。那位好心的山东老乡就过来和我说:“小伙子,没坐过海船吧?这一路上有你吐的呢!你得吃东西,不能让肚子空着,吃了还得吐,那不要紧,不然会伤了胃的。”我本来已吐得昏昏沉沉,什么也不想吃,听了他的话,就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士元兄送的夹着猪头肉的烧饼,硬吃下去。果然舒服了一点。不过,过了一个小时,又开始吐了,连胃液都吐得干干净净。就这样,周而复始,吃了吐,吐了吃,我在海船上度过了三天。散文家笔下的那种海上奇景,我一点也没有欣赏到,只是顾命要紧。我看到的唯一美景是那些白色的鸟,它们或者浮游在海上的层层波浪上,或者围绕着海船低飞掠过,它们既不怕船,也不怕人。我见过的海鸟只有这一种,它大概不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而是我在云南昆明滇池岸边看到的那种遮天蔽地的海鸥,因为在海上它们也是群体活动。
海上阴晴不定,本来是烈日当空,一霎间一片乌云飞来,立刻大雨如注。可能因为正当雨季,三天的海程,我却有五六次遭雨淋,不只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浑身腥臭,就是我的打包的被褥,也和我一样经受了海上风雨的洗礼。而且,还被飞溅的海水渗了个透。我在海上颠了三日夜,一直昏吐,完全顾不上它,任它在船上滚来滚去,到达青岛时至少已加了五六斤的分量。那是海上生活第四日的清晨,一个雨后的晴天,天上虽然还浮动着一团团白云,却真是蓝蓝的,天气仍然炎热,但海风吹来,还是有些爽气。青岛给我的第一印象真是好极了!我扛着潮湿的行李,沿着时上时下的碎石路,一路打听着,终于找到了合江路山东大学教授公舍,生活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二、青岛的新家
青岛山东大学合江路教授公舍,像那里的很多建筑一样,是依山阶梯式的坡型建筑,外出则或者上山,或者下山,大都是山路。去山东大学要上行,到市场要上下几次。这样的楼和路,我是第一次见识,几十年后,又曾在重庆见到。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自行车在这里很难派上用场。但是,如果夜间站在高处,就会看到层层叠起的万家灯火,构成一幅奇妙的画面。
1947年7月14日,我开始加入了姐姐的四口之家。我有一女一男两个小外甥。当时大概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姐姐名贞元,弟弟名明因,这是哲学家给子女起的名字。我初不解其意,以为,“贞”大概表示意志坚强的意思。后来看到冯友兰先生著有《贞元天书》,自称“取贞下起元”之意,即通过对民族传统精神的反思,以建立自己哲学的“新统”。才想到,同是哲学家的纪彬,大概也是通过女儿的名字以述志。“明因”,显然是“因明”的倒写,“因明”,是印度古代逻辑学,“因”即原因,“明”则含有学术研究之意。纪彬在哲学研究中,曾致力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可惜最终没有完成。其实,贞元和明因长大以后,学习与从事的工作,都与哲学无关。贞元学的是法律,后来在学校教书,是优秀教师,教的是政治。文艺是她的业余爱好,喜欢的是外国文学和外国电影,以致当今的“韩流”的影视剧也喜欢,自幼就喜欢跳舞。明因原是学地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户外作业,年轻时曾有过发明并获过奖。晚年退休后,又专心于整理父亲的遗著,撰写赵纪彬传记,考证工作做得很细,大有纪彬遗风。当然,1947年还是他们的幼年时代,今天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往事,大概已经模糊了。我初次见到他们,彼此很陌生,连大姐都看着我笑起来,说了一句:“长这么高了!”因为她离家出走时,我只十一二岁,现在则是20岁,1米81的大小伙子了。在我家,父母、姐姐、哥哥,都只不过1米56的身材,独我,继承了外祖父和舅舅的“传统”,又生得很瘦,像根竹竿。贞元和明因都是见过大舅的,可能没想到我是这么个大个子,虽然陌生也很好奇,一会儿跑过来偷偷看看我,立刻就格格地笑着跑开了。
姐夫赵纪彬,中等身材,河南口音很重,两眼炯炯有神,长袍大褂的穿着。大姐长我十四五岁,纪彬长我22岁,确实可以作为我的师长了。我仿佛有点眼熟,好像什么时候见过他。后来知道,“通州事变”前后,他和另外一个朋友(秦林舒)在通州教育馆前和大姐说话,我和小伙伴跑过,大姐叫住我说,回家不要告诉爸妈。我知道,大姐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先修班学习,用父亲的话说,后来因为“闹学潮”退学回家了。父亲说了她几句,那几天她正和父亲怄气,不出屋吃饭,每天都是二姐端饭给她吃。我当时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大姐是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退学回家,也是在酝酿南下参加抗日。只不过,她又在北平和二姐一起当了半年电话局话务员,才悄悄离去。父亲没有阻拦,那时家里虽然已经困难,他对儿女参加抗日一向是支持的。直到大病瘫痪,他也不肯把大哥留在沦陷区。大姐是先去了西安,她究竟是在西安还是重庆结婚的,我至今也没弄清。不过,不管她曾经有过怎样的激情的青春岁月,这时我看到的大姐,似是已做了几年的“贤妻良母”,因为她已有了两个孩子,已无法出去工作了。大姐本是通师的高才生,也是我家的才女,我虽然没有读过她写的文章,却看过她笔录的纪彬的著作。我想,在我去青岛以前,她一定是姐夫的好帮手。纪彬因为几次坐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监狱,留下了手颤的后遗症,写作有困难,需要有人帮他笔录、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