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我母亲成为罗斯福医院的注册护士时，任何人心目中对于护士作为专家该做的一切都毫无疑问。医生命令她们做什么，她们就做什么。值班医生通常清早来查房。当他来到值班室时，护士长会在那儿迎候，接过他的帽子、大衣，还有手杖。医生在查房前喝杯茶时，她侍立一旁。进病房时，她为医生开门，把着门，让他先进，然后让他的扈从——实习医生和学生们跟进，她随其后。在每张病床边，医生做完检查，查阅完病人的病情发展之后，会告诉护士那一天要做什么，护士则把医生的话记在病历表上的护理记录一栏里。一两个小时后，医生离开病房，随后一天一夜的工作就是护士的了。除了医生要求的规定事项之外，她要做的还有一长串例行公事，都是她在两年的护理学校学到的本事：床单要换过，新床单要铺好。铺床单要按准确的几何设计来折叠掖握，除了训练有素的护士，别人谁也做不来；病人需要从头到脚擦洗；病床盘必须送来，使用，倒掉，冲洗；体温需每小时一次查取，并详细地记入病案；该灌肠的要灌肠；尿样、粪样需采集，标记，并送往化验室；整日整夜，各种各样的药物，通常是片剂、各种植物的提取液和酊剂，要用盘托了，逐床发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病房里四十来个病人中，约有一半患的是伤寒热。这意味着，护士不能简单地逐床履行她的职责；每个伤寒热病人都有屏帐把他跟其他病人隔开，要求护士在接近病床前换上新的白大褂，并且在杀菌剂里洗手。发高烧的病人要隔一小会儿用海绵蘸冷酒精擦身。深夜擦背乃是例行的入睡仪式。
在这些日常的、上流水账的工作之外，护士还管答应每个病人的呼唤，而且，人们期望叫一声她就会跑着来。她的任务，本来是有条不紊计划好的，可一次又一次被这些呼唤打断。每种情况都要她来迅速地做出判断：伤寒病人突发的腹疼可能是肠穿孔的征兆；突如其来的乏力、口渴和面色苍白意味着肠出血；结核病人咳出血块是病情紧急。有的呼唤是邻床正在康复的病人发出的；在开放的病房中，病人总是密切地注意着彼此：邻床的病人可能昏迷了过去，或好像要死，或者真的已经死了。对这样的紧急情况，护士得立刻报告值班医生，通常是分到该病房的实习医生。他可能不在值班室，而去了门诊部，或在化验室工作（那时的实习医生自己做所有的化验；化验员这一行当还没有发明出来），要么就是在他的房间里。不允许护士给打针，或进行像脊椎穿刺或胸部开洞这样的操作。但人们期望，她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这些操作，并在那位实习医生来到病房前准备好要用的一盘盘器械。
这是个令人精疲力竭的行当。可在我母亲的述说中，那是桩最令人满意、最有回报的事业。作为一名护士，她在职业等级中处于下层，总是听命于医生，跑这跑那，同时还得受护士班子内部上级人员的严格约束。可所有这些在她的记忆中都化为云烟。她只记得，她有用。
每当父亲跟我谈起护士们和她们的工作，他总把她们作为专家而高度地评价。尽管他很清楚，护士的任务是听命于医生，可同样清楚的是，他钦佩她们能做那么多他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受训练去做的事。后来，在他自己作为主治医生查房的时候，他曾就疑难病例征询过病房护士的意见，并且仔细地注意她的观察结果和病案记录。从他做实习医生那时起（也许部分是由于我母亲的感化，我不清楚），他就对整个护理职业产生了深切而持久的尊敬。
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与护士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深切地依赖她们。并且，像我许多执教的同事一样，我也为医护之间的关系忧心不少。在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护理行业真是时世维艰。这一行，如果不能说完全是，也得说基本上是妇女的职业。职业地位的种种问题本来就很敏感，而妇女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变化这一特殊问题更使之复杂化了。这些问题已经导致了医护关系的疏远，甚至敌对。日常的职责已经日愈繁重不堪，护士们还不得不担负起越来越多的纯属行政性的任务：把病历整理得井井有条；保证病房里各种紧急情况所需的供应应手可得；督察被称为LPN（有执照基层护士）的新型辅助护士的活动——现在，是她们在做着从前RN（注册护士）在病床边做的大部分工作；保证按计划要做放射检查的病人按时前往放射科。这一来，她们只好花更长的时间待在病房值班室的办公桌前，而待在病床边的时间就少了。护士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她们正渐渐被排斥在一个任务之外。先前，这项任务曾是她们最重要的酬劳，可一直被人认为理所当然而没有人在列举护士的职责时提及的，这就是，与病人的密切接触。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为时已晚。护士们在长长的一天中做那么多事，又辛苦，又卑琐。可是，相伴而来的还有报偿：她们有着无可比拟的机会成为众多患难者的有用的朋友；她们整日又经夜地听病人倾诉；她们给病人及其家人安慰和保证；她们像朋友一样熟悉病人；她们被人依赖。想想她们工作中失去了这么一部分，乃是护士们普遍的殷忧，也是全国方兴未艾的护士学校里负责制订课程表的教学人员的殷忧。这个话题是医校和护校行政之间一直进行的争吵的中心，可一直没有表述清楚。近年来，护理教育上了新台阶。从前的教学医院招收高校毕业生，让他们学习两三年后给一张RN文凭。现在，这些医院教学部全都被医学院和大学的附属学校所取代。这些学校学制四年，学生毕业时同时取得学士学位和RN文凭。
医生们担心，护士们正试图抛开对医道的历史责任（实际上意味着医生的命令）。护士们声称，她们有自己的职业，向自己的水准负责，跟医生是平起平坐的同仁，而且不希望成为单纯的病房行政人员或技术员（尽管她们有些人，戴着“从业护士”这个令人尊敬的新头衔，正由护校训练来执行医院急诊室和特护室里最复杂的技术任务）。医生们声称，护士们真正希望的是成为准精神病医生。护士则回答说，她们对病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责任都与医生的责任不同。这些争论最终会有个水落石出，会达成某种一致意见。不过，想要明智地解决问题，就得找到某种途径来保存并加强护士和病人之间那种传统的密切关系。
在这方面，我有着相当多的亲身体会。曾有三年光景，我断断续续在我工作的医院里当过病人，由忧患而领悟，于是比我那些内科医生朋友们略胜一筹。关于护士们做的事，我比他们知道的多一些。
护士们做的一件事是把这地方联系成一个整体。每个病人从他的病床这一有利地位观察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医院的事务时，都时时感到惊讶，诧怪这整个机构何以没有分崩离析。一个医院是在不同的强大力量不停地相互作用下运转的，而这些力量方向不同，互相排斥。每一股力量对于办成必要的事项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之间总是相互抵牾。实习医生队伍本身几乎是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边学医边行医，挑起了到手的所有担子，既冲击着地位稳固的主治医生和行政人员，又经常与护士相抵触。主治医生是各自为政的企业家，试图在每一张病床边办起一个小型家庭手工业。化验室、病理室是一个个封建采邑，靠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不知餍足的服务需求而繁荣发达。学生们满地都是，一面尽可能多多学习，一面却抱怨没有人关心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所有人关怀的中心。每一个工作人员，从外科主治医师，到食疗医师，到病房小姐、搬运工和开电梯的，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离了他或她个人的贡献，这整个大机器就会停止运转。而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对的。
我先是在内科，后来在外科做过病人。作为病人，我的发现是，使这个结构黏合在一块儿，没有破裂，能够作为一个有机体发挥作用的，是护士，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好的护士（我所在那层楼上的护士个个都是好的），以了解发生的一切为己任。她们在出差错之前就发现差错。她们了解病历上的一切。最重要的是，她们把自己的病人作为各个特有的人来相识，并且很快就认识了他们最亲近的亲属和朋友。由于有这些知识，她们就能很快察觉到恐惧并采取措施。住大医院的病人一般都感到有被弄错的危险，因为除了手腕上拴个塑料牌，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串数字外，再没有标志身份的东西。老怕突然被人用担架车推走，推到错误的地方去经历错误的手续，或者更糟，到了该被推走的时候却没有被推走。主治医生或住院医生前来查房时总是匆匆忙忙，可能在出门口时嘟囔几句安慰的话。可是，要足以支持一个人的信心，让他相信情况真的还有办法而不会马上失控，却必须有个自信、干练、令人愉快的护士，整天在那儿，晚上也进进出出做这做那才行。
由于知道了这些，我全心全意支持护士。假如她们继续与医生进行职业的纷争，假如她们希望巩固其职业地位，并增加工资，假如她们由于要求职业平等而激怒了医生，假如她们要摘下月亮，我站在她们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