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开始时，纪彬先叫我抄了几篇论文，其中有论王充、范缜的两篇，至于大姐在《赵纪彬传略》中讲到论逻辑学和伦理学四篇，大概也是我的笔录。因为赵在当时不能长久写字，只有与友人的来往书信是他亲自动笔，而且一封信要写一两个小时。我家本是“书法世家”，先祖李应彪，既是乾隆晚期通州州府衙门的首府师爷，又是名噪一时的书法家，据说他能马上挥毫。因此，他的后代，代代相传，幼年时都要练习写的功夫，一直到我的姐姐、哥哥们，都有过描红、临摹的经历，到了我，先是用左手写字，被父亲木尺打回到右手，后来怎么练，也还是干柴火棍子，何况又幼失父教，写字像狗爬，不成形状。只有一点可取，我写字一笔一画，清清楚楚整整齐齐，纪彬看了，还是满意的。不过，我抄他著作，宛如天书，开始简直不懂他讲的是什么。纪彬也看出我的哲学和历史知识太少，就推荐了几本书给我看。现在能记起的，也可以说是起了点“启蒙”作用的，是胡绳的《两千年间》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纪彬还告诉我，给他作笔录，必须读“古书”。他指着他书架上的《诸子集成》说，这套书是必读的，并把一本老《辞源》放在桌上说，不认识的字，可查《辞源》，看不懂的原文，可读《集成》的注解，即随诸子原著字里行间的“正义”、“本义”、“集解”、“集释”之类。老实说，直到今天，我想起来还要打冷战，我那点文化水平，哪里读得懂《诸子集成》。首先要感谢父亲的私塾曾有过半部《论语》的讲解，虽半生不熟，也粗浅，在我的记忆里，总还有点朦胧的印象。但那些连篇累牍的“正义”、“本义”之类，不仅帮不上我的“解”，有的还把我搞得如坠五里云雾，越解越让我糊涂。在我的直感里，觉得最易解的，还是《论语》。我幼时虽没有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的“启蒙”，却背诵过李白、杜甫的诗篇，《古文观止》中的美文，如《滕王阁序》当时能背全篇，现在也还能背诵若干段落。一般地说，我幼时的记忆力比较强，青年时代也如此。因为纪彬的哲学史和逻辑学史的研究，儒家学说是他那一时期专注的重点，所以也逼得我曾经背诵《论语》的大部分篇章。不过，在我这初学者的心目中，《论语》虽易懂，也讲了不少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实践的道理，但是，他所倡导的那些宗法伦理观念，总让我觉得都是在捆绑人的思想感情，他是在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为王侯效力。那时，我还不懂意识形态的学说，只是直感而已。《墨经》虽然难懂，但墨子的思想，特别是行为，却令人钦佩。老子《道德经》，原文虽短，可含义深奥，他的清静无为的思想，虽令人向往，但人类若回归他小国寡民的思想“……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诸子集成》（三）《老子》第80章）那岂不是历史大倒退！纪彬说他是春秋战国时期没落氏族的思想，我是信服的。但读起来，很多不解其意，好在纪彬论述道家思想，引《庄子》时多。引的最多的是《齐物论》和《天下篇》。在纪彬笔下，他们自然是唯心论学说代表之一。不过，《庄子》所显露的思想的活跃，感情的丰富，生活的洒脱，比兴的活泼，语言文字的优美，使人耐看，并能激起人们的浮想联翩，实是古文中的好读本。在先秦诸子中间，我通读过的，只有孔、孟、墨、老、庄，当然都是半生半熟，似懂非懂。纪彬在这段时间的著述，主要是儒家的哲学思想和诸子的逻辑学。在这期间，我也在山大听他的《哲学要论》的课，看他的讲义、论文和书，逐渐熟悉了他的哲学概念和用语。《哲学要论》是用半文半白文字写的，尽管并不似唯物与唯心理论的直白，但他对哲学史各家的研究和分析，都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也不知不觉地融入我的思想，成为我观察事物的准则。大姐李慎仪在《赵纪彬传略》中所记：“1947年冬，弟弟李希凡来山大旁听，帮纪彬整理文稿”；“纪彬和希凡还要工作到深夜，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修改了《哲学要论》、《中国哲学思想》、《古代儒家哲学批判》等书交中华书局出版，还写出《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的董仲舒、刘向歆父子、杨雄、班固及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王充、范缜等章，后两章是开拓性研究，花费了较大精力。”（见青岛2006年3月30日出版的《校友通讯》）“工作到深夜”，自然有损于健康，使大姐心痛，她每每在夜里两点钟，就强迫我们停笔睡觉。但她并不知道，在纪彬，他的研究如有新的发现，那是会“文思如泉涌”不吐不快的。对我来说，那时正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特别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那本书里多是选自20世纪20和30年代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论战，以及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斯大林的演说充满革命豪情，论断明确扼要（或者这就是人们说的他的武断），大大鼓舞了我这书本上的“共产主义者”的勇气和信心。实际上那段时间除去听冯、陆、杨、赵四位先生的课，我不敢缺席，其他的课，也包括日语课，我都“逃学”了，而在这听课时间里，偷偷地在山大图书馆看我想看的书，那是一种如饥似渴地狂热的追求，它们给我以未来的“遐想”……
同时，我笔录纪彬著作，错别字也少了，而且锻炼出一种特别的能力，即在半睡状态中也能记录下他的口述。有关《中国思想通史》的那些章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董仲舒、王充、范缜等章，我最讨厌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如果从历史发展规律来说，汉武帝听从他的建议，贯彻了“罢黜百家”的政策，对大汉帝国巩固封建制度，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那么，“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完全变成了经纬术，把神权、父权、夫权融合在一起，以君权为神授，编造“天人感应邪说”，连自然现象中的所谓祥瑞、灾异，都说成神明示意，这是把儒家学说变成了儒教迷信，就连孔夫子都会提出抗议。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见当时在孔夫子的心目中，对鬼神已采取回避的态度。纪彬写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关于王充的一章，虽把他作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分析透彻，论述精到，但王充的《论衡》却文字艰涩难懂，我不喜欢读。范缜的《神灭论》虽文字古朴，但查《辞源》都可以看懂，我很敬佩这位伟大的无神论者，他能在道教，也是佛教刚刚传入中国，鬼神佛祖迷信盛行的时代，也是科学并不发达的时代，那样深刻地理解人的物本——人死神也灭，并把有神论批判得如此体无完肤，使《神灭论》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堪称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唯物主义者。
从哲学思想启蒙来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纪彬的《哲学要论》，都给我的“一张白纸”的世界观，书写了唯物主义真理，特别是《哲学要论》在出版前还经过了我笔录的修改，但哲学史系统的启蒙教育，还有赖于我笔录纪彬的第一本书《中国哲学思想》。这本书是纪彬1947年冬天口述，送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前，1948年春，我又曾抄录一遍留作底本保存的（近年来，外甥赵明因于纪彬旧稿中发现，复印一本给我留作纪念，它帮助了我追忆起往事）。《中国哲学思想》，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书，像艾思奇《大众哲学》一样，是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只不过这本《中国哲学思想》，实际是一本通俗的中国哲学简史，引文很少，但我觉得，他对哲学史诸家学说的解析，在概念范畴的准确性上，似是优于《大众哲学》。因为《大众哲学》是最早的普及书，有些比喻性的解说，还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本质特征，而纪彬的《中国哲学思想》，虽是通俗解析，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地解说中国哲学家们唯物与唯心的本质和特征。《中国哲学思想》，全书分《绪论》与三篇正文。《绪论》分三节论述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三个特征和研究方法。三篇正文：第一篇为《古代哲学思想》，论述的是从殷周之际哲学思想的萌芽，到春秋战国孔墨老庄的百家并鸣之学，以至战国末期荀子、韩非等对古代哲学思想的总结。第二篇为《中古哲学思想》，论述了从两汉经学和魏晋玄学，一直到明代王阳明学派的分裂，以至左派心学的兴起。第三篇为《近代哲学思想》，论述的是明清之际的王船山、黄宗羲、颜习斋的反理学思潮，一直到经今文学家康有为和谭嗣同，以及经古文学家章太炎的哲学思想。
我笔录了这本书，就等于精读了一本哲学简史，这和读一本书的印象与收获又绝不相同。等到1948年笔录《古代儒家哲学批判》（即后来纪彬的成名作《论语新探》的初稿）时，我不只熟读过《论语》，笔录时不大容易出错了，而且读《诸子集成》，靠《辞源》的帮助，虽然还难求甚解，却也有所进步，而且我自幼记忆力就较好，因而，笔录纪彬口述引文时，错别字也少了些。不过，倒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之类，使我越读越不着边际。总之，不管怎么说，1947年的这种困窘和尴尬，确实逼我读了一些“诸子”，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并鸣之学”，有了一些了解。现在想来，我在50年初重回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虽读的是文学，但无论读什么作品，虽然首先也为它所反映的生活、思想与艺术魅力所感动，却很注意它产生的时代，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以及它的意识形态的内涵和特点，为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打下了一点方法论的基础。
《中国哲学思想》第二篇第七章最后一节，是《阳明学派的分裂和左派心学》。在“左派心学”中又分两派，纪彬虽说他们哲学成就不大，但却认为：“左派心学的贡献，不在乎它有积极的建设，而在于它发挥浪漫主义精神，对于中古传统和教条，提出大胆的批评。在这一点上，可以李卓吾为代表。”（《中国哲学思想》第三篇第七章第五节）这李卓吾，所以在当时就引起我很大兴趣，是因为他的墓就在我的出生地——北京通州北城外（现在已属于西海子公园的一景）。每次随父亲去外祖母家，他总要途经此墓，走进青松环抱的墓地转一转，站一站。纪彬的论述，虽只简单几句，却引起我的好奇，可惜当时我只看到过他的《焚书》，我为他讲的理学违反人性的普通道理所折服，更钦佩他敢于向“圣人”挑战的豪情和气概。纪彬所定性的这个浪漫主义精神，特别是李贽的《童心说》，曾使我在文学史学习中，启示和形成我对明清之际人文思潮的认识和看法。我认为这个反理学思潮从“左派心学”，或者说从晚明李卓吾到明清之际的王船山、黄宗羲、颜习斋，再到乾隆时期的戴东原，他们的思想都带有人文的启蒙性质，是产生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即反映了社会关系中新崛起的市民阶层的思想和要求，纪彬在此书的第三篇第八章一节《明末清初的社会特征和反映理学思潮的兴起》中也谈到，明中叶农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引起了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可以说中古社会到了明代，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化，相当于社会进化史上所说的原始蓄积阶段”。他认为，在明清之际出现的反理学思潮，“就其根本精神来看，则大都是走着唯名论和泛神论的道路，而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合理产物”。
这些词句和这些论断，都是1947年冬我亲手笔录，并重抄过一遍，它们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是《中国思想通史》学派的共识。我记得在侯外庐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看到过更明确的论述。他们这种对明清之际的人文思潮或启蒙学派兴起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使我在明清文学的学习中，不只感受到作品艺术表现的特点，也重视了解产生它的历史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的各种思潮对作者的影响，渐渐也形成了我阅读和评价作品的视角。我最初探讨《水浒》评价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的，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评价问题，熟悉1954年那场论争的人，都会知道，从明清人文思潮来论证《红楼梦》的时代意义和贾宝玉叛逆典型的时代精神，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说，当时曾引起很大的争论。而且即使是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史学派”的学者，看法也不尽相同。侯外庐先生比较倾向于我们的观点，纪彬则认为《红楼梦》达不到这种思想境界。“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纪彬的逻辑思维太强，他根本容纳不了“形象思维”的复杂性，我们在《三国演义》的评价上也有分歧，这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