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被权威消灭了。
灵魂被思想灼焦了。
营长以为一场庸俗无聊的风波已经过去。
而她却缩入自己的灵魂之中更加不敢钻出来。
她给营长织了一件毛衣，为了表示对于一位监护自己的党内同志的感激。
无论如何，营长毕竟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要求她对他表示感激，但营长从未向她或向别的什么人流露过这种要求。帮助青年干部树立威信，树立尊严，这是营长视为己任的，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好品质。有了什么责任，营长总是挺身而出，将她护在身后。有了什么获得荣誉的机会，营长又总是毫无怨言地，非常真诚地将她推到前面。
无论如何，营长是位好营长，好党员，好干部。营长的的确确有许多值得她学习，值得她尊敬的品质。但营长却不是一位好丈夫。好营长与好丈夫在生活中往往不一定那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营长经常打老婆。某些老婆，是天生需要经常被丈夫们捶捶打打的。营长的老婆就属于这一类老婆。都说山东女人勤劳，那女人却懒得出奇。除了做饭，任什么家务活儿也不干。而她还没有懒到连饭也不做的地步，则完全是因为她还没有懒到连饭也不吃的地步。营长家里很脏，脏得他羞于让别人到他家去。那女人比营长小十三岁，正是心猿意马的少妇年华。营长没本事拴住她的性情，她便渐渐自己悟会了一套倚门卖俏的手段，干起了陈仓暗度的勾当。丑女人生出这种心思，也会有饥不择食的男人闻腥而至，何况那女人不丑。一张黑红的瓜子脸挺端正，不胖不瘦的身材挺苗条，再加上一双善于投出色饵的眼睛，无异于向男人们打出块招牌——“愿者上钩”。
皇后风流，就有偷香窃玉的国手。营长的老婆不正经，就有敢冒营长之大不韪的色鬼。营长前脚出门，那女人后脚也出门，打扮得整整齐齐，油头粉面。营长往东，她往西。营长往西，她往东。挎着个小篮，上山去采“木耳”，采“蘑菇”，采“猴头”。一采一天。回来的时候，衣扣也缺了，头发也乱了，疲惫不堪却兴致勃勃。
于是营长家里的木耳、蘑菇、猴头就多起来，多得营长经常送给回城市探家的营部机关知识青年。于是营长就不愁没有佐酒的菜了。于是营长就觉得自己的老婆也可爱起来。终于有一天营长吃出那木耳、蘑菇、猴头滋味不对，插上家门将老婆狠狠治了一回。那女人从窗口逃出，一路奔到营部，风风火火，大哭大闹。营部只有她一个人，正在记录团里的电话通知。她只好放下电话劝那女人安静下来。那女人便坐在她对面，像面对一位法官，抽抽搭搭地大声诉苦。“哪个男人像他？从我嫁给这土鳖，他就只会老一套！……”“什么老一套啊？”她不懂，却觉得有义务替营长教育那女人一番。
“恩爱夫妻，一年三百六十多个晚上，总得换个花样吧？可是他……就会老一套……完了事，背过身去就打呼噜，鸡鸭踩蛋还扇扇翅膀叫两声呢！……”那女人却不知羞耻地给她上了一堂房事课。“你！……你滚出去！”她觉得脸上要着火了。“你是教导员，营长打我，我不找你找谁？”那女人振振有词。她跑出了营部，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跑到小河边，在一棵大树下默默站立了许久……第二天营长见了她的面，还奇怪地问她脸色为什么不好了。
她说没什么。营长就吸烟。吸了一支，接着又吸一支。连续吸了好几支，才吞吞吐吐地对她说：“小姚，我家那贱女人找你哭闹来了？那骚货，就该一棍子打断她的腿，叫她往后看得见山，上不了山！”“营长，我……得去问问打字员，团部的电话通知打印出来没有……”她欲借故走开。营长却一把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恳求地说：“小姚，昨天那事，你可得替我遮掩啊！传出去，我这营长没脸当了！……”她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觉得面前这个山东大汉非常可怜。她暗中进行调查，将与营长老婆有瓜葛的那几个男人，发配到了很远很远的山沟连队。她并未向他们作任何解释，他们心虚，也不敢表示出任何不满。她第一次觉得，权力有时候并非可恶的东西。那也是她第一次没与营长商量，便果断地行使了教导员的权力。
毛衣断断续续地织。织成后，营长已打发老婆回山东探家去了。
毛衣是灰色的，粗线的，平针织的，又紧又厚，肯定很暖和。她没织花样，倒是想织，不会。她还是到了北大荒才跟同宿舍的姑娘们学起织毛衣来的。当上了教导员后，就再没摸过织针。以前她认为女教导员静静地坐在某处运针走线，如果被谁看见了，是有点大煞风景的。没什么事可做的时候，她就将《毛泽东选集》或马恩列斯原著翻开，放在膝上，似看非看，似读非读，似动脑筋钻研又根本不是在动脑筋钻研。其实她一翻开那些领袖们的著作就头疼。因为她已经通读过数遍了，获得过三次通读毛著和马恩列斯著作标兵的荣誉。一次是营的标兵，一次是师的标兵，一次是全兵团的标兵。并没有谁要求她必须手不释卷地学习毛著和马恩列斯著作，是她自己这样要求自己。
当上了标兵，就得努力争取永远将这个角色扮演下去。标兵一旦不再是标兵，也就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再是了。那是非凡的苦难。某团的一位上海姑娘，连续两年获得了标兵的荣誉，第三年没被评选为全兵团的标兵，自杀了。她一想到这件事心就抖。她知道这样的事一旦降临到自己身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不仅仅失去了个人的荣誉，而且也破灭了她那个团、她那个师的各级首长对她抱有的希望。群众也会对她另眼相看。标兵——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图腾，是群众心理的需要。没有的地方，没有的人群中，群众会造出来一个。
这图腾一旦失去了光环，群众会再造一个。而失去了光环的那一个，就成为过了时的徽章。没有一颗坚强的心是经受不住这种摆布的。她有时不但害怕自己，也害怕群众。她常常感到人人都像自己一样，变得那么混账！
连续——这个词，应用在化学和物理学中，就产生核反应。作用于一个人的心理，就很可能促使一个人去死。
在兵团颁布选举全兵团学习毛著和马恩列斯著作标兵动员令之前，她就知道，师首长给团首长打来了长途电话，说她是全师最有希望被选为全兵团标兵的青年干部，关心地询问到她一年来各方面的表现和工作情况。
团长也给营长打来了电话，说：“姚教导员要是在选举之前出了什么差错，我撤你的职！”
营长将团长的话转告了她，并且当天就将七连和九连的两个“秀才”调到了营部，整天关在屋里写她的事迹材料。
团长还派了团宣传股长来到营部，亲任两个“秀才”的组长。三个人不是关在屋子里伏案埋头，就是围住她无休无止地提问题，他们很善于引导她说出一些闪光的话。她非常体谅他们的良苦用心，不得不道出许多豪言壮语。
那其实无异是一种摧残人耐性和神经的游戏——语言文字游戏。她道出的那些闪光的话，不过是许多当时很流行很时髦的“豪言壮语”的翻版。举一反三，发挥用之。比如“活着干，死了算！”她换另外一种说法：“死了不能干，活着才拼命干！”——就成为她，三师二团七营女教导员姚玉慧说出的“豪言壮语”了。
她不是语言大师，她只有以这种办法应付别人，也应付自己。
事迹材料完成后，她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被搞成精神病。
她的事迹在《兵团战士报》上登载了。
她终于被评为全兵团的标兵了。
当营长预先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她时，她一转身就跑开了，在白桦林中哭了一场。
营长从那天起却喜形于色，不分场合地搓着两只大手，笑得合不拢嘴，反反复复说：“太好啦！太好啦！小姚你可为咱们全团全师都争了光哇！连续三年，不容易得很哩！我这个入党介绍人，也沾了你的光，跟着你感到光荣哇！……”
从那时起，她内心深处开始害怕荣誉，害怕自己曾一度努力争取的种种荣誉。每种新的荣誉，都仿佛一块压在她身上的大石头。她早已撑不住了，要被压垮了。她终于懂了，荣誉越多，越高，她越不是一个人，越不是一个女人了。
织一件毛衣，这念头，不仅仅是为了对营长表示感激而产生的，也是一种反叛。反叛什么？反叛谁？并不具体，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坚定着这一念头。不，这种反叛的念头绝不是思想，是一种心理，一种朦胧的下意识，一种软弱的本能。如此而已。
“我肯定我们应该回击！”
“简”在劳渥德学校受到虐待后，不是勇敢地说过这样的话么？
那么她就要织一件毛衣。
女人的，也可以认为是人的原始悟性，使她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在受着种种的虐待，一种文明的，不伤及皮肉的，堂皇的虐待。因而也就没有谁体谅她，怜悯她，帮助她摆脱。恰恰相反，有多少人心里还对她隐藏着嫉妒。
织毛衣！织毛衣！！织毛衣！！！
当她开始织那件毛衣时，她才觉得自己在某一方面又有点多少像一个女人了。织毛衣，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静静地坐着，光滑的织针在手中运动着，柔软的毛线有条不紊地一环环缠绕在织针上，不知不觉中变成袖子，变成领口……更美妙的是，不必强装出一副认真钻研或颦眉思索的样子。她甚至暗想，织毛衣远比装模作样地学毛选或马恩列斯著作，更能使一个女人变得聪明起来。
许多人看见她织毛衣，起初自然都表示出极大的惊诧。
“教导员，你还会织毛衣呀？”“教导员，看这颜色，你不是给自己织的吧？”“教导员，你要急着织成的话，我有空时帮你织呀？”“给营长织的？……营长也怪可怜的，还从没见他穿过一件毛衣呢！”
……
不久，营部机关的人们也就习惯了看见她静静地坐在某处织毛衣。她有些后悔说出了是给营长织的。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织毛衣，这是很容易引起许多庸俗的猜测或闲言碎语的。却根本没有什么闲言碎语刮进她耳朵里。所有营机关的人们，仿佛都普遍认为，营长和教导员之间的关系，无论亲密到何种程度，也肯定不会逾越圣洁的同志式的关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仿佛营长和教导员都是没有性与爱这两根神经的人，是同性的人。关于“简”的那些并无恶意纯粹是出于好奇的蜚短流长被营长严厉地加以扑灭之后，人们仿佛普遍认为那是营长替她当众发表的一次郑重宣言：她绝不会爱上什么人，也根本不需要爱。
“小姚，听说你是给我织的啊？抓紧织，今年冬天我就等着穿它啦！”营长对她大加鼓励。知道自己做的是别人所期待的，她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悦，一种潜在的兴奋。甚至在开营党委会的时候，她也一反常态，不再那么严肃地瞧瞧这个，望望那个。她埋头坐在一旁织毛衣，别人不问到她什么话，她往往一言不发。
营党委委员们竟连这一点也渐渐接受了，习惯了。既然营长都不批评她，他们何苦对她加以指责呢？营长为什么不批评她，这是她不甚明白的。因为毛衣是给他织的么？管它为什么！反正没人批评她，提醒她，告诫她注意什么，使她感到暗暗高兴。织毛衣！织毛衣！！织毛衣！！！她几乎是在报复谁似的织着。教导员的身份，标兵的影响，连续获得三次的荣誉……通通见鬼去吧！她常常一边织着，心里一边恨恨地这么想。
毛衣织成的那一天，是星期天。营机关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电话员小孙和文书小周都到连队看同学去了。
收了最后一针，天已经黑了。她长长地舒了口气，像完成了一件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那么快活。看看手表，九点多了，小孙和小周肯定不会赶回来了。她将毛衣用一块方头巾包好，铺展被褥，想早点睡。洗了脚，脱了衣服钻入被窝，却又睡不着。光顾织毛衣，忘了往炉膛里加柴，火早熄了。屋里有点冷，又出奇地静。
她感到异常孤独。
小孙的同学在十连，小周的同学在十三连。她们当然都是去看望各自的男同学的。有个男同学在某连队，能够经常彼此看望看望，多好！她也有男同学。同班的，同校的，都有。分散在各个连队。但她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都不需要她大老远地跑去看望他们。如果她这样做了，他们会感到惊诧的。除了惊诧，可能再也不会有其他表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绝不会大老远地跑到营部来看望她。他们看望她也认识的每一个女同学，就是从未看望过她。小学时期，她是市长的女儿。中学时期，她仍是市长的女儿。这一点，使她无论与小学还是中学的同学，都难以结下亲密的友情。
那时候她自己好像也不需要友情。她在班级和学校里独往独来，高傲而孤僻，优越感极强。
在北大荒，她也当过一个时期“走资派”的女儿，但属于“可以教育好的”一类。不久父亲便被“解放”了，“结合”了，“长期挂职休养”了，她又成了“革命干部的女儿”。于是成了班长、排长，进而成了副指导员、指导员、教导员。于是，在她是“走资派”的女儿那一时期，曾主动接近过她的一个男同学，又跟她疏远了。
她真希望哪一天有个什么人突然推门而入，声明是来看望她的，那她将会对这个人内心里充满了感激！
小孙和小周的男同学，其实就是他们各自的恋人。她们常常背着她凑在一起说悄悄话，有时忧郁，流泪；有时欢乐，嬉笑。而当她一出现在她们面前时，她们就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听说星期天食堂吃饺子？”
“嗯。”
“开饭时如果我不在，别忘了替我打呀！打两份。一份三两的，一份八两的。”
“谁要来看你？肯定是个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