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初还不只是求知的渴望，更是“现实”急迫的需要。因为我要笔录赵纪彬的著作，却又不懂他口述的那些词——概念和范畴的含义。即使他告诉我这该是哪个字，我也还是不懂它们的内涵，而那时工具书也少。纪彬那里我只见到一本老《辞源》，已快要“散架”，还有一本《哲学辞典》，很薄，小小的一本，记得是时代出版社（这是苏联在中国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纪彬叫我通读一遍，把哲学的范畴和概念先搞清楚，我想纪彬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我太缺少社会学基础知识了。当然，他也想象得到，我这样学历的人，做他这大学教授的助手，确实有困难。何况他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他研究古代儒家学说，至少《论语》、《孟子》、《荀子》，并旁及《墨经》、《老子》、《庄子》等先秦诸子学说，“积淀”在他的“智库”里，随口引出，我没看到过他查对原文。而我的笔录却经常出现错别字，要他订正。我想他大概很吃惊我的无知，我自是也很痛苦。我到这里能干什么呢？如果我不能笔录他的著作，我就成了一个吃闲饭的。于是，我除去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实行一个笨计划：背诵那本哲学辞典。我虽无知，但从小记忆力就好，而且在父亲私塾里就养成了背诵古诗文的习惯。这本《哲学辞典》不怎么通俗，可关于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概念和范畴，它的名词解释，却是具有科学性的。我虽不能真的完全背下来，总还搞清楚了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还有很大的意外收获，即这辞典不只有哲学概念的解释，也有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各种概念、范畴，以及马、恩、列、斯原著名称的介绍，列宁主义新贡献的解说。在当时，这本辞典可说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导读”，正是在它的指引下，我读了时代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大部分文章，其中有几篇后来都出过单行本的，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共产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等，当然，很多我读不懂，就连《宣言》中批判的各种“社会主义”，因为不了解它们产生的背景，也抓不住马、恩批判它们的要害。我还囫囵吞枣地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那时读书，也是为自己“思想”所迫，想“补课”，不管读不读得懂，只要我得到这些导师的作品，我就必读，而且要读完，能懂多少懂多少，反正比没有读过强。
有一阵子，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忘了是王亚南还是薛暮桥先生说过，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首先必须吃透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科学解析。纪彬书架上就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还有一部《剩余价值学说史》，记得是三厚本。那段时间纪彬见我总是翻那两本马恩选集，已是有点不高兴。在他眼里，以我的思想水平，读原著是浪费时间，根本读不懂的。又看我动起那本《资本论》来，只好说话了。一天晚上，在他口述《中国思想通史》范缜《神灭论》一章时，先谈起我的学习来。他大意是说：学习要循序渐进。你先在山大听课，这些老师大都是大学名师，陆侃如、冯沅君，都是留法的高才生，多年治文学史、诗史。冯先生还对中国戏曲文学有很深的研究；也讲了杨向奎先生，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有很多独到的成就。你好好听他们的课，记好笔记，回来还应当好好学习一下，对你阅读古文，会大有好处的。听说你也听了丁山先生的课，倒大可不必，因为你听不懂的。看来，你看过一些现代文学书，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应该有的。可以去听一下孙昌熙和刘泮溪先生的课，他们虽然年轻，但思想倾向都还是好的。爱读书是好习惯，但要有选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书，都是翻译过来的，这就有一层隔阂。那又不是一般的书，那是革命的学说，它是要改造世界的。苏联就靠马克思主义学说取得革命胜利的，那还又有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世界观，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得靠社会实践，不能一蹴而就，是一辈子的事。我看了你读马恩选集，你却从没有向我请教过一个问题，我不信你能看懂。现在你又翻《资本论》，这是一本很深奥的书，也是马克思用他半生的心血，研究现代社会关系的一个伟大发现——即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蕴涵着复杂矛盾的揭露，这是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伟大贡献。仅“商品”一章，你就读不懂，而这一章是《资本论》的核心命题。你现在还缺乏看《资本论》的基础知识。他顺手从书架上拿来马恩选集，翻到恩格斯的一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又拿了一本《列宁文选》（这是厚厚的一大本，并非时代出版社出版），指着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说，这两篇文章你先读几遍，还可以查查《哲学辞典》，把它们讲的内容搞明白，至少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个基本了解。
他的这通教训，从理性上讲，当然完全正确。但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书籍正激起我狂热的梦想，我虽口里不好说什么，心里却不怎么服气。我认为，我只能靠读书获得知识，将来要参加革命，也不会有多少读书时间。而且年轻人的好高骛远，甚至狂妄自大，在我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并没少摔跟斗，这是后话。不过，纪彬讲到的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两篇名著，我已是读过的，再读两遍，自然是更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认识，不过，这并不能解决我想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那有点“神秘”的商品生产的问题。于是，我就先寻找中国方面有关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书籍。山大图书馆的图书目录，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可真不少。如许涤新、薛暮桥、于光远，都有过一本普及政治经济学的书。他们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经济现象的，也都讲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剩余价值”问题。但却都是新书，并无人借阅过。看来，这类书既没有受到进步同学的重视，也未受到特务的监查，我借它们时借书的两姐妹并未向我发出警告。
《资本论》终于向我“解禁”，那已是1949年春天了，如上所说，纪彬因带头反对山东大学迁校台湾，被山大训导长刘某列入抓捕的黑名单，地下党随即把他转移，送往胶东解放区。青岛临近解放前夕，全市气氛十分紧张，“国军”更加凶霸，而且在抓兵。大姐很害怕，孩子们也不再去幼儿园，我只带着他们在家里玩，连门口传达室也很少去。但大姐不管我看书，于是，我开读《资本论》了！我反复阅读了商品那一章，那的确是难懂的一章，也是马克思从根本上最深刻、最科学解剖资本主义血腥剥削本质的一章；它也是昭示着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解放自己的强有力的凭证。它层层剖析商品的价值内涵，终于发掘出资本家的利润，就是工人劳动的不予补偿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即商品中的“剩余价值”。为了更深的理解，我又读了马克思未完成，由考茨基整理出版的三卷本剩余价值学说史（原名《剩余价值理论》）。这部书里集中了大量阐明剩余价值理论的实证资料。据说马克思原定要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中国译本也是三卷本，篇幅与《资本论》三卷差不多，但那时《资本论》只出版了第一卷，二卷、三卷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所以我倒是先读完了《剩余价值学说史》。虽有很多难懂之处，却也把握住了它是用大量资料在论证资本主义的一切价值之源，都是无产阶级“劳动”所创造，“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全部商品价值而又不肯偿付报酬的那部分。在阅读商品一章的同时，我又参阅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据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所说：这篇著作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的几次讲演”，那当然是为了启发无产阶级觉悟，揭发资本家利用“雇佣劳动”剥削工人的本质，对“剩余价值”问题讲得通俗而有力。
总之，我认为，反正《资本论》我读过了，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识。我坚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觉得，自己是个苦出身，我受过封建商业资本（这个名词可能是从王亚南著作中学来的）的压迫（即做过西服店学徒），也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现代化工厂的剥削。时间虽短，也算个“半无产者”出身吧！其实，那时我对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毫无了解。1948年虽读过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了一点窍，因为身不在实践中，还是不懂得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用多少烈士的鲜血才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伟大真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权”！
纪彬每月收到的刊物有两种。一种是胡风主编的《七月》，一种是臧克家主编的《文讯》。我知道，胡风先生是赵纪彬的朋友，大姐似也与胡风夫人张女士相识。《七月》主要是发表诗歌的刊物；《文讯》虽是诗人主编，诗却不多。这两个刊物我是必读的，常从中看到现代文坛信息，唤起我固有的对文学的爱好。由刊物《七月》又看到《七月》丛书的吕荧关于美学的评论，诗一样的语言，诗一样的意蕴。吸引我重读两三遍的是书中的《曹禺的道路》和《人的花朵》两篇，这自是因为我有过石家庄那段“戏剧经历”。我虽熟读过《雷雨》、《日出》、《原野》，也多次看过我们剧团的演出，就《雷雨》来说，我同情四凤、同情鲁妈，对繁漪则是既有同情也有不满，对周朴园的凶暴和自私，自是很愤恨，对鲁贵是憎恶，对周萍却只有蔑视。我的情感世界，又一会儿倾向周冲，一会儿倾向鲁大海……这大概正是表现了一个十六七岁无知少年对《雷雨》的鉴赏能力。可就在那时我也有困惑。我很欣赏鲁妈与周朴园相见的那一幕对白，话语虽短，有时还是冲口而出，却内含着往昔的一段情，一段心酸史。即使在负义的周朴园的内心世界，似也保存着“初恋情人”的脉脉温情，一会儿忏悔，一会儿谴责；鲁妈则一会儿悔恨，一会儿自尊……这种复杂与单纯，还不免或多或少地减少了人们对周朴园的憎恶，而且在鲁妈的心目中，也是既有对周朴园的恨，也有对冥冥中命运不公的无可奈何。所以，鲁妈和四凤两代人在同一家庭酿成相同而又不同的悲剧，据吕先生从戏剧表现中找到的答案，并不只是大家族阴暗生活造成的家庭悲剧，而是作者受了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把这一切归之于不公平的天造成的“命运”悲剧。因此，每逢悲剧事实显露时，天上总是隐隐有雷声，鲁妈则自责是自己“造的孽”，而向“天”悲呼。《原野》中仇虎的遭遇，这种宿命的渲染，似更浓厚。姑且不论吕先生的观点是否能得到广泛认同，是否全面，但他的独到的见解，深入的分析，诗情的语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篇就是用作书的题名的《人的花朵》。这篇文章分析评论的，是身在延安的两位诗人——艾青和田间的创作。艾青的诗，充满了激情，1947年在北平的学生运动中就已广泛流行，进步的学生们经常在举行集会时朗诵他的诗篇，以激励同学们的斗志，我也会背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在北方，乞丐向你伸出固执的手》等；田间的诗，是阶梯式的，或者说叫马雅可夫斯基式。田间不只用这种形式写抒情诗，还用它写叙事诗，如《赶车传》，塑造了鲜活的人物。这两位诗人都在解放区，当时一般的说法是“革命诗人”，而吕先生竟誉之为《人的花朵》，这种赞美，也就是对革命的歌颂。吕先生的文章写得那样优美而深刻，简直令我置身于诗境而忘我。我问大姐，这吕荧是个怎样的人，现在在哪里？大姐说，仿佛见过一次，细高的个儿，戴高度近视镜，很年轻，当时也在教书。他这本书是自费出版的，为了出书，他爱人还卖了一对金镯子。吕先生后来在山东大学成了我的业师，在我的学习和文学道路上都起过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