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室内说书场,毕竟不是我们经常可以出入的娱乐场,我们能听蹭书的,就在广场的一角。那里摆着七八条快散架的长条凳,中间有一个小桌,一个小凳,桌上有块“醒木”。现在想来,就是这样的一角之地,“租金”也未必很低。那时我最喜欢听的不过是一位关姓老艺人说的鲁迅称之为“侠义派”的作品——《明清八义》和《三侠剑》,这类作品延续到现代,俗称为武侠小说,不只港澳台,一直有多位名家占据文坛,而且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大量涌入大陆夺取阵地。有些作者还被誉为大师,成为某些学者笔下现代文学史上地位与鲁迅比肩以至高于鲁迅的“大作家”。的确,武侠小说作为“成人的童话”,几百年来,在我国拥有广大的听众和读者。在艺术科技手段高度发展的今天,它早已被搬上银幕和荧屏,充斥着国内娱乐市场,也很受国外观众的欢迎,不只是“成人的童话”,也特别刺激孩子们的幻想和愿望。说《三侠剑》的老艺人,想必在曲艺界有过一段辉煌。他的评书说演,语言活泼精粹,并善于在说演中穿插“包袱”、“笑料”,颇具柳敬亭风采。虽然只有一把折扇,但在他的手中刻画人物,模拟姿态,神情毕肖,挥洒淋漓,可谓技艺精湛,很是引人入胜,特别使孩子们入迷。我和我的两三个伙伴,在他说书的那两个夏天,每天晚上都蹭在他的书场里,应该说,书场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他对孩子们很和善,从不呵斥我们。我至今还能记起他说书时的音容笑貌,而且他叙述和描写的那些“英雄人物”的姓名和绰号,就像刀刻一样留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什么镇三山,辖五岳,大头鬼王鬼见愁,老剑客,大脑壳夏侯商元;什么镇九江屠灿,火德真君孔华阳,神标将胜英,神刀将李刚,登山豹子杨义臣,钻云太保贾斌久,展天蝴蝶秦天豹(明清八义)……在他的描述里,虽然不能说有个性化的创造,却也还是能抓住各种人物的某些特点加以突出地描述和渲染,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不过,据我们的推测,他当时已很落魄,河沿已不肯把白天的场子租给他,晚上听他说书的虽然不少,但蹭听的也多。这位老人虽然脸黄黄的,长得很瘦,说起书来却两眼炯炯有神,声音抑扬顿挫,自有其吸引人的风采。我和我的两个小伙伴张宝珍、杨瑞祥,每天晚上都不到11点散场决不离开,哪怕回家被骂或挨打,也“不长记性”。三个八九岁的孩子从河沿穿过荷塘那一两里长长的路,并非不害怕,特别是走过华严寺西墙外那阴沉沉的一塘浓绿,虽然自我吹嘘胆大,其实,就是跳出一只癞蛤蟆来,也会把我们吓跑。因为那塘里曾捞起过一具女尸。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即使像宗湘若那样看到了“满湖佳丽”,也不敢去荷叶覆盖下寻找“荷花三娘子”,因为那“满湖佳丽”就会被我们看成一群女鬼,吓得飞步逃窜。可就是这样的胆子,还是被这《三侠剑》迷得每晚必去。不过,这位关师傅第二年就因“白面”(毒品)瘾发作,坐死在高丽人开的烟馆旁了,那是通州大关庙前西街西口的一家店铺,原本是一家杂货店,日本鬼子来了才变成了烟馆。他是没有钱再买“白面”了,也走不动了才坐在那里的。好心人在他跟前放了一些钱,我和我的小伙伴,也曾凑了几毛钱和两个烧饼送给他,他只睁开眼看了看我们,摇摇头。在那年月,“路倒”,是极普通的现象,只不过多数人是饥寒交迫而死,而他却是个“瘾君子”……
我仍然相信,“武侠”终究是古代小说的“末流”,也深深敬服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产生“侠义派”小说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既一缘文人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及公案》)然而,这毕竟是我童年的“精神生活”,或者说记忆的烙印。对于鲁迅,童年的有些回忆,是使他感到压抑和痛苦的,如老莱子娱亲和二十四孝之类。这是一位伟大文学家儿时的敏感。所以,他在30年代看到一本“极粗糙的《儿童世界》”时,都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看第一页,看那题目‘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的幼稚的审美的天性!”(《朝花夕拾·第二十四孝图》)
我和我的小伙伴,虽生活在鲁迅看到的《儿童世界》的时代,却又是没有《儿童世界》可看的群体里,所以,“给我们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的,却只能是这河沿的“娱乐场”!不过,我想,这里尽管没有什么能满足我们的幼稚的爱美的天性可言,可比起受着严格封建教育的儿时鲁迅和他的小同学们,我们有着更多的愚昧的“自由”,即使是《三侠剑》的评书,也还是激发了我们崇拜侠义,铲除人间不平的幻想。
自然,对我来说,当时最崇拜的还是三国的关羽。即使在通州,作为尊神,他的庙宇的香火久盛不衰,超过了一切佛道寺观。我家附近东南城墙外,护城河旁,就有两座大庙:一曰三义庙,一曰关王庙,都供的是以关羽为中心的刘、关、张尊神,而北向城中心,庙门高耸,与鼓楼相等的大关庙,是通州最大的一座庙宇,即关帝庙也。关老爷受到通州人的普遍尊崇,天天都有香火。普通百姓有什么苦难,都向关老爷诉说,请关老爷主持正义。这大概是北方习俗的传统。明清以来,历代帝王都不断地对关羽加封,直到“大帝”。而关公扶困显灵,又多有民间传说。《聊斋志异》就辑有两三篇关爷显圣的故事。有些地方还有关老爷当过财神爷的传说。这在我们小伙伴中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总觉得,义薄云天的关老爷,身高八尺,面如重枣,颔下美髯飘洒,胯下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在古城砍下了老蔡阳的头,何等的英雄气概!他怎么能和“发财”有关系!不过,通州的关老爷,别的任务确实不少。譬如每逢干旱季节,大关庙就会有特殊的“香火”,那是为了乞请关老爷帮忙求雨。可关老爷不是龙王爷,不能越俎代庖,通州人却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说,五月二十三,是关老爷的磨刀日,青龙偃月刀,乃天上人间的“神刀”,只有普降甘雨,才能磨快这诛尽天下不平的宝刃。雷公,电母,龙王爷,有谁敢不给关帝爷的面子。这样,地里的庄稼也就借光,得到滋润而驱走旱魔了。
我是赶上过一次五月二十三磨刀节的。大关庙盛况空前,四乡农民都赶来参加关老爷磨刀盛典。庙里庙外挤得水泄不通,那时我已从通师附小退学,上了父亲的私塾,就在大关庙的后院。这一天本是放假,但我却因为和二哥吵嘴,打了他一“飞镖”,伤了他的牙,怕挨揍不敢回家,就赖在看庙的王大伯处,晚上王大伯还是撵我走,我只得混在大殿等待抬水箱的大哥哥群里,睡在大殿神像足下。大殿上虽然点燃着几盏大“气死风灯”,灯火通明,也看不见神像面目,但我仍然不敢面对周仓。大关庙正殿塑像五尊。正面座像,自然是关老爷,虽然圆睁丹凤眼,气势威严,因为它是我的偶像,我并不怕它。立像的四尊,分立南北。南为关平、周仓。北是王甫、赵累。王、赵是文臣,关平是白面青年小将,它们虽高大却并不令人生畏,唯黑脸周仓,面目被塑造得有些狰狞,活像城隍庙里的判官。但这一天,却是人多可以壮胆。我就睡在它的脚下,看不见它的脸,也就无所畏惧了。
五月二十三,是关爷磨刀的正日子,凌晨四五点钟,还没等磨刀节开始,天就滴起雨来,这可让睡在大殿里的大哥哥们兴奋起来。他们都是四乡选出来的精壮青年,在那个年月,他们面无菜色,想来都是乡里的有地户。他们四个人一组,抬着八个救火的唧筒水箱,一个水箱总有七八十斤,再加上水,就得有一百六七十斤,在大锣大鼓的敲打和众人震耳欲聋的吆喝声中,他们抬着水箱,一边用唧筒泼洒,一边奔跑,从大关庙正殿出发,沿着西街,奔到东口,再转向河沿,洒完了水,奔回大关庙,活动完成。我不清楚这种祭告关老爷磨刀的仪式是各地都有,还是通州所独有,也没有听明白他们吆喝的是什么?据我现在猜测,那大概是吓唬旱魔的,或者是吆喝给龙王爷听的。那内含的意思,无非是五月二十三到了。赶快下雨吧,缺了水,关公爷会发怒的:尽忠守义,扶正祛邪,这是关老爷为人为神之道,只不过,这次却不见灵验。本来仪式开始时,还有小雨下着,不料抬水箱奔跑的队伍,才到西街东口,雨就停了。然后就是大晴天。大家很失望,但没有人敢埋怨关老爷。按我当时的想法,一定是龙王爷那里出了毛病。在《西游记》里,龙王就惹得孙悟空大闹龙宫,在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四海龙王的子侄亲属,就有好几个龙妖成精,拦在途中想吃唐僧肉,给孙悟空制造了很多困难。
所以,我崇拜关公依旧不变。这应当说是从灯下给母亲读《三国演义》留下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直至上大学读中文系,关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与评价,也渗透着幼时的感情色彩。1959年历史界出现了为曹操翻案的思潮,而对《三国演义》,却称之为“曹操的谤书”并给以全盘否定,我所以“挺身而出”为《三国演义》辩护,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有着忠义关公的影响。我虽然对它的“忠义”观念作了解析,但仔细想来,仍然是赞扬多于批评。譬如在《三国演义》里的关羽的形象一文里,就有这样一段字斟句酌的文字:
身在富贵之中,美女金帛不足以动其心,高官礼遇不足以移其忘。新恩虽厚,旧义难忘。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专注在那存亡未卜,穷愁破败的结义兄弟身上!生则“不可背之”,死则“誓以共死”,“愿从之于地下”,效羊角哀左伯桃之义。最后终于挂印封金斩关夺路而千里独行。光明磊落,来去分明,完全实现了“降曹”时的诺言。《三国演义》作者在历史人物关羽的性格里生发出和概括进这样的内容,这就深化了关羽重然诺、讲义气的典型意义。
(见拙著《沉沙集》第112页)
这虽是对小说关羽形象的描述,却也带着一定的感情色彩。此文当年在《文艺报》发表后,有一次去中国文联礼堂开会,见到了老舍先生,老人家主动和我谈起对《三国演义》关羽形象的看法。大意是说,在《三国演义》里,他最不喜欢关羽这个人物。关羽刚愎自用,骄傲得不可一世,守荆州不听诸葛亮忠告,同东吴关系搞得那么糟,不顾大局,坏了蜀汉大事,所谓“大意失荆州”,最后只落得孤家寡人“走麦城”被活捉的结局。我听得出,老人家虽然没有明确谈到我的文章,却显然不同意我的某些看法。我虽在60年代《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与2006年论四部古典小说选集的《沉沙集》的此文里,吸收了老舍先生的意见,加强了这方面的分析,却始终舍不得删掉上面引的这段文字。我想,这就是通州的关老爷(也包括《三国演义》)给我幼时思想意识中留下的“遗产”。
几十年来,留在我儿时记忆里的往事多多,通州就是我的故乡,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家祖传老屋被“征用”时,我家却被定性为武定庵的“久居户”!根据是,北京市规定,只有十代相传的住户,才是“原籍”人氏,我家“始祖”李应虎,是清乾隆年间作为通州州府衙门的师爷来此落户的,传至我和堂侄,不过第八代和第九代,因此,只能算“久居户”。于是,自那时起,我在党员登记表和干部登记表上,都只能改写成“祖籍浙江绍兴,久居北京通州区”啦!
在乍一听到小弟传来的消息时,我曾写过一篇《原籍》(见拙著《冬草》)的短文,讲到自己内心的惆怅:我却生在通州,长在通州,即使在改革开放中已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激变,对我来说,那幼时深印在脑际的“故土”,仍历历在目,难以淡忘:“思乡的蛊惑”,“旧来的意味留存”,总是人所难免的吧!可在我,这追忆的“热土”却成了“久居”的异乡!
1951年寒假,我从青岛回来,那时国家百废待兴,破落的通州尚无多大变化。1951年夏天,小弟来信说,他在参加义务劳动,全县人都参加义务劳动,填平了纵贯全城的臭水河。“河沿”没有了,我想这大概是受到老舍先生《龙须沟》的启发吧!我没听说过这条臭水河有过龙须沟那样的危害,相反,每逢大雨季节,北京的大水,都从这里泄入运河,只不过,它确实是通州城的一块癞疮疤:百病之源。新通州的建设大概也从那时开始,臭河变通途,原来汉奸殷汝耕未建成的废第早已被拆除,北面的戏园子、说书场也已不存在,取代它们的,是县区政府的各机关,百货大楼、电影院、剧场。记得90年代初,我曾应邀和通州老乡高占祥、刘绍棠同志一起,参加过一次土特产展销会,这条坦途的长街,就是各色吃食与干货热闹非凡的展销地。那占据了东南城角的荷塘群,早已因水源缺少而干枯,即使还留有些许水面,也是只有丛生而并不茂盛的芦苇,最后终于到了武定庵、水月院、三官庙全部拆迁的时刻,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拜会过幼时的小伙伴张宝珍,那时他已是武定庵我的伙伴中仅存的硕果;21世纪开初至2002年,我的小弟,还不足65岁,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一日外出,从此走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经警方多方查找,登报寻人,至今杳无音信。通州曾经是一个京边繁华的小城,只因为它是清朝盛世漕运码头的终点,通州今天的繁荣,早已同运河漕运无关,通州今后的更加繁荣,是因为它在北京三大卫星城中占据首席。
我的“异乡”的思乡的蛊惑,确实已完全是记忆中的旧来的意味留存,与今日通州蓬勃发展的现实无可联系了,但对我来说,它虽已不是我的“故乡”,但那儿时记忆,总是难以淡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