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纪跃却在一种不能自已的心绪中，忽然离开了录音机，走到了那带靠背镜的五斗橱边，近乎本能地拉开了右边第二个抽斗。那抽斗里露出两样东西：一个织锦面的大照相册——是同院荀磊送来的礼物；还有，便是配好镀金绞丝表带的那块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块表的外形是潘秀娅亲自相中的那一种——想当日他俩在王府井那家表店里，埋头在那些钢化玻璃罩前，从罩下亮闪闪的样品中挑选、评比了好久，直到薛纪跃的兴致已经消耗得点滴不剩了，潘秀娅才终于宣布：“我要戴上这一块！”
现在那一块便放在了这个抽斗中。荀磊送来的那照相册原本有一个硬纸壳的封套，但薛纪跃故意把照相册从封套中取了出来，把这块金表搁在了亮蓝底子带银亭子、红牡丹、绿芭蕉、紫山石图案的织锦封面上，衬托得金表更加豪华光艳。
薛纪跃在观看那只小金表时，眼睛不觉瞥到了搁在抽斗后部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养通讯”之一《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及光送给他的。他和潘秀娅置办的家具里没有书架，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放，所以这本小册子便在这只抽斗里栖了身——这并非有意的安排，只不过是薛纪跃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
薛纪跃想把那本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可终于又懒得那样做。他关上了抽屉，灿烂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留中重叠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绪更其不安。
一扬头，薛纪跃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对自己的面容吃了一惊。难道这个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吗？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一张罩着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难道……那神秘莫测的时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吗？
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纪跃翻过一遍，他希图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着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便是他自己话到了唇边又吐不出来……
薛纪跃这一茬人，顶着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学里混到1970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了。原来薛纪跃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得严，免得薛纪跃学坏。
薛纪跃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薛纪跃被分配在大食堂干活，现在回忆起来，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长而单调的一天。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跟薛纪跃同届的，近两年成了一个挺走红的诗人。薛纪跃偶然看到了他在杂志上登出的组诗，不禁惊讶这位战友怎么能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的诗情画意，而且组诗的最后一首叫作《我要归去》，以激昂的感情倾诉着对曾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并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让我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溶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那当然完全是一种真诚的精神升华，不过，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当然绝没有真的把户口转回去——薛纪跃在商场遇见了他，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正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
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着去同他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薛纪跃知道，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有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党外的知识分子，学校停课了，人家家里没有停课；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着薛师傅、薛大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上、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他们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
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里收拾鲜鱼时，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刺激。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到一尺来长，有点像胖头鱼，可没那么肥实。
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据说他们有一种迷信心理，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连长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撒网打那鱼吃。网上的鱼送到了伙房，薛纪跃负责收拾那鱼，剖开第一条以后，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里，寄生着一种白乎乎的绦虫，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他以为那不过是碰巧了，谁知剖开第二条、第三条……每一条鱼肚子里全寄生着那样的绦虫；他拒绝再剖下去，并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些鱼，谁知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鱼肠扔了就是，鱼肉照样吃！”
薛纪跃回到北京以后，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他一见到鱼，就不免立即联想到那些绦虫，有时他在噩梦里，还会被蠕动的绦虫吓得叫喊起来。
另一件，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连长告状，告她的爱人，什么罪名呢？她气愤地对连长说：“连长！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连长先是愣住，随后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来……这事半小时内便传遍了连队，薛纪跃也随着大伙哄笑了一阵，但笑完了他心里也怦怦乱跳。说实在的，对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的无知程度与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
在许多年里，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是进行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经取消，到后来连对青年人进行必要的生理知识传授也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一种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诚的性封闭、性冷感的无知、畸形青年，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耍流氓”的兵团新娘，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们只好靠着本能、靠着揣测、靠着长辈及过来人的暗示，从混混沌沌逐渐朝明白处摸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碍，又找不到办法排除，于是便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与惶惑。
此刻的薛纪跃，恰属于第三种人中的后一类。
……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已经土崩瓦解，薛纪跃也已办妥了回城手续，在一个风雪之夜，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薛纪跃陷入了那种事里，但他没有成功。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那件事，当然纯属他和她个人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会怨他。当然他愿今生今世再不与她相逢，相信她也抱着同样的愿望。他将永不说出她来，她也将永不说出他去。
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纪跃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反馈——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
粉碎“四人帮”以后，爱情恢复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的正常位置，《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大受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然而对薛纪跃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认识，或者感觉到了，而又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据说，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合喜”金刚，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纪跃这样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而可靠的咨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纪跃，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着一种异样的滋味，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
他抬眼望着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的16英寸着色结婚照，那是在潘秀娅他们照相馆，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经过反复布置、摆弄才拍成的。披白纱着长裙、怀抱花束的潘秀娅，满脸洋溢着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自己呢？现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劲头却透着虚伪……
其实他才25岁，何必那么着急？潘秀娅也25岁，她那个25可比不了自己的25，她着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赖是四喇叭”的货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证明薛纪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嘿，哥儿们，发哪门子呆哪！”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薛纪跃转回身去，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一张粗俗的面孔，不禁一惊。
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
12.一位农村姑娘带着厚礼走来。
郭杏儿手腕上有表，可她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她双手都拿着东西，想看也费力。她习惯性地凭天光估量着：几点啦？她望着高耸在眼前的鼓楼，心里盘算着：这时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闯进去合适不合适？
冬日温柔的阳光，亲吻着郭杏儿汗津津、红彤彤的脸庞。
郭杏儿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过的那条镶着瓷砖的长长地道，就给了她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那条地道的尽头处装有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欢迎您到北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花钱而做了大广告，并伤害了中国旅客的民族感情，难怪许多人忍不住给有关部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强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杏儿路过那份广告时，却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义愤，她只朦胧地感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着一种她以前未曾体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她梦寐以求的。
郭杏儿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头一回进北京，而且是头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她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多矣，本没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1960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她娘在城里就怀下的，她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她懂事以后，她就不断听父亲讲起城里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父亲经常这样开口讲话：“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这东西要搁到北京去呀……”“干部要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个理要拿到北京去论呀……”使得郭杏儿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像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
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9岁、弟弟枣儿7岁的时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大。”杏儿早熟。她12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她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强而有力。
杏儿争强好胜。当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值工分）时，她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不比大嫂大姐们少，干吗少给俺工分？”可是当她14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即队里给妇女壮劳力定的低于男劳力的工分）时，她又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儿们差？干吗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公社把她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她极度反感，于是专派她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她一个去，每次总要搭配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她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路同工同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