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会抛却和遗忘许多的人和事，过眼烟云昭示了要在纷杂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些许的名和事是多么的不容易，无论这历史是恢弘大气的中华史或者精细局部的区域史。许多地方因人而名，让区域萌生了摇曳多姿的风采。侯山，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侯山，在如今平和县小溪镇西林村，平和琯溪蜜柚的原产地。明、清两朝，这个千把人口的村庄书风相袭，人才荟萃，居然出了“九举（人）七进士七十二生员（秀才）”。这在当时可谓是留下了赫赫声名了，颇有华盖云集的味道。不过，这些当官为吏的，尽管在当时威风十足，出行的时候也是有人在前面鸣锣开道，高举“肃静”、“回避”的牌子，把威严演绎得淋漓尽致，但他们留给历史的只是背影，早被人们所遗忘，偶尔有感兴趣的研究人员要查证他们的名字只能在故纸堆里艰难寻找，甚至连名字都被遗忘了，成为尘烟往事里曾经辉煌的传说，只有两个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所造诣的人被人记住了，有值得一提的冲动。
其一是李文察（约1493-1563），字廷谟，号楼云，所著名之《楼云乐典》，世称“楼云公”或“李楼云”，是明朝一位颇负盛名的音乐理论家。可惜，连《四库全书》的编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只能留下模糊的记叙。《四库全书·总目》载，“文察里贯未详，明嘉靖官辽州同知进此书（指乐书十九卷）于朝，诏受太常寺典簿”。《福建艺文志》却有比较翔实的记载，记有“李氏乐书十九卷”事，作“平和李文察撰”，这段文字让研究人员省却了许多芳踪无处寻找的煎熬。所谓乐书十九卷，现在能够知道的有《典乐要论》三卷、《乐记补说》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皇明青宫乐调（附图）》三卷。李文察在嘉靖四年（1525）以第一名考中贡生，先后任山西辽州同知、太常寺典簿、广东磁州牧（知州）。后调补晋州知州，嘉靖后期，年近七旬的李文察告老返乡，以“琴书自娱”，修明宗训，表率族人，闲暇时率诸子弟“习射教让”。也许李文察的为官之路并不能给人留下多少记忆，如果没有音乐上的成就，李文察也许早就湮没在生老病死的轮回之中了。李文察仕途上的荣光也有许多音乐的成分在推动，嘉靖五年（1526），李文察任山西辽州同知时。某日，因“奏进乐书乞兴政教表”，得世宗皇帝赞许，召为太常寺典簿，藏其书于秘阁，一时誉满天下。凡有祭祀大典，一定要令文察随从，一些典礼官员为世宗不欢，将获不测之罪时，只要文察在世宗面前解释一番，便可保得平安，可见他深得世宗信任。他可谓是一夜成名天下知，如果没有音乐，就不可能有如此的幸运。嘉靖二十四年（1545）李文察又“以续所撰次筌蹄与律吕二十六管”进呈御览。李文察之所以有如此的音乐成就是他面对从京师而来的许多音乐理论书籍，精心钻研，“审声候气，洞悉音律”，“益得古乐之要”。他因此先后写成《四圣图解》二卷、《乐记补说》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兴乐要论》三卷、《古乐筌谛》九卷、《皇明青宫乐调》三卷等音乐论著，均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福建省图书馆今尚存有《兴乐论》一书。李文察还是一个乐器制作家，手制乐器，八音互用，音调和谐准确。他的从孙李光熙在《楼云公家传》说，公“手制乐器，八音互用，叶于神明，皆人间所未经见”。可惜，这“叶于神明”的乐器，现已失传，只能让人凭空揣测它的模样了。
李文察学识渊博，天赋极高，不仅在音乐方面有突出成就，而且其书法也极精湛，明王资尹（乐莘人）写的《读平和李廷谟刺史乐书》称：“闽海通南极，钟英见异人。祥麟遊宇宙，云鹤驾风尘。乐律窥元定，书名逼右军。翼时徵不朽，霄汉寄经论。”认为李文察的音乐成就上窥南宋学者蔡元定，书法几近书圣王羲之。这样的赞誉对个人来说可谓是登峰造极了。李文察在音乐上的造诣已经成就了他的声名，书法的成就更是让他声名远播。
李文察致仕归田后，如果仅仅是编修“宗训”，为族人表率也就是普通退休官员的举措而已，但他还给平和人留下了一笔财富，那就是小溪枕头饼。平和小溪的枕头饼因形似长枕得名。枕头饼的发明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李文察告老还乡后，夫人得病久治不愈，只好张榜求医，有个衣裳褴褛、独眼跛脚的游方和尚带来了形似四方长枕的药饼治愈。后来声名传播皇帝知道了，钦命西山李氏将枕头饼作为贡品献上。李文察只好把药饼改制成茶点，聘请溪口著名的制饼师傅，用香柑、芝麻、花生仁做馅，面粉做皮，拌以猪油，精工制成枕头饼，贡奉给皇帝品尝，果然，此饼小巧精致，香甜酥脆，佐茶绝妙。上至天子，下至王公大臣，尝后莫不交口称赞，小溪枕头饼于是身价百倍了。这是美好的传说，无法也不必较真去分辨真伪，另外的说法则是李文察命厨师研制出来的茶点，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版本。民间，总是喜欢把某些东西赋予神奇的色彩。后来，西山李氏家道中落，他的后裔以出售枕头饼作为谋生之道，从此此饼的制法便流入民间。如今，小溪枕头饼已经成为平和的特产，当我们品尝香甜的枕头饼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应该记起李文察。明万历时，琯溪西山城立有跨路华表“太常典乐”和“三省大夫”等字，“文化大革命”初期拆毁，如今已了无痕迹了。
挽起历史的帷幔，我们可以看到侯山另一个名人，那就是明末清初之际的诗人李赞元，他比李文察慢出生120年。李赞元（1613—1699），字匡侯，号素园，世居平和之侯山（今小溪镇西林村），明崇桢八年（1635）进县学，清顺治四年（1647）中举人，出仕后，崇祯年间当过河北道参议之类小官。明亡仕清，也曾在河北“措置军务”。但他“为人敦厚无时宦气，其仕也以洁清自矢，于热宦中急流勇退”。晚年，李赞元洞察时弊，不愿混迹贪官污吏之间，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毅然告老归田。时因福建兵乱未宁，他侨寓金陵（今南京），筑小小园名“遯园”于清凉山旁，直至去世，前后达25年。
李赞元为人处世，颇近陶渊明。“生平好客，喜与有道之士相结交，客至必剧饮纵谈，商定诗文，娓娓不倦。一日无客或客至不设杯酒，则忽忽不乐”（见熊赐履《李素园先生传》）。此间，他摒绝官场应酬，每天和当地名士饮酒赋诗，以著述为乐。赞元诗、文造诣皆深。著有《文钞集》、《出门吟》、《悔斋诗集》、《又新集》、《远游草》、《怡老篇》、《纪年稿》、《遁园草》、《悔斋集》、《集外录》等数十卷，这些著作大都是为表达自己立身处世之道而作。李赞元的诗，有咏史、怀古、纪游、酬唱、田园和杂诗等，无论古近体均有较高的造诣。李赞元的诗深受同时代人的称赞，被誉为集李白、杜甫、曾巩和王安石为一身的人，犹如王维、王浩然、高适，恬静俊逸，令人向往。明末清初，湖北黄冈人杜濬（1610—1686年），在《李匡侯出门吟序》一文中赞道：“盖其于五言古诗，既争上流矣。……七言古诗，从鲍明远《行路难》诸乐府，一变而为高达夫之《峄山吟》乎？岑嘉州之《青门歌》乎？五言今体，王摩诘之精蕴、孟襄阳之自然矣。而李新乡、刘文房不能傲其七言律也。”
尽管李赞元的诗主要是在朋友之间传诵，尽管他经常往来的文友有30多个，但毕竟传播范围有限，而他又基本上就是在这些人之间流转，即使他的诗有数十卷，也注定他的诗散佚的肯定很多，如今能收到的只有数百首。可以想象，获得诸多赞誉的李赞元当年俊逸疏朗地写着自己的诗歌，如今却让后人只能凭借些许文字想象他当年的潇洒和文名。
但无论如何，身为闽南偏远山区，并且仅仅是一个村庄，能在出现不少官吏的同时，留下两个文人的身影，已经让侯山足以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