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突然捧着脸，泫然抽泣，她现在只想体验一下除了服从和背叛之外的任意感情。
“你……太完美……”他的声音依然在她耳边回荡。
这是她遇到的第N个男友。
每一个男友，她都会讲一遍这个故事，测试他们的反应。
“噢！好吧！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我们失败了。整个任务小组都被除掉——只有我例外，我在洗脑程序启动前就从数字监狱逃脱了，当然，也借此机会荣登‘超级流氓’的榜单。”她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告诉你这个，因为这一切，嗯，一旦说出来，你应该知道对我意味着什么……”
顿了一下，她强调：“我不是一个普通女流氓，我可是个超级流氓。”
超级流氓，意味着不仅仅会编程，而且还在“数字委员会”的顶级黑名单上，被整个地球通缉。
“是的，我知道。”他说。
“那你怎么不惊讶呢？”
“因为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被修改。”他冲着她眨眨眼睛。
她好像明白了什么。
【责任编辑：刘维佳】
死亡之森
文/彭超
一
潘孓然是那种不会在我生活中重复出现的人，当然，如果他也出现在了你的生活中，那么，或许你会如我一样感叹，世上怎会有如此完美的混蛋。
我没有任何恶意，特别是对像潘孓然这种无与伦比又谦恭有礼的混蛋。
他个头一米八上下，样貌……怎么说呢，多数女性见了他，不免会怦然心动——但谁知道呢？毕竟我又不是女人。
他的气质总是让我想到黑色骏马一类的动物，行为从不拖泥带水。微笑时，右额轻轻耸起，带着点儿青春偶像那般的轻松俏皮，自然也遮住了眉角一块子弹头大小的瘢痕。
那瘢痕是在一场七十公斤级自由搏击比赛中拜对手所赐。那回他断了眉骨；不过对手更惨，面部轮廓几乎被打还原为一副胎盘。那场比赛后，他拿下了亚洲地区同级别业余比赛的冠军。除此之外，他还是几个二十四小时马拉松赛的冠军，钢琴专业八级，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毕业于MIT。
那年，在骑车历经了四条进藏路线之后（近万公里的路程和至少五十座海拔四千米的高山），他也荣升至一家名为“云图大数据”的公司的中层（一帮老年人的地盘，而他只有三十岁）。在我看来，能同时完成这两者，就如同北京国安在巴萨的主场完成了超越想象的帽子戏法——或许，在那家大数据公司的同僚眼中，他就是“帽子戏法”这个词本身；否则，我们又该何以解释那望尘莫及的嫉妒心。
我们同事三年，大大小小的聚会无数，他不饮酒，只喝雪碧和可乐，在曲终人散时总是最后离开的那拨人之一。除此之外，让我对他抱有好感的还包括他简洁的语言表达中很少出现“我”这样的字眼，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专注的倾听者，哪怕内容只是南极的帝企鹅如何在冬天抱团取暖……总而言之，他曾是我下辈子的人生典范；至于这辈子，我看我还是老实点儿好。
我最后一次见到潘孓然是在他位于维苏市新城区的独立公寓内，那回我去取一套公司数据，上到五十八层，他家的门虚掩着，莫扎特的《安魂曲》从门缝中飘出。那一瞬间，不知为何，我被一种奇怪的超脱感击中。多年前，我父亲去世的那个午后，我也曾被这种奇怪的感觉所笼罩，但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有某种奇怪的共性。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那曲子依然轻柔地维系着宁静。正对着门的落地窗打开着，窗外是维苏市的天际线和四月温暖迷离的空气，但屋子里却阴冷异常，弥漫着一种我无法轻下定论的氛围。
我穿过门廊，绕过沙发背面时，看到了云图大数据公司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死寂地倾倒在沙发上，身边是那条被他唤作“手套”的金毛。他嘴角泛着微笑，右额稍稍耸起，近乎完美而冰冷地沉睡着——那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沉睡，我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但对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么做显然已经毫无意义。
是自杀。警方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他积存了三年的类多巴胺激素，这是一种测量心理幸福指数时常常会用到的药物，合法，每一次领取都有他的亲笔签名。遗言则是一段录制的视频，内容包括对于某些尚且在世的人的歉意以及名下财产的分配，除此之外，则是一段戛然而止的沉默。
按照遗嘱，我得到了他那辆捷安特山地车，在经历了一万多公里的骑行之后，这车看起来依旧崭新如初。得到这辆车的第二天，我曾想过骑着车离开这座城市，不断骑行，使身体疲惫，以回避心灵上的某些困扰——可我能有什么困扰？不过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完美主义者在这座人口过千万的超级城市中消失了，我们甚至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种逃避的念头在我脑子里不断闪现：难道又要回到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之中？——那种简单安稳、一眼就望到坟墓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辞了工作，卖掉那套五十多平方米的公寓和攒钱买下的特斯拉，搬到了地下城，开了一家叫作“博尔赫斯”的酒吧。至于那辆捷安特，我从来也没骑过。不过，虽没能过上每天骑行的生活，但好歹也逃离了原来的轨道。甚至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崭新的轨道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
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
维苏市是正在崛起的世界中心——这里有四季如春的气候，有无数高科技公司、一流的私立科技大学，还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城市软硬件设施。即使这是一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每年堵车的时候加起来也从未多过寒带的椰子树。
在这里，连最角落的地方都有着一种中产阶级式的简约与洁净——这一切的出现，全有赖于一种新的规划和发展模式，它以人工智能算法为核心，使这座城市成为与众不同的乐土。
然而事情并非完全如此。
如果你瞧得仔细，就会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一栋低矮、颓靡的建筑，更别提那种连片的贫民窟和种种仿佛灵魂得不到拯救的眼神。在这里，贫穷似乎已荡然无存，就像经历了一场乌托邦式的核爆，从而产生了一种惊人的光鲜效果，连空气中的每一粒尘埃都带上了中产阶级式的优良气质。
当然——这里当然得有“当然”——你之所以看不到这些黑暗面，是因为它们都在地下。
我的另一种生活也在地下。
“博尔赫斯”酒吧位于地下城A级区的三星核掩体中，和其他许多隐藏于地下的核掩体类似，都是第二次冷战后的产物，长久被人们遗忘在地底的深处。
多年前，社会福利署的整顿计划让这里充满了躁动与喧哗。几十万无业居民搬迁到地下，换来一纸继续享有社会高福利的资格。经济学家声称，这是资源优化的选择，为的是区分不同性质的公民（在他们眼中，就好像有人生而精勤向上，有人天生尸位素餐）；因此，他们试图在地上与地下制造出一种福利权益中的“红字A”标记，通过光荣与耻辱来区分贡献者和不劳而获之人。
起初，一切井然有序，因为这种制度保证了那些被贬至A级区的人继续享有公民资格。可后来，随着东南亚一带复杂战况的蔓延，以及一种明面上的人道主义，难民潮涌入，冲击了还算稳固的一切。
人口开始成倍增加，犯罪率骤升，曾经的规划也渐渐松散凌乱。为了扩充地下居住空间，有人开始自行挖掘，深入更深的地下，形成了新的B级区。最近我听说，他们已经开拓出C级区——但也只是听说而已。
总而言之，等到福利署那帮人缓过神来时，地下世界已是另一番面貌。
通常来说，A级区的治安还算稳定，毕竟这里仍生活着大量维苏公民，属于政府不得不管辖的范围。至于B级区则是另外一回事，政府几乎不承认它的存在（因为各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和A级区的治安相比，那里就像是二战主战场，或许更为惨烈——总之酒吧里的客人是这么说的，我从未去过那里。
“博尔赫斯”酒吧距离地下通往地上的一个合法出入口不足三公里，在一道弧形入口的左侧。和这里的大多数建筑一样，酒吧是纯粹的钢筋混凝土风格，二百多平方米，墙面由各色灯光打亮，看起来就像是一只五彩缤纷的潘多拉盒子。虽说这里偶尔也会喧嚣、激烈得如同西班牙奔牛节，但多数时间里，这儿只有温柔的酒精和慢条斯理的交谈。
来我这里的大多是他们所谓的“上面的人”，那些中产阶级，告别“上面”十点便打烊的酒吧，来这里找点儿简单的乐子——当然，也不全是为了喝上一杯，而是为了看上一两场地下搏击比赛。
搏击场就在酒吧前方不远处，占核掩体百分之八十的面积，中央地带是以铁网封闭的擂台，大小和拳击擂台相当，四周则是自动升降的观众席，可以容纳至少两千人。
每天夜里都有比赛，那种拳拳到肉的比赛，拳手多是些来自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非法移民。周末的比赛则是另外一种场面和节奏——那是一种加装了军事义肢的超级搏击比赛，为维苏地下城独有，为的就是淋漓尽致地展示暴力，以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让他们加入当晚甚嚣尘上的赌局中去。
这种比赛的拳手多以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为主，他们身材瘦弱，无法在周一到周五的比赛中同中亚人与西伯利亚人抗衡，但加装军事义肢后，他们就变得分外强悍，比如带开山刀的机械手臂——赛事主办方出于颇有人性的考虑，规定刀刃必须由软橡胶封闭——可这又有多“人性”呢？如此强大的机械力，哪怕对手是被卫生纸击中头部，恐怕也挺不过一个回合。
但东南亚人的那种强悍，不仅仅在于身体上后现代式的改造。众所周知，这些走私自俄罗斯和欧美的军事义肢必须与神经末梢连接才能发挥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需要强大的机械手臂或者机械腿，就必须截掉血肉之躯的一部分，那种残酷由此开始——当一个人对待自己都是如此无情时，对待对手也就可想而知。
至于观众，他们称这为暴力美学——每每比赛结束，在酒吧里喝上几杯德国黑啤时，总会有人这么说。其实暴力就是暴力，哪有什么美学可言。说这种话的人，要么生活优渥，要么从未被地下的混混逼到过墙角。
暴力就是暴力，我想，图逊会同意我的这种观点，但在酒吧时，他很少谈论与比赛有关的事情。
比赛结束后，他会点上一杯可乐坐在吧台的尽头。如果擂台上有东南亚非法移民死去，他就点上一杯伏特加，整晚看着这杯酒，仿佛在等待它蒸发。
我从未见他沾过一滴酒，也从未看他抽过一口烟。而他之所以这样做，看着一杯至少在今夜永不会减损的伏特加，或许是为了纪念那个死去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图逊是地下自由搏击比赛的组织者之一，所以我根本没法从他的口中探寻答案。
我们俩的交流通常从深夜两点以后开始，大多数酒客在那时都已散去，余留一份凌乱的寂静。我为自己倒上一杯黑啤酒，然后走到吧台尽头，和这个喝着可乐的男人四目相对，接着我俩便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
三年里，我们聊过很多话题，川菜的做法、宇宙的边际，有一次甚至花了半个夜晚谈论量子力学与宗教的关系……这些话题聊起来多少有些怪异，却又不足以使彼此厌烦。我想，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放弃那份顽固的克制，聊聊沉重的人生和彼此的故事，虽说现在我们还远未到那种程度——审视人生和加深友谊？我想我们还差那么一点儿心照不宣的默契。
就这样，时间一天又一天地流逝。有人死在了擂台上，有人挣够了钱后离开，新的人又到来。酒吧里总有人忧伤地喝醉。那些时光充满了一种黯淡的活力。
又一个周末，比赛结束后，图逊走进了酒吧。这一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身边多了个东南亚人。
那人三十五岁上下，整个右面颊被一块褶皱的疤痕覆盖着，另一半脸则英俊得不可思议，这样的反差徒增了几分很难说清的诡异。
他和图逊在吧台右侧的位置坐了下来，旁边是一对来自“上面”的情侣，女的似乎是第一次来这里看比赛，显得兴奋不已。
图逊要了可乐和一杯“螺丝起子”，介绍说那人叫阮世晖。他朝我点点头，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其实，不用图逊介绍，我也认识这个男人。在最近几个月的比赛中，他击败了所有对手，有些甚至是开场便K.O。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叫阮世晖，大家都叫他“越南绞肉机”。可此时的他因为双臂失去了悬臂式军事义肢的支持，看起来就像是能在萧瑟北风中飘浮起来的幽灵。
我端来可乐和酒。酒盛在一个有把手的杯子里，以方便阮世晖用廉价且笨拙的假肢去抓取。但他拒绝了这份好意，随着嗡嗡的电机声，他抬起机械假臂，费了好一番工夫才将其对准杯子没有把手的那一侧，然后缓慢地递到嘴边，品味起个中滋味。
“世晖今天赢下了两轮。”图逊拍拍他窄窄的肩膀。但他看起来并不是很开心。
“算上今天，我已经赢下了四十场比赛。”他说，“下个周末会是我的最后两场比赛。钱已经赚足了，我本打算离开的。”
我没有回应。或许我该祝贺他，但我没有回应。而是用抹布擦着吧台。
“不过最近世晖遇到了一点儿麻烦。”图逊看着我说。
“我的女儿上个星期失踪了。我没法离开这个地方了。”此时阮世晖的眼中没有了擂台上那种几乎要将人刺穿的神色，取而代之的是黯淡。
可这他妈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想。依旧用抹布擦着吧台，或许还流露出了一点儿对于麻烦的厌倦。
“妈的，我可不会拐弯抹角。我告诉世晖你能帮他找到女儿。”图逊看上去很难受，要知道，他是那种一辈子都不会求人的人。
我停下了手中毫无意义的活计，告诉他我不过是个酒吧老板，能帮上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