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几十年的流血奋斗，都错了，首先那共产主义启蒙者们就错了，他们不该放弃“国民性改造”，而去搞一场领导人民搬走三座大山的革命。什么是“国民性改造”，不是几句话能解释清楚的。但在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确有不少学者提出过这个问题，包括鲁迅在内，他在《呐喊·自序》里谈他弃医从文的理想时，就说过，对于“愚弱的国民”，“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但是，到了“五四”前后，他却已经认识到：“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13]虽然这还是进化论的观点，鲁迅却已深知，人们首先需要的还是生存与温饱。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的精神是由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包括所谓“国民性”“民族弱点”，则必须首先从事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工作。那就是要变革生产关系，进行社会革命，而且即使进行了社会革命，要改变人们陋习陋俗，亦即国民性之类，也还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战斗任务。
如果按照“新启蒙”者以上的说法，历史岂非完全颠倒了，从文化方面来讲，毛泽东固然错了，连鲁迅“五四”以后也走错了路。《新启蒙》的主编，对鲁迅就有过这样的评论：“从《二心集》开始，鲁迅虔诚地接受了被他认作是党的理论家如瞿秋白等的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不少文字带有特定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色彩。例如，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以及对大众语和汉字拉丁化的意义等等，都留下了这样的痕迹。……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的新的升华。他最后发表的那些文章：《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等，写得既沉郁又隽永。”
谁都知道，《二心集》，连书名都是鲁迅为了反击敌人的恶意诽谤而起的。当时，由于鲁迅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一些反动文人讥讽他为“投降”，作《文坛贰臣传》加以攻击，鲁迅有意利用敌人的诬蔑，反其意而用之（同时也是仿照《三闲集》之例），把自己1930—1931年的文章结集，题名为《二心集》，以表示自己与“熟识的本阶级”彻底决裂的革命情怀。《二心集》的著名文章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鲁迅自己后来还曾一再向人表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14]；“比较好一点”。[15]那又是什么时代呢？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只透露了他写稿的处境：“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剩下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至于1930和1931年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件，这是人所共知的。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红军江西根据地发动连续的军事“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公然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大片国土，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对外投降，对内则加紧***专制统治。同样，在文化方面的反革命“围剿”也日益加剧。1931年2月7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又秘密杀害了“左联五烈士”，而鲁迅也在他们“通缉”的黑名单之内。《新启蒙》的主编，是熟悉鲁迅作品的，他难道不知道《二心集》是写于什么样的环境？那么，他所历数的鲁迅不能“超脱”的“遵命文学”、“‘左’的思潮”，不也正是鲁迅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与各种反动文艺思潮进行斗争开拓的30年代革命文学之路么？如果这些斗争（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就这样被这位主编轻轻一笔全部抹杀，而且抹杀的又正是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后期的光辉思想和战斗，中国还有什么左翼十年的文艺史！何况在左翼文艺运动中，要讲反“左”，不也恰恰是鲁迅提出了正确的批评么！《二心集》中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关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对“左”的思潮的批评，都何等切中要害。他深刻地指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初期，“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6]“倘若不和实际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17]他在1930年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上，甚至还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警告：“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18]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鲁迅对战友的这些批评和警告，才把左翼文化运动引上了正确的道路，使它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
至于这位《新启蒙》的主编所赞赏的所谓鲁迅的“超脱‘左’的思潮”，“表现了精神上的新的升华”，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仅仅在写《女吊》（9月19日～20日）一个多月以前，鲁迅不是还在那里义正词严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8月3日～6日）么？而在写《我的第一个师父》（4月1日）的两个月后6月9日的那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热情赞扬：“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他则毫无“超脱‘左’的思潮”的悔意，反而自豪地宣称：“‘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其他如《半夏小集》，以及稍后于《死》、《女吊》的那组《立此存照》等等，那对黑暗与丑恶的决绝的态度：“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19]这与《死》中所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有什么“精神上”的差异？
我以为，有意的歪曲，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惯用的伎俩，但在这位《新启蒙》主编这里，把他所谓的“超脱‘左’的思潮”，“表现了精神上的新的升华”，放在“直到”鲁迅“逝世”前，这又在歪曲中夹杂了几分侮辱和诅咒。他似乎在说，鲁迅终于在逝世前对自己的“左”进行悔改了。这倒未免使我想起了这位主编在50年代写的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我只选两篇为例，一篇题名为《纪念鲁迅先生》，文中也曾有这样的词句：“从他入路矿学堂和水师学堂求学时代起，直到他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人民用肯定他伟大战绩的‘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在他的灵榇上止，他没有松懈过片刻。这种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同火把一样燃烧在他全部的人格里面，使他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的前列，成了披荆斩棘的革命先驱者”，他“向旧社会垂死文化做着百折不挠的殊死战，把文学事业和人民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此文还引了毛泽东同志评价鲁迅的名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