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年龄而言，我才不过三十岁，但我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城市里已是家喻户晓了。我的名气更是了得，什么旅游节、艺术节、招商会、恳谈会、公司开业、大厦落成、乃至人家新婚庆典都要邀请我，以达到名人效应。并不是我自吹，这个城市中有一半以上的金字招牌都是我的手笔。说实在的，我对毛笔字一点也不感兴趣，字也就同小学生的习作并无两样，但我的名气太大了，所以招牌更能吸引人。再说那些制金字招牌的主对我的字进行了一点小小的技术处理，看上去也有那么一点风度了，众多的特色文字招牌也就成了我生活的这个城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当然，我不是一生下来就出名的，就出名之事，我还得感谢我以前的办公室领导，我现在的秘书，更得感谢我父母给了我这张能说会道的嘴巴。
那是在三年前，我在政府机关干事，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我现在的秘书则是我的领导，是办公室主任。我那秘书是个很能舞文弄墨之士，在政府时，他就有不少的文章上了报刊杂志。现在他也是一个比较高产的作者，当然有不少的文章是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前面才发表的。不是我拍胸脯说大话，市报的编辑看到有我名字的文章，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就一字不漏地发了，我那秘书就是占了我名字的光。可他也十分知趣，每次稿费单一到，总是把它送到我的面前，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把它收好。稿费也是一种劳动所得，记得曾有一句话说是劳动就得有报酬，劳动得不到报酬那是一种违法行为，我是一个名人，当然不能干违法的事情，稿酬也就理当享受。
三年前的那次机遇，我秘书正忙于写现代化达标工作的总结报告。恰在此时，一封印有某家著名报社名称的邀请函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那是一份邀请参加报社笔会的通知书，我那秘书自然就没了时间，但他也不想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这时我正好有空，他也就让我去代他参加笔会。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涉足文学圈，也是我成长为名人的一个台阶。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也不知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小说故事，只知一行行短短排列的叫作诗。平心而论，现在我还是分不清什么是小说故事，散文随笔，但我却能说，也敢说。只要我的口气很硬朗，即使有些人会认为是不正确的，但他们只能说我的观点是一种全新的理解，是一条文学新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文人出来与我作对，相反却有一大批人跟着我的方向走了。
参加笔会并非是我以前想象的那样，原本我想笔会那就是笔的展览会，因为文人都用笔写，因此，笔对文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到了一看才知那是一种会议形式。对于会议，我一直不感兴趣，现在也是，当时在台下还能打上一个盹，现在到了台上，只能干坐着等会议的结束。这次笔会一共开了四天，据说都是名家亲自授的课，因为主持人在介绍时，那些人的前面总有什么家什么大师的称号。只是三年时间了，我把那些人的名字和抬头给忘了，不然，我还能把他们牵出来装饰一下自己。
上课我没认真听，但下课后我却没少活动。那次出来时，我那秘书关照好的，所有费用均由集体负担，于是我请那些名家吃饭喝酒。到了酒足饭饱之时，名家也同我一起划起了拳、称起了哥们。到最后，每个与会人员都得交一篇文章，这让我为难了，因为我那秘书是给了我一篇文章，但那些名家却要我也交一篇给他们，也好进行评奖，没办法，我只得把我侄女的一篇作文改了一下题目和名字交了上去。那篇作文很幸运地被评上了一等奖，而我秘书的那篇被评为了三等奖，这其中的原委大家也是知道的。
我带着获奖证书回到了政府机关，把所有的发票及奖状给了我秘书（当时的领导），他很高兴，虽然我的费用远远超支了，但他还是想法在财政上报支了。当他获悉我得了一等奖后很是惊讶，可那红红的章说明了我的证书是真的。因此他连夜就写了一篇报道，很快市报上就登出了，我也就有了一点名气。市文联吸收我成了会员，没过多久，文联的老秘书长得病死去了。文联主席在那些会员及知名人士中排了个队，进行了调查摸底，终于发现我的奖项档次最高，而且我的年龄又是最轻的，这正好符合培养年轻干部的条件，（后来主席说的）于是我进了市文联，成了一个年轻的秘书长。口才也进一步得到了锻炼，与市领导及上一级文联的感情也就十分融洽。经过我的努力，那提拔我的主席也就顺利地上了一个台阶，成了上级文联的秘书长，我则理所当然地成了文联主席，成了一个名人。
我这人并非是忘恩负义的，做了主席后，我还是想方设法地把已下岗在家的原主任调进了文联，成了我的秘书。他是一个文学好手，工作也是很能吃苦的，只是社交能力太低了，虽说成绩突出，但还是被挤出了原来的位子。当然，我给他的新位子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这一点他对我感恩不尽。我也从不跟他斤斤计较，只要是该用的钱，由着他去用。我则忙着应付各种各样的邀请。这不，桌上又有几份精美的请柬，我得和我的秘书说一声，我该去应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