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理清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需要有哲学家气质的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些研究生、博士，只懂些洋八股。人在中国，说的却是西话。学院的教育方式，是把天才和无才者都造就成中下等的画家。庸才循序渐进，天才则是跳跃性进步，但他们同在一个班级，按同样的教学进度，结果多数被剪成了冬青树，一样高。
20世纪所有的外来艺术种类，版画、油画、电影、电视甚至包括体育，都只有名人和明星，没有诞生真正的学者。田汉被称为电影的保姆，也是个好诗人，《关汉卿》可代表七十年来话剧创作的高度，但他不是最好的学者。因为当时留学海外的那批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富家少爷，在国外游学，没读什么书；一类是穷学生，闭门读书，志在拿文凭，好回国当教授养家活口。他们的知识结构都有严重缺陷。晚清的中国书画看似繁荣，其实创造力衰退，全靠五根柱子撑起门面：任伯年、赵之谦、虚谷、蒲华、吴昌硕五位，还有陆恢可以算半个。应该说晚清有五根半大柱子。所以我说晚清书画的柱子比房屋高，柱子一拆，你看房子其实很矮。当时蔡元培、康有为主张学生到西洋学画，试图改变我们文化中陈陈相因的东西。可是当年出洋留学的学生，大都家境贫苦（如李毅士是木匠出身），没有国学根底。那些进了法兰西学院或英国皇家学院学画的留学生，如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等都没有完成汉文化基本教育。只有李铁夫是个例外，他属于知识分子出身，中国文化修养较好，未留下学术著作，不被重视，作品流失，留下的不到40幅。抽象画高手吴大羽堪称油画家队伍的排头兵，无史论专著传世。
二
话说回来，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也不能要求那些留学生放弃学院教育，在国外的胡同里乱转，或去找凡·高式的老师，都不现实，凡·高本人也未被公认。倒是刘海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美术》杂志上，肯定后印象派塞尚、凡·高、高更的地位与作品，令人惊奇。多数留学生学术视野狭窄，埋头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是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源头的西方文化，大半成了工匠。这批人回到中国当教授，又教出一批技术工匠。这些技术工匠又走进中国的中小学当教员，教出无数的徒子徒孙，终于把中国的传统书院曾经拥有过的长处，和父子、母女、师生相传的美术教育体系完全推倒。这一过程，典型地反映了殖民地急于西化带来的副作用。我说书院有长处应当肯定，并不反对改进提高，只是不宜一棍打死。今天重办书院并不难，可惜找不到马一浮、熊十力、蔡元培式的导师，奈何！马老抗战时办的复性书院后乏经费，无疾涅槃。20世纪80年代，冯友兰、梁漱溟等在京创建的中国书院，匡亚明在南京开办的江南书院随着主持者逝去而无声息；学生中学者罕闻，又与美术史无涉。
1923年，刘海粟提出用西画作为中小学美术教材，吴研因等先生反对无效，受蔡元培支持推广。国画人才逐渐减少，国画不被人重视。民国年间的国画家生活清苦，像吴昌硕、任伯年这样的大师，作品主要依靠上海的一些买办和日本人收购，勉强维持生活。其他画家的收入可想而知。今天是中国历史上国画价格最高、画家也最多的时期，同时也是没有大师的时期。
说说大师。我认为20世纪堪称书画大师的，有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关良、傅抱石、潘天寿、吴大羽。这个名单已经够多了。事实上，只有黄宾虹和齐白石真正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张大千的绘画过于聪明，藏巧薄于清新，有许多表演的成分。可以预言，21世纪前四十年不会产生大师。这是一个浮躁的年月，晚会、追星等等非积累性文化的世纪，港台流行文化、戏说、言情之风盛行，中华民族真正的风骨无从表现，传统文化衰微。可以用一句话表达这种现状：会说外文的人比懂文言文的人多几千倍。可文学翻译高手又青黄不接，传统文化的大师已经没有了。有人反对此说，认为饶宗颐、季羡林是大师，斗胆敬答：他们是良师而格局不大，原创力和思想深度略输华彩。享有优越时空，对手弱小，无人挑战，或许二老会感悟到盛名背后的寂寞与空旷的忧伤。饶翁更扎实，会当如此！我认为，未来的大师必须具备下面这些条件：1.提供前无古人的审美方式和审美内容；2.形成学派，在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3.必须反映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悲欢。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具有世界性威望。附带两条：一是反对复古，但知古、通古、出古；二是西学中用，真正知西、通西、化西。
三
所谓拿来主义，就是以中国写意文化为主导，吃掉了消化了西方，才叫洋为中用。如果还能看见西方的痕迹，那叫抄袭西方。罗汉是印度雕塑，汉代传入中国，过了800年，就变成了真正的中国雕塑。汉唐这样异常强大的王朝，接受外来文化，都是吃掉消化掉对方，为中国人如何接受外来影响树立了典范。20世纪，中华民族没有汉唐的强大肠胃，又过分羡慕西方，有些人把向西方学习看成救国的路径，主体观念淡漠。再加上信息频繁，消化过程短促，在历史上挨打多了，穷怕了，胆子被整萎缩了，加上非艺术因素干扰艺术，艺术家浮躁和急于求成、热衷名利等等，都影响了对外来文化的正确吸收。
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几个典范。第一个是鲁迅。鲁迅最难懂最深邃的作品是《野草》，虽然有屠格涅夫、波德莱尔、裴多斐等外来影响，但却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货，并一步到位，未经模仿变成世界经典。
第二个是黄宾虹。用“明一而视万千”的方法，吸收了印象派对光与色的处理（七种墨法有几千种色阶，对表现的景物随意拉远推近等），但画上毫无痕迹。这是因为鲁迅、黄宾虹两位中国文化功底强大，足以消化对方。
第三个是关良。从中国戏曲的肩膀上开步走，用重、拙、辣而非一波三折的传统用笔改造了西画的线条，写出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在改造西画上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他的风景画吃掉了后印象派三大师，野兽派的马蒂斯等，童趣稚拙，以少胜多，闪现老辣和自信。在画戏之外，开辟第二战场。但由于流传未广，尚未被画坛内外珍视。关良的格局较小，产量不多，加上戏曲观众老龄化，年轻人对戏曲大都疏离，谈不上深入画境，关老只能算半个，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两个半。
四
20世纪中国艺术的最高成就就是书法。这些书法家有如下共同点：1.他们都是19世纪诞生的；2.他们在碑学的晚霞中造就了自己；3.他们的代表作大多在抗战前就已经完成；4.他们从本质上记录了20世纪上半段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代表人物有沈曾植（我称他为王铎后“三百年来第一人”，此话被钱仲联先生引用和肯定）、康有为、于右任、弘一、鲁迅、徐生翁（一辈子待在绍兴，1960年去世）、马一浮、谢无量、林散之、高二适等。
书法为什么能够一枝独秀？因为没有受到外来干扰，传统没有中断。20世纪唯独高级书法是文言文化，其他都是白话文化。历史告诉我们，吃文言文吐白话文的人成就最高，吃白话文吐白话文的人都没有世界影响。因为他们文化的根被割裂了。将来，书法不会消失，但名利场上也不可能出现大书法家。书法大师——主要靠学术维持，比如在大学任教。
五
抒情书法，有书家名字的书法作品，以《兰亭序》为第一。因为它洞察了生命的短暂，由无可奈何而主动顺应规律，得到解脱的人生智慧。山川秀丽，百姓疾苦，个人悲喜，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第二个高峰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因为作者下笔时忘记了技巧，直抒胸臆，不知自己在写字。动乱、衰病、生死无常都同时喷射了出来，提示伟烈人品的魅力推进了不凡的艺术奇迹，形成高度修养与即兴灵感的完美结合。
第三个高峰是杨凝式的《韭花帖》，反映了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与良心的冲突，表层的玩世不恭与深层痛苦铸成了二重唱。其同咏叹了地球上古老的矛盾即做好人与过好日子的冲突，中外无异，可惜西方知音不足一亿分之一。
第四个高峰是苏轼的《寒食帖》。天才与打击怒目而视，后来摔跤，天才险胜，在打击快要倒下时，看到老子、孔子、墨子、庄子、陶渊明、释迦的微妙笑容，“无奈”出场，拉开天才，双方保住了面子；而天才的千姿百态，已显露无遗，结局高于大获全胜。黄山谷说李白达不到此境，实话实说，公正且有远见。谪仙之才或胜坡翁，虽自伤不遇，真去救国，未必高于同时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幻想太多，也能误国。他的政治阅历浅，对民间疾苦同情，往往用仙人的望远镜从云头上去遥观，体悟不及苏长公深广。对统治者的认识也浅。苏做地方官在治水等方面有经世致用的作为，抱负大，落差大，丰富了艺术。
最后一个是弘一的绝笔“悲欣交集”这四个字，最后又有了火气，当然与早年的火气不同。生命感悟，不听话的手，打破弘一体的僵局，萌出新机，凡人味十足。
我们只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死了人，还未清算战争对中国学术和书法的严重伤害。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罪恶，第一是把中国书法碑帖结合的伟大序幕扼杀了。
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以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为核心的中国哲学的组建工作。这种尝试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走向：以《易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为主体，加上儒家的仁爱、自省，道家的清虚、冲淡、契合自然，佛家的破我、破执，禅宗的空灵，墨家的兼爱，提炼出东方辩证的精神为民族精神。由于侵华战争突起，哲学建设中断，先师们失去提升思维完善自我的内外条件，局限妨碍了“五四”后中国新哲学的诞生。同时，引进来的外国哲学来不及扎根就枯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未能阻止中国封建意识的严重后果，没能从实践上真正指导生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抛弃本土思想的精华，聘请外国导师而能诞生自己的哲学巨人。外来哲学必须与本土哲学结合，生下根来。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文化造成的大破坏，从来没有得到清算。
六
大师具有凡人的诸多软肋，作品的不足之处，一如美女脸上的斑痕，引人注目。弱点被利益集团粉饰便成经院哲学的偶像，阻止或压制新学说新思想的萌芽壮大。笼统过头的批判，伤害人们的独立思考、民族自信与承受力。旧偶像扫地，断层真空容易被新偶像钻空子，以极端替代辩证。
清代残酷血腥的专制，愚民政策制造的模式化麻木臣民，如鲁迅小说杂文中痛斥的国民劣根性，比暴君更可怕的暴民，离他渴望出现的张扬个性而显精神力量的人物甚远，“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的根治，百年树人未必奏效。爱国的思想者于“五四”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民主胚胎，三权分立生死原因，中世纪政教合一漫漫长夜对人性的摧残扼杀，殖民主义在欧洲以外广大地区的杀人越货（包括土地占有）史，谈不上全面介绍，使国人知之甚微，和农民更不沾边。论证启蒙运动以后的民主，忽略了她从血泊中和人民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的经过，彼邦现实矛盾的客观存在，解决矛盾是民主发展中的原动力。王爷及冬烘大臣们祭出瞒和骗的老处方，喻为洪水猛兽，百般丑化，攻其一点，不及其善；不必强求那时的宣传家们有透视西人自身还没有把握的科学史观，放弃偏见，完整有机综合地说清往事，拿粗浅幻想的完美作为战壕自卫，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个别论客鼓吹“月亮是西方的圆”违反事实，助长殖民地式崇洋意见的孳生。专制与民主如果经得起比较，则辛亥革命不会成功，张勋复辟不会昙花一现，12天迅速倒台并被老百姓忘记。即使在欧美，同一民主旗号下绝无雷同，差别万岁！
时间对大师地位的升降浮沉作用不可低估。自称为“大师”的小丑是一定土壤温度下的过客，自生自灭。大得出奇小得可怜的地球村里，难题之一是美德与才华的增长中如何减少阻力给以春风，不致发生负淘汰，对此，人人有责。一切有理想的学人，无论是否大师，在创造作品时，要贯彻始终地想到一百年几百年内如何不被淘汰，垃圾论著势必锐减，对当下及后代功德无量！
美容院最多的地方没有美女。
大师过多的岁月没有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