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等贵贱”意识的矗立与张扬
中华远古文明有着原始平等的风俗和行为实践。《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葬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用。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普遍施行的远古时代，天下是人们所公有的，人们也一心为公，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人们不只是亲爱自己的双亲，同时也亲爱别人的双亲，不只是关爱自己的子女，同时也关爱别人的子女。这是一个没有亲疏、贵贱、厚薄区分的原始平等的时代。
可是到了夏禹传帝位于启，则开启了“家天下”的时代，秦始皇之所以以自己为始皇，是希望天下政权永远由嬴氏子孙执掌，传之万世而不朽。与“家天下”或“私天下”相映衬的是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的确立。据《周礼》等文献资料记载，西周之制，官自一命至九命，命数多者为高，如天子之三公八命，下士一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官僚制度的发展，“秩”始与官吏等级相连。当时“秩”或指官吏的禄，如《荀子·强国》：“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或指职，如《左传》文公六年：“委之常秩。”后专指官吏等级，以计俸禄。曹魏设官品九品之制，一品为高，九品为低。“品”与“秩”并行，官吏皆品、秩兼备。西晋至南朝，沿用此制。如晋三品将军，秩中二千石；光禄大夫，品第三，秩中二千石。九品之制制定以后，在九品中逐渐出现划分等级尊卑的界限。而晋命五品以上官的子弟入国子学（见国子监），五品以下子弟只能入太学，以别贵贱。北魏定族姓，最低的官品界限是第五。北齐礼仪之制，三、五、九品礼数有所不同。隋唐职官三品以上为贵，五品以上为“通贵”，故有“九品以上官卑”、“五品以上官贵”之别。唐高宗撰姓氏录，规定官品第五以上者得为士族。
一些思想家对区分贵贱尊卑的礼制大加推崇，也大大强化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如战国时的荀子就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毂禄多少厚薄之称。”（《荀子·荣辱》）荀子还说：“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有人也，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是奸人之心也。”（《荀子·仲尼》）这里荀子把维持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看做是天下通义，是不可更改的。如果有人处在卑贱的地位而不甘于卑贱的地位，那就是在破坏封建等级制度，是所谓的“奸人”。
先秦时代的墨家对爱有等差的儒家仁爱学说作出了自己的批判，认为“今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都是因为实行等差之爱，而不能实行兼爱所造成的恶果，解决这种局面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只有兼爱才能造成“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局面。墨家希望以兼相爱交相利来解决各阶层、各等级之间的怨恨与仇视，提出了“贵不傲贱”的命题，但是墨家并没有提出否定等级贵贱制度的设想或方案。
秦以后的农民起义，以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为目标，向往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陈胜吴广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领导农民起义，迅速获得广大农民的响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蕴含着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等级压迫并不是天然合理的。
张角于东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创立了太平道。太平道为我国道教的早期教派之一，以推翻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建立太平社会为己任。其主要特征是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以“中黄太一”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张角到处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传言并发动了黄巾起义。起义时，张角军皆头裹黄巾（黄天的象征），时人称之“黄巾军”。起义后，张角依据《太平经》中关于“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气极，然后歧行万物治也”的理论，自称“天公将军”。他还根据《太平经》“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自称大贤良师，为太平道的总首领。《太平经》从万物与人都具有“道性”的认识出发不仅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平等，更突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它以神的权威，劝诫和警告昏君和贪官污吏，谴责他们的贪婪，不劳而获和残暴等行为。要求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建立一个人人劳动、周济贫穷的平等社会，并将平等与太平联系起来，指出：“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火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只有扫除人间不平，才能达到天下太平。
北宋末南宋初，钟相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继承并发展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和主张，得到各地农民的迅速响应，起义队伍不断扩大。起义队伍内部互称“爷儿”，体现不分贵贱的平等关系。对官吏、豪富之家，则坚决镇压，并通过“劫财”剥夺富室财物以实现“均贫富”的主张。钟相在起义之初就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46]他比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增加了“等贵贱”的主张，由经济分配上的平均发展到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的平等，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了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目标，钟相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他认为缴纳赋税、承担差役都是政府对百姓的剥削，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因此，他规定，起义军内无须缴纳各种赋税，无须承担各种差役，无须遵守南宋官府的各项法律。
然而，钟相对于“等贵贱，均贫富”的理解还是存在偏差的。他所理解的“均贫富”就是劫财，劫富济贫，他没有看到不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才是不平等的根源之所在。这当然是由于他的认识上的局限所致。此外，钟相建立“楚”政权后，依旧没有跳出建等级制度的牢笼，他自封为王，将妻子立为王后，儿子为太子。钟相死后，杨幺又建立了大圣天王政权，自称“大圣天王”，并立钟相幼子钟义为太子。二人也是身居高位，讲究尊卑有等。
总体上看，钟相杨幺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是对王小波、李顺的“均贫富”口号，方腊的“法平等”口号的进一步发展，它明确表达了农民阶级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革命要求，表征着农民阶级道德意识和权利观念的苏醒，也是农民阶级道德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对宋元时期的道德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3.“杀尽不平方太平”主张的提出与意义
元朝末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富豪权贵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而贫民百姓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备受欺凌。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的歧视，而这种体现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歧视则导致了汉族人深深的不满，以及蒙汉之间的隔阂。许多汉族人将元朝视为外来政权加以反抗。而这种长期积蓄的不满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日后推翻元朝统治的强大力量。
百姓深感世道不平，希望打破元朝统治者的剥削统治，他们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民谣：“贫极江南，富誇塞北”，“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47]在人们的心中点燃了反抗的火花。刘福通、徐寿辉、彭莹玉等分别在各地领导起义。刘福通率起义军攻下朱皋后，即开仓赈济贫民，一时之间，数十万人纷纷响应。他们反抗元朝统治的行为受到了贫民百姓的热烈拥护。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显而易见，人们参加红巾军起义反抗元朝统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觉得世道不公，财富分配不平等。
宋元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荒淫，以及他们对于贫苦百姓的残酷欺压和贪婪剥削，导致了自北宋初至元朝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在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都提出了平等的道德要求，应当说，这是被统治阶级道德观念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反映。但是，他们的平等主张还基本上局限于财富的分配领域，所以他们起义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劫富济贫”。他们没有看到，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的生产关系才是这种不平等的真正根源。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对于平等的追求相较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第三节 “卫我河山”与民族战争中的忠勇正义行为和气概
宋元时期，民族矛盾此起彼伏，民族战争频繁不断。战争是军人之间智力、勇力和指挥、兵器之间的较量，也是伦理品质和价值观念之间的一决高下。战争有自身独特的伦理内涵和意味，战争中奋勇杀敌的勇毅行为受到肯定，特别是属于正义的一方总是能够获得更多的道德认同，即便战败，那种宁死不屈的气节总是能够深深打动人们的心灵，包括征服者有时也掩抑不住对威武不屈之人格操守的敬佩。宋元时期，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这一时期道德生活的楷模典范，产生了巨大的伦理道德效应和影响。
一、宋夏、宋辽、宋金战争中彰显的忠义行为
北宋时期，宋与西夏、与辽、金发生了多次战争，南宋与金、与元亦是战火不断，虽然宋政府在“守内虚外”方略下致使多次战争以兵败求和、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但还是产生了一批英勇作战、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他们挺身而出、奋不顾身的行为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斗争士气，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两宋政权，他们的行为甚至受到当时敌方人士发自内心的称许，说明各为其主的担当意识和忠勇行为有自己独特的伦理价值。
1.范仲淹西征戍边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党项族首领李德明病故，其子李元昊继位。他继位不久便攻占了凉州、瓜州、肃州等北宋的边城，并继续向北宋进军，陈兵10万。与此同时，中止了与宋朝的臣属关系，改国号为大夏，李元昊自称大夏皇帝。至此，北宋西北边境防务吃紧，出现了战云密布的紧张局面。宝元二年（1039）至康定元年（1040），西夏两次大举进犯，西夏军逼近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将范雍束手无策，只好紧闭城门不与出战。范雍派人求援，援军在三川口陷入重围。死伤无数，延州孤立无援，成了一座陷入西夏军重围的孤城。三川口战事的惨败使北宋朝廷十分震惊，宋仁宗大怒，几次换统帅也无济于事。后来，仁宗采纳了宰相吕夷简的建议，令范仲淹官复原职，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兼知延州。范仲淹一到延州，先视察边防备战形势，深入分析宋夏两方的军事斗争情况。范仲淹通过调研认识到宋军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不强，而且山路崎岖狭窄，车辆难行，辎重运输十分困难，一时难以抵御骁勇剽悍来势凶猛的西夏军，一旦轻举妄动，必遭惨败，于是选定了先修固边城，精练士兵然后再选择时机与西夏军一决高下的战略，主张对外坚壁清野封锁交通，以挫败其锐气，然后等待时机，巧取制胜。之后，范仲淹和韩琦同心协力互相配合，在宋夏边境开始修筑寨堡、边城，精练士兵，积极建立防务。范仲淹首先整顿改编了延州的军队编制，淘汰了老弱残兵，加强军队训练。同时选拔培养人才，大胆任用种世衡、张去惑、狄青等有勇有谋又熟悉边境地理、了解边境羌民（少数民族）情况，又深得边民之心的人才，放心委以重任。他治军严谨，赏罚严明，对有功者奖，有罪者罚，罪大恶极和克扣军饷的贪官污吏，一经查实，当众斩首。这样一来人人心悦诚服。不久，他便训练出了一支勇猛善战、纪律严明的边防劲旅。军队练好了，边防巩固了。与此同时，还对西夏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宋军实力明显增强的情况下，范仲淹开始寻找战机，采取突然袭击、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很快便收复了灵州、夏州等重要边城。范仲淹与韩琦同心协力抗击西夏时，边上人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说明了范仲淹和韩琦领导的军队军纪严明，非常富有战斗力，能够使西夏军队闻风丧胆。
2.杨家将与寇准等人的奋起抗辽
北宋时期，杨家将和寇准等人的抗辽书写着当时军事斗争的崭新篇章，成为有宋一代爱国保家的范例。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定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其疆域东临北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至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以及今甘肃北部。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曾计划攻取燕云十六州，未果而死。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结束了治内的割据局面，攻取燕云也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