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在武昌租的房子，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里边只有一个天井。说它是天井，倒也名副其实，站在院子里看天，真像《庄子》所说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院子没有内外之分，很不成体统，不像个样子。后来搬到黄土坡，天井比较大一点，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习以为常了。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如果我要再大几岁，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父亲很重视学外文。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除了管吃管住外，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可是我岁数不到，没有办法。附近也有小学，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他们很不放心。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不过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读熟了能背就行，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母亲监督着我们读，读熟了向她背，能背就行。遇见母亲不认得、念不出的字，就记下来，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用这样的办法对付，我读完了《书经》、《易经》，还开始读《左传》。
照他们的计划，父亲还要经常出题，叫我们作文章。实际上只作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游洪山记》。住的地方黄土坡，离洪山不很远。我们家的厨师，经常带我们到洪山去玩。有一次在洪山碰见一个洋人，带着一条洋狗，那条洋狗见着生人就乱咬，我的腿也被它咬了一口，并没有大伤。我们的厨师带我去找那个洋人，那个洋人拿出了几毛钱，我们不要，我们说，我们并不是为这几毛钱，只是要警告你，你的狗不能乱咬人。回家以后，我把这些情况说了，父亲大加赞赏，说这种态度很好。
我和景兰各写了一篇《游洪山记》，无非是描写了一些风景之类。父亲一看说都不行，不值一看，他说写这类文章，要有寄托，要能即景生情，即物见志。他也写了一篇，作为示范。原来太平军围攻武昌的时候，湘军将领罗泽南率领一支湘军来解围，他冲破了重围，已经冲到城墙跟前，喊叫城内清兵开城门出来接应。可是城内清兵拒不开城门，既不敢出来接应，也不敢让他们进去。太平军又合围了，就在洪山下边打了一仗，湘军败了，罗泽南也阵亡了。父亲作的游记，就借着这件事情发挥，说人应该有大志，做大事，不能仅只游山玩景，白费了有用的岁月，如果如此，那就要为山灵所笑。
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做的事，他也要我们做。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下身长裤，也是浅蓝色。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做了一套。还教我们唱《学堂歌》。《学堂歌》是张之洞作的，当时大、中、小学堂都唱。歌词开头说：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
下边分说当时所谓各种新学的要点和意义，有些现在看着是很平凡甚至是错误的。有一段讲地理，说：
中国圆，日本长，同在东亚地球上。
讲历史的有这两句：
论乡贤，屈原尚，忠言力谏楚怀王。
后来我上大学以后，读到《荀子·成相篇》，才知道他这歌用的是《成相》的调子。他大概以为《成相》是楚国的调子。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
父亲和母亲订的这个教育方案，对付了几个月，又出问题了。父亲得了一个兼差，被派跟着粤汉铁路的勘测队去勘测粤汉铁路的路线，名义是“弹压委员”，实际的职务大概是替勘测队办一些同地方上交涉的事。这个队一直勘测到湖北跟湖南交界的地方，就回武昌了。回来不久，又被派当川汉铁路勘测队的弹压委员，跟着勘测队勘测川汉铁路的路线。这两条铁路都是张之洞新政计划的一部分，可是从我父亲回来以后，就没有听说下文了。粤汉铁路一直到抗战开始才刚刚修成。川汉铁路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导火线。一直到最近几年才修成由汉口经过襄樊到重庆的铁路，人们现在可以从汉口坐火车直达重庆了，这也就是川汉铁路了。
这都是以后的事，我父亲当时参加了这两条铁路线的勘测工作，写了几大本日志。他当时所勘测的川汉铁路路线也是经襄樊的，他在日志中写有一些按语。其中有一段是讨论在襄阳设火车站的问题。他提出了关于设火车站的位置的几个方案，指出这几个方案各有利弊。按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