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室内说书场，毕竟不是我们经常可以出入的娱乐场，我们能听蹭书的，就在广场的一角。那里摆着七八条快散架的长条凳，中间有一个小桌，一个小凳，桌上有块“醒木”。现在想来，就是这样的一角之地，“租金”也未必很低。那时我最喜欢听的不过是一位关姓老艺人说的鲁迅称之为“侠义派”的作品——《明清八义》和《三侠剑》，这类作品延续到现代，俗称为武侠小说，不只港澳台，一直有多位名家占据文坛，而且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大量涌入大陆夺取阵地。有些作者还被誉为大师，成为某些学者笔下现代文学史上地位与鲁迅比肩以至高于鲁迅的“大作家”。的确，武侠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几百年来，在我国拥有广大的听众和读者。在艺术科技手段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早已被搬上银幕和荧屏，充斥着国内娱乐市场，也很受国外观众的欢迎，不只是“成人的童话”，也特别刺激孩子们的幻想和愿望。说《三侠剑》的老艺人，想必在曲艺界有过一段辉煌。他的评书说演，语言活泼精粹，并善于在说演中穿插“包袱”、“笑料”，颇具柳敬亭风采。虽然只有一把折扇，但在他的手中刻画人物，模拟姿态，神情毕肖，挥洒淋漓，可谓技艺精湛，很是引人入胜，特别使孩子们入迷。我和我的两三个伙伴，在他说书的那两个夏天，每天晚上都蹭在他的书场里，应该说，书场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他对孩子们很和善，从不呵斥我们。我至今还能记起他说书时的音容笑貌，而且他叙述和描写的那些“英雄人物”的姓名和绰号，就像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什么镇三山，辖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老剑客，大脑壳夏侯商元；什么镇九江屠灿，火德真君孔华阳，神标将胜英，神刀将李刚，登山豹子杨义臣，钻云太保贾斌久，展天蝴蝶秦天豹（明清八义）……在他的描述里，虽然不能说有个性化的创造，却也还是能抓住各种人物的某些特点加以突出地描述和渲染，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不过，据我们的推测，他当时已很落魄，河沿已不肯把白天的场子租给他，晚上听他说书的虽然不少，但蹭听的也多。这位老人虽然脸黄黄的，长得很瘦，说起书来却两眼炯炯有神，声音抑扬顿挫，自有其吸引人的风采。我和我的两个小伙伴张宝珍、杨瑞祥，每天晚上都不到11点散场决不离开，哪怕回家被骂或挨打，也“不长记性”。三个八九岁的孩子从河沿穿过荷塘那一两里长长的路，并非不害怕，特别是走过华严寺西墙外那阴沉沉的一塘浓绿，虽然自我吹嘘胆大，其实，就是跳出一只癞蛤蟆来，也会把我们吓跑。因为那塘里曾捞起过一具女尸。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即使像宗湘若那样看到了“满湖佳丽”，也不敢去荷叶覆盖下寻找“荷花三娘子”，因为那“满湖佳丽”就会被我们看成一群女鬼，吓得飞步逃窜。可就是这样的胆子，还是被这《三侠剑》迷得每晚必去。不过，这位关师傅第二年就因“白面”（毒品）瘾发作，坐死在高丽人开的烟馆旁了，那是通州大关庙前西街西口的一家店铺，原本是一家杂货店，日本鬼子来了才变成了烟馆。他是没有钱再买“白面”了，也走不动了才坐在那里的。好心人在他跟前放了一些钱，我和我的小伙伴，也曾凑了几毛钱和两个烧饼送给他，他只睁开眼看了看我们，摇摇头。在那年月，“路倒”，是极普通的现象，只不过多数人是饥寒交迫而死，而他却是个“瘾君子”……
我仍然相信，“武侠”终究是古代小说的“末流”，也深深敬服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产生“侠义派”小说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既一缘文人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及公案》）然而，这毕竟是我童年的“精神生活”，或者说记忆的烙印。对于鲁迅，童年的有些回忆，是使他感到压抑和痛苦的，如老莱子娱亲和二十四孝之类。这是一位伟大文学家儿时的敏感。所以，他在30年代看到一本“极粗糙的《儿童世界》”时，都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看第一页，看那题目‘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的幼稚的审美的天性！”（《朝花夕拾·第二十四孝图》）
我和我的小伙伴，虽生活在鲁迅看到的《儿童世界》的时代，却又是没有《儿童世界》可看的群体里，所以，“给我们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的，却只能是这河沿的“娱乐场”！不过，我想，这里尽管没有什么能满足我们的幼稚的爱美的天性可言，可比起受着严格封建教育的儿时鲁迅和他的小同学们，我们有着更多的愚昧的“自由”，即使是《三侠剑》的评书，也还是激发了我们崇拜侠义，铲除人间不平的幻想。
自然，对我来说，当时最崇拜的还是三国的关羽。即使在通州，作为尊神，他的庙宇的香火久盛不衰，超过了一切佛道寺观。我家附近东南城墙外，护城河旁，就有两座大庙：一曰三义庙，一曰关王庙，都供的是以关羽为中心的刘、关、张尊神，而北向城中心，庙门高耸，与鼓楼相等的大关庙，是通州最大的一座庙宇，即关帝庙也。关老爷受到通州人的普遍尊崇，天天都有香火。普通百姓有什么苦难，都向关老爷诉说，请关老爷主持正义。这大概是北方习俗的传统。明清以来，历代帝王都不断地对关羽加封，直到“大帝”。而关公扶困显灵，又多有民间传说。《聊斋志异》就辑有两三篇关爷显圣的故事。有些地方还有关老爷当过财神爷的传说。这在我们小伙伴中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总觉得，义薄云天的关老爷，身高八尺，面如重枣，颔下美髯飘洒，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在古城砍下了老蔡阳的头，何等的英雄气概！他怎么能和“发财”有关系！不过，通州的关老爷，别的任务确实不少。譬如每逢干旱季节，大关庙就会有特殊的“香火”，那是为了乞请关老爷帮忙求雨。可关老爷不是龙王爷，不能越俎代庖，通州人却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说，五月二十三，是关老爷的磨刀日，青龙偃月刀，乃天上人间的“神刀”，只有普降甘雨，才能磨快这诛尽天下不平的宝刃。雷公，电母，龙王爷，有谁敢不给关帝爷的面子。这样，地里的庄稼也就借光，得到滋润而驱走旱魔了。
我是赶上过一次五月二十三磨刀节的。大关庙盛况空前，四乡农民都赶来参加关老爷磨刀盛典。庙里庙外挤得水泄不通，那时我已从通师附小退学，上了父亲的私塾，就在大关庙的后院。这一天本是放假，但我却因为和二哥吵嘴，打了他一“飞镖”，伤了他的牙，怕挨揍不敢回家，就赖在看庙的王大伯处，晚上王大伯还是撵我走，我只得混在大殿等待抬水箱的大哥哥群里，睡在大殿神像足下。大殿上虽然点燃着几盏大“气死风灯”，灯火通明，也看不见神像面目，但我仍然不敢面对周仓。大关庙正殿塑像五尊。正面座像，自然是关老爷，虽然圆睁丹凤眼，气势威严，因为它是我的偶像，我并不怕它。立像的四尊，分立南北。南为关平、周仓。北是王甫、赵累。王、赵是文臣，关平是白面青年小将，它们虽高大却并不令人生畏，唯黑脸周仓，面目被塑造得有些狰狞，活像城隍庙里的判官。但这一天，却是人多可以壮胆。我就睡在它的脚下，看不见它的脸，也就无所畏惧了。
五月二十三，是关爷磨刀的正日子，凌晨四五点钟，还没等磨刀节开始，天就滴起雨来，这可让睡在大殿里的大哥哥们兴奋起来。他们都是四乡选出来的精壮青年，在那个年月，他们面无菜色，想来都是乡里的有地户。他们四个人一组，抬着八个救火的唧筒水箱，一个水箱总有七八十斤，再加上水，就得有一百六七十斤，在大锣大鼓的敲打和众人震耳欲聋的吆喝声中，他们抬着水箱，一边用唧筒泼洒，一边奔跑，从大关庙正殿出发，沿着西街，奔到东口，再转向河沿，洒完了水，奔回大关庙，活动完成。我不清楚这种祭告关老爷磨刀的仪式是各地都有，还是通州所独有，也没有听明白他们吆喝的是什么？据我现在猜测，那大概是吓唬旱魔的，或者是吆喝给龙王爷听的。那内含的意思，无非是五月二十三到了。赶快下雨吧，缺了水，关公爷会发怒的：尽忠守义，扶正祛邪，这是关老爷为人为神之道，只不过，这次却不见灵验。本来仪式开始时，还有小雨下着，不料抬水箱奔跑的队伍，才到西街东口，雨就停了。然后就是大晴天。大家很失望，但没有人敢埋怨关老爷。按我当时的想法，一定是龙王爷那里出了毛病。在《西游记》里，龙王就惹得孙悟空大闹龙宫，在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四海龙王的子侄亲属，就有好几个龙妖成精，拦在途中想吃唐僧肉，给孙悟空制造了很多困难。
所以，我崇拜关公依旧不变。这应当说是从灯下给母亲读《三国演义》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直至上大学读中文系，关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与评价，也渗透着幼时的感情色彩。1959年历史界出现了为曹操翻案的思潮，而对《三国演义》，却称之为“曹操的谤书”并给以全盘否定，我所以“挺身而出”为《三国演义》辩护，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有着忠义关公的影响。我虽然对它的“忠义”观念作了解析，但仔细想来，仍然是赞扬多于批评。譬如在《三国演义》里的关羽的形象一文里，就有这样一段字斟句酌的文字：
身在富贵之中，美女金帛不足以动其心，高官礼遇不足以移其忘。新恩虽厚，旧义难忘。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专注在那存亡未卜，穷愁破败的结义兄弟身上！生则“不可背之”，死则“誓以共死”，“愿从之于地下”，效羊角哀左伯桃之义。最后终于挂印封金斩关夺路而千里独行。光明磊落，来去分明，完全实现了“降曹”时的诺言。《三国演义》作者在历史人物关羽的性格里生发出和概括进这样的内容，这就深化了关羽重然诺、讲义气的典型意义。
（见拙著《沉沙集》第112页）
这虽是对小说关羽形象的描述，却也带着一定的感情色彩。此文当年在《文艺报》发表后，有一次去中国文联礼堂开会，见到了老舍先生，老人家主动和我谈起对《三国演义》关羽形象的看法。大意是说，在《三国演义》里，他最不喜欢关羽这个人物。关羽刚愎自用，骄傲得不可一世，守荆州不听诸葛亮忠告，同东吴关系搞得那么糟，不顾大局，坏了蜀汉大事，所谓“大意失荆州”，最后只落得孤家寡人“走麦城”被活捉的结局。我听得出，老人家虽然没有明确谈到我的文章，却显然不同意我的某些看法。我虽在60年代《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与2006年论四部古典小说选集的《沉沙集》的此文里，吸收了老舍先生的意见，加强了这方面的分析，却始终舍不得删掉上面引的这段文字。我想，这就是通州的关老爷（也包括《三国演义》）给我幼时思想意识中留下的“遗产”。
几十年来，留在我儿时记忆里的往事多多，通州就是我的故乡，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家祖传老屋被“征用”时，我家却被定性为武定庵的“久居户”！根据是，北京市规定，只有十代相传的住户，才是“原籍”人氏，我家“始祖”李应虎，是清乾隆年间作为通州州府衙门的师爷来此落户的，传至我和堂侄，不过第八代和第九代，因此，只能算“久居户”。于是，自那时起，我在党员登记表和干部登记表上，都只能改写成“祖籍浙江绍兴，久居北京通州区”啦！
在乍一听到小弟传来的消息时，我曾写过一篇《原籍》（见拙著《冬草》）的短文，讲到自己内心的惆怅：我却生在通州，长在通州，即使在改革开放中已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激变，对我来说，那幼时深印在脑际的“故土”，仍历历在目，难以淡忘：“思乡的蛊惑”，“旧来的意味留存”，总是人所难免的吧！可在我，这追忆的“热土”却成了“久居”的异乡！
1951年寒假，我从青岛回来，那时国家百废待兴，破落的通州尚无多大变化。1951年夏天，小弟来信说，他在参加义务劳动，全县人都参加义务劳动，填平了纵贯全城的臭水河。“河沿”没有了，我想这大概是受到老舍先生《龙须沟》的启发吧！我没听说过这条臭水河有过龙须沟那样的危害，相反，每逢大雨季节，北京的大水，都从这里泄入运河，只不过，它确实是通州城的一块癞疮疤：百病之源。新通州的建设大概也从那时开始，臭河变通途，原来汉奸殷汝耕未建成的废第早已被拆除，北面的戏园子、说书场也已不存在，取代它们的，是县区政府的各机关，百货大楼、电影院、剧场。记得90年代初，我曾应邀和通州老乡高占祥、刘绍棠同志一起，参加过一次土特产展销会，这条坦途的长街，就是各色吃食与干货热闹非凡的展销地。那占据了东南城角的荷塘群，早已因水源缺少而干枯，即使还留有些许水面，也是只有丛生而并不茂盛的芦苇，最后终于到了武定庵、水月院、三官庙全部拆迁的时刻，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拜会过幼时的小伙伴张宝珍，那时他已是武定庵我的伙伴中仅存的硕果；21世纪开初至2002年，我的小弟，还不足65岁，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一日外出，从此走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经警方多方查找，登报寻人，至今杳无音信。通州曾经是一个京边繁华的小城，只因为它是清朝盛世漕运码头的终点，通州今天的繁荣，早已同运河漕运无关，通州今后的更加繁荣，是因为它在北京三大卫星城中占据首席。
我的“异乡”的思乡的蛊惑，确实已完全是记忆中的旧来的意味留存，与今日通州蓬勃发展的现实无可联系了，但对我来说，它虽已不是我的“故乡”，但那儿时记忆，总是难以淡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