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事在能力，成事在做人，有德必有得；先立德，后立身；德不修，人不立。
德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能力。德的最大能力是汇聚资源。
人生就是一个通过不断修“道”而达到自我完善的过程。万事人为先，立业先为人。个人的修养不仅是处世的条件，更是成就事业的强大资本。
一 做人要诚实，要有责任心
我一直认为，修正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得益于父亲的心传。就我们父子而言，不但是血缘上的传承，更是心灵上的传承。
我一直认为，修正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得益于父亲的心传。就我们父子而言，不但是血缘上的传承，更是心灵上的传承。
我家祖籍是山东高密，当年，我爷爷带着全家闯关东，在清源县的山脚下开荒种地，安了家。
家父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他这一辈子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做人要诚实，不能撒谎，要有责任心”的教诲，一直鞭策着我。
父亲从小没上过学，直到17岁，才在冬闲的时候，去了一家私塾念了两个冬天的书。
父亲一直想去外面体验世界的精彩。但是，直到24岁时才走出大山。当时他听说辽宁抚顺的名称是“千金寨”，一个充满诱惑的名字，便带着淘金梦，走进了“千金寨”。
其实，那里既不叫“千金寨”（抚顺真正的名字叫“千家寨”，不知什么时候以讹传讹变成了“千金寨”），也没有黄金，有的只是遍地的饥民。换作别人也许会转身还乡，但是父亲没有，既然走出来就决不能轻言放弃，山东人朴素的倔强让他留了下来。
那里最容易找的工作是去露天煤矿背煤。工钱少得可怜，劳动量却大得惊人。这样的工作，父亲一干就是3个月。
就在父亲的体力似乎消耗到了尽头的时候，他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贵人。而这主要源于他的善良。
父亲每次背煤都要经过一个工棚，有一天，他来回几次都听到若有若无的呻吟声，便顺着声音寻去，发现一个人躺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里。
父亲走进了窝棚，一问才知道呻吟之人叫阎相吉，是一个木匠师傅。严重的痔瘘使他坐卧不安，疼痛难忍，能够治疗痔瘘的獾子油在他的亲戚家里，往返路程有20多公里。
一天的劳累工作已使父亲疲惫不堪，但他这种热心肠的人，知道了就不能不管，他必须帮助这个人。问清了地址后，善良的父亲徒步上路了，到了午夜才返回，为阎师傅敷完药后，时间已是下半夜了。
自此，阎师傅和父亲成了莫逆之交。
几天后，阎相吉的病情有所缓解，就带着父亲离开了煤矿，来到城里的一家木匠铺。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生性聪颖、悟性极高，在阎相吉的指点下，没用上2年，就成了“千金寨”里一流的木匠师傅。
阎相吉的病时好时坏，三天两头疼得不能动弹，就得躺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亲当时就下定决心，自己走到哪里，就要把他带到哪里，一辈子要像伺候父母一样伺候他。后来，阎相吉一直生活在我家，直到病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他们要修一条从通化到达鸭绿江边的铁路，终点站是“缉安”（现今的吉林省集安县）。日本人开始大规模招工。
父亲得知缉安铁路招工的消息后，有些犹豫不决，为日本人干活，父亲从心里是不情愿的。但又一想，铁路是修在中国境内，而小日本迟早会从中国滚回去，况且参与修铁路的工程不同于做木匠活，毕竟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从小日本那里肯定能学到更多的技术。
父亲打定主意后，便带着阎相吉去通化参加了施工队。铁路工程浩大，仅木工就有几百人之多。但只有父亲会写字算账，他能够记下所有工人的名字和钱数，并且账目清楚。于是，工头就让父亲给他当半个文书。可这并不是父亲的志向所在。
父亲对筑路测量、图纸设计等都非常感兴趣，顷刻之间就能默记下来。晚上回到住处，他将所有的东西画在纸上，自己琢磨其中的门道。一年下来，他已经可以画简单的图纸了。
就在当年的年底，那个领着几百人干活的工头，从日本人那里领到全部工资以后，携款潜逃了。工人们拿不到工资，无法回家过年，几百人乱成一锅粥。
父亲镇定地安抚大伙的情绪说：“咱们大家想想办法，要不和日本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先预支2个月工资，让咱们拿点钱先回家过年。”大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平时父亲在众人心中威信颇高，于是他们一致请求父亲代表大家和日本人交涉。临危受托，父亲义不容辞。
面对日本人，父亲的意思委婉而明确，就是希望预借明年1月份、2月份的工资，好让工人回家过年。日本人同意了，但是要父亲保证，领到工资的人在春节过后必须准时回来上班。如果有一个人不回来，就要把他送到监狱去“顶账”。
父亲回到住处，把话跟大伙转达了。大伙一听，纷纷签字画押，有的跪下来对天发誓：谁拿了钱不回来，天打雷劈。
父亲把大家画了押的账本交给日本人看，日本人最终同意预借工钱，父亲把钱一一发给了大家。
年很快就过去了，父亲忐忑不安地从家里赶回工地，让他惊喜的是，所有的工人一个也没少，全都回来上工了。现在想来，父亲不但是善良的，也是勇敢的、智慧的。
日本人认为，父亲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就任命父亲来当木工的“把头”。
当了“把头”，除了能够为工人办事，更有机会接触到施工中的高难技术，比如说道路测量、桥梁建设、涵洞和隧道建设等。父亲在这个工地的所见、所闻、所学到的知识，已经让他成为整个队伍中技术最好的中国技术人员。整个铁路沿线，筑路、筑桥和打隧道等多个工种和上千名工人都归父亲管理。
2年后，缉安铁路的修建结束了，日本人想让父亲继续参与下一条铁路的建设，父亲委婉地拒绝了。尽管日本人给的工钱并不低，但对父亲来说，钱不是最主要的，他已学到了他想学的东西，该离开了。
这一年，爷爷去世了，父亲决定定居通化，把奶奶从山里接来。他在繁华的街口开了一个木匠铺，收了几个徒弟，开始过着靠手艺吃饭的生活。
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为了便于浑江两岸的交通，人民政府根据当时的财力决定建造一座木制的大桥，在通化市开始公开“招标”。父亲闻讯，认为自己有能力设计大桥以解决这个最大的交通难题，为新中国建设尽一份力。父亲没有助手，也没有多少仪器，只凭自己的经验和土办法，一连十几个日夜奋战，完成了标书，参与竞标。
几天之后，一位解放军的后勤部长来到我家，详细询问了父亲的学历和经历。父亲说他的本事都是从日本人那里偷学来再加上自己研究的。
部长拍着他的肩膀说：“我都了解过了，你在伪满修过铁路，当过近千人的工长，虽然是为日本人做事，但是你心肠好，从没坑害过谁，有中国人的良心。我们看了十来份竞标的图纸，认为你的设计最符合实际，价格也最合理。我们决定，把修建浑江大桥的任务交给你了。”
父亲不善辞令，感激地握住部长的手，心情激动不已，当即就跟着部长去商量开工事宜。
大桥的正式修建是从冬天开始的。那一年父亲刚好40岁，承担了通化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的全权指挥任务，既承受着莫大的压力，也涌动着无穷的动力，他要用自己全部的心力来建造好这一座象征着自由和解放的大桥。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一度出现过零下40℃的严寒，加上国民党要第二次占领通化的谣言，闹得人心惶惶，工程进度不自觉就慢了下来。父亲着急了，他决定扩大施工队伍，把“两班倒”改成“三班倒”。歇人不歇机，日夜不停施工。
为了保证工期，父亲干脆就住到了江边的工棚里，日夜监守在工地。因为每个班里都有现场问题需要他来解决和定夺，一个走了又来一个，那个冬天下来，他没睡过一宿安稳觉。连大年三十晚上的饺子，都是由大哥送到江边的。
在父亲的坚持和督促下，大桥的建设进度明显加快了，终于赶在第二年开江前，如期完工。
通车典礼那天，通化市的党政要员和解放军首长悉数到场，十几辆拉着野战炮的美制卡车徐徐通过大桥，两岸同时燃放起鞭炮。
“修文彬寒冬建江桥”，成了当时流行的一段佳话。
这座桥虽然是由木头建造的，但却坚固无比，它在浑江江面上挺立了十多个春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新建起一座钢筋水泥大桥后，才把它拆除。
1953年，为了纪念抗日英雄***将军，市委决定修建“***烈士陵园”。
工程的开工仪式很盛大，但是进展却不如想象般顺利。由于山坡的土质问题，陵园围墙屡建屡塌，工程无法继续进行，不得不停了下来。众多的设计和土木建筑方面的专家赶来，一连商量几天也没拿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有人建议易地改建。可是，大部分建筑材料都已经运到山上，易地改建，谈何容易？就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有人想到了父亲，请他出山来“会诊”。
如果说建造一座横架大江两岸的桥梁，展现了父亲高超的建筑水平和指挥能力，那么在这一同样重要的工程中，展现的则是父亲对于中国古建筑知识的灵活运用、师古而不泥古的高度智慧。父亲没有什么文凭，但他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完全不亚于科班出身的高级土木建筑工程师。
父亲察看了地形和土质后，当即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出乎众人意料的设想——建造“地桩镂空围墙”。
这个“地桩镂空围墙”的想法，是从建造铁路和桥梁的实践中演化而来的。铁路建设要经过各种不同的地质土层，解决的办法多种多样，地桩固定就是其中一种。修建桥梁更不用说，它是建在水上的，桥桩也是同样原理。这个设想不仅可以解决建造围墙的实际困难，还可以让围墙更加美观。
市领导经过研究后认为，这个想法切实可行。于是把领导“***烈士陵园”施工建设的指挥权交给了父亲。
能为***将军修造陵园，父亲感到非常荣幸。他在日伪统治时期就听说过***将军的大名，从通化到集安的铁路沿线，正是抗联活跃的地区之一。修建铁路期间，日本人对工人实施严密监视，但工程队的工人们还是尽己所能给抗联战士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在父亲的掩护下，他们把粮食和棉衣送给了抗联战士，日本人追查时，作为把头的父亲都机智地遮掩和搪塞了过去。所以，父亲不仅是善良的、勇敢的，而且是正直的。
烈士们用血肉之躯换来了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修好陵园便是对烈士最好的尊敬和纪念。
父亲是个精益求精的人，他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请来教授，一同研究陵园图纸和装饰图案的设计，进行了切合实际的修改。直到他完全满意，施工才正式开始。
首先开始的是围墙建造。许多人都在关注“地桩镂空”设计的可靠性。依照父亲设计的地桩，按一定的距离深深打入地下，成为围墙的坚固支撑，着力在地桩上的镂空围墙克服了地层条件的影响，牢牢地立在地面上，成为陵园里一道亮丽的景观。
父亲以他的智慧告慰了逝者英灵，“活鲁班”的名声从此传扬通化城。
此后，父亲成了通化市建筑工程公司的土木工程师，参与和指挥了英额布水库、军分区大楼等工程的施工建设。父亲以他的聪明和智慧，不断地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题，成为通化市建筑业著名的领军人物。
就在修建***陵园的那一年，阎相吉终因久病不治而去世。父亲将他的牌位长供于家中，与我们的祖先一起，享受着永久的供奉。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他一直坚持两个字：责任。父亲从不说豪言壮语，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他认为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父亲一直用他淳朴的人生观教育着我们要诚实，要踏实。“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事”，这是父亲对我们最重要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并以此来教育我的儿子和员工。在修正文化当中，我首推的就是责任——制药企业的责任。我认为责任是制药企业的本质，而这种理念的本源就来自父亲从小对我的熏陶。
二 良心不好的人不能做药
我一直认为，修正能够靠做药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大，不是靠别的，是因为遵守了母亲的为人之道。因果报应，毫厘不爽。做好药，有好报！
在修正本部的大门上有一块牌匾，上书“德配天地，道贯古今”8个大字，这是已故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先生为修正题写的。
德的本意就是“得”，有德必有得。儒家之道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
《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谓懂得至善之境界，然后才能够有坚定的志向，然后才能够心不妄动，然后才能够所处而安，然后才能够处事精详，然后才能够达到高境界。得，得其所止，止于至善，得到高境界，德也。
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最贵。”天地万物，天能生，地能养，但它们不能治。只有“德”，能与天地媲美；只有“道”，可以跨越古今。
德为人的第一需要。修造自己的德行，以德动天。德即人德，人生的行为准则，是道在人的行为上的表现形式。神就是道，道即天道、自然规律，能按自然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孟子说：“仁者无敌。”在孟子眼里，仁德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所谓的“仁者”，就是有仁德之人；所谓的“无敌”，不是指实质上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是形容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无人能及的宽阔胸怀。
家母从我小时起，就教我凡事要多替别人着想。用我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诚待人，以礼待人，说实话，办实事，交挚友，不占便宜，不怕吃亏，不偷懒耍滑，更不能损人利己”。
与那个年代大部分的普通妇女一样，家母勤快、聪慧、善良。她中医世家出身，我姥爷在当地是个有名的中医，母亲天资聪颖，又爱求学，从懂事起就跟在姥爷身边，耳濡目染。从辨认药材，到抓药，再到给病人诊脉看病、开药方，母亲掌握了姥爷的全部医术，传承了姥爷的衣钵。和父亲结婚后，就在当地红旗医院做了一名中医。
母亲是勤劳的、善良的。即使是怀着孩子的时候，只要有人求诊，不管多远也要让父亲套上马车送她去。
由于父亲有着一手高超的木匠手艺，我们家的生活比一般人家要宽裕一些，但我们家的饭食却从来不会太宽裕。只要母亲看见有邻居吃不上饭，她柔软的内心就像被拧了一下，她宁肯我们自己少吃一点，也要给揭不开锅的邻居们多少弄点吃的。有时我们兄弟几个不解，她就会说：“人不能光顾着自己的肚子，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扬名。”
这话听着有点粗糙，但话糙理不糙。这就是母亲用她朴素的语言在诠释着“德”。
母亲不仅对认识的人是这样，就是对讨饭的，也从来不会让人家空着手离去，有窝窝头给窝窝头，有饭盛饭。有一次锅里没饭了，只有我还端着碗，母亲就把我碗里的饭给了人家。
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兄弟几人一直勤于劳作、乐于助人，并且安分守己。即使饿着也绝不会去拿别人的东西，而且还会尽量把自己吃的分给那些挨饿的人。
由于母亲从医的缘故，幼年的我就觉得治病救人真好，对医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止一次幻想着自己将来要做个神医，要研制出一种包治百病的药、一种长生不老的药。这虽然只是我儿时的想法，但就是这天真的想法促发了梦想的萌芽。
母亲对于治病救人的虔诚，更是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她给病人抓药、煎药，常常都顾不上给家里人做饭。母亲经常说，药是治病的，不能出一点差错，抓错一味药可能就是一条命，一味药不足就达不到治病的效果，甚至会加重或延误病情。碾药、煎药更是马虎不得，火候不足，药的浓度就不够；火候过了，药里面的杂质增多，有害成分就会进入药里面。
然而，当我父亲中风病倒时，母亲竟然束手无策了，她心急火燎却使不上力，当时的药没有明确标准，手里拿着治病的药方，要找到一种真正见效的好药却十分困难。
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记得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我下班的时候看到家门口围了很多人，觉得可能出什么事了，就赶紧往家里跑。进屋一看，我父亲躺在炕上，单位领导围了一圈，原来父亲中风了，半身不遂。当时按照医生的嘱咐是要吃安宫丸，但事实上安宫丸性凉，中风应该吃人参再造丸这样性热的药，才能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所以，当时的用药是用错的，病情反而更严重了。
父亲病倒了，全家人心情都很沉重，那种痛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受。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只要听说有一种药能治疗父亲的病，就要试一试，甚至连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都信。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0多元，经常一抓药就花掉七八十元。有一年春节，和亲戚唠嗑中听说有位老中医治疗中风很有经验，我马上骑着自行车冒雪去找。打听了一整天才找到线索，人家早搬城里去住了。后来又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那人请到，可结果也就那么回事，还是没起到多大作用。花钱、出力、受累，我都不在乎，关键是用了药病情不见好转，这就让人心里堵得难受。梦想当时要有一副管用的药，该有多好。
我看着劳碌一生的父亲就这样躺在了炕上，病痛不时发作，满头大汗，却硬忍着一声不吭。这样的情景，我真的不愿再回忆了。
如此几番，我疲于求人，自己买了一大堆医书，对中草药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光是笔记就记了几大本。
渐渐的，我终于找到了能够治疗父亲疾病的可靠方子。为了保证药效，不管多远我都亲自去抓药，回到家亲手熬制。就是靠着我用笨方法找来的那些药，延续了父亲9年的生命。母亲感叹地说：“原来你父亲的病是能缓解的，咱们不是缺药，而是缺少好药啊！”
父亲离去之后，母亲因为受打击过大而抱病不起。母亲最早被诊断为肝病，医生说要增加肝糖原，也就是多吃糖。
那时候买东西要凭票，我托了不少关系才多买到一些白糖。母亲吃什么我都给她加糖，连米饭里面都加。后来却发现，母亲疼的地方不是肝，而是胰脏，是糖尿病引起的胰腺疼。母亲得了糖尿病，我却给她吃了那么多的糖、要命的糖。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个凶手。
于是，我又开始了第二轮对中药的探索，但是也没有留住母亲太久。
回想母亲整个一生几乎都在治病救人，没想到最后竟被误治耽误了她的病，这成了我一生永远的痛。
父母亲过早地因病离开了我们，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做药人的责任。老百姓需要的是能够治病的好药，不能治病的药即使再便宜抑或白给，他们也不需要。做药人首先要有医德，要用比较高的道德水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后来我进入医药行业就一直坚持“做良心药、放心药”。这正如孔子说的推己及人，站在患者和家属们的角度上想问题，就能加深自身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地为患者生产出管用的药，减轻病人的痛苦，治病救人。
母亲常说的那句话，“药品是治病救命的，良心不好的人不能当医生、不能做药、不能卖药”，时常响在我的耳边。我觉得母亲一直在天上看着我，嘱咐我用良心做药。是母亲冥冥之中的呼唤与鼓励，使我能够有勇气将梦想变成现实，在一路艰难中坚持走下来。我要求修正的员工能经常想想病人，做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正是始终坚持这种理念，才铸造了今天的修正药业。
三 谁家少年不英雄？
我打小就是个英雄主义者，所以，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注定了我人生的起伏曲折、不同寻常。我深感“天之机缄不测，抑而伸、伸而抑，皆是播弄英雄、颠倒豪杰处。君子只是逆来顺受、居安思危，天亦无所用其伎俩矣”。
也许是英雄故事听多了，小时候，我十分向往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小的时候，东北的冬天冷得出奇，狂风怒吼，大雪漫天。但我和小伙伴们全然不顾，一溜烟地往外跑。
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每天都按时集合，人手一把弹弓，兜里鼓囊囊的都是小石子或晒干的泥弹子，见到鸟（最常见的是麻雀）就打。在那个一年到头不知肉味的年代，那些胖得圆滚滚的麻雀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
我的“弓法”在小伙伴中是最准的，只要看准了目标十有八九都能射中。一旦有麻雀应声落地，小伙伴们高兴得欢呼雀跃，佩服之情自不必说。当我们把麻雀烤熟的时候，大家总以一块肥厚的胸脯肉来奖赏我高超的“武功”。每到那时我心中就有种被推崇的感觉，我知道要鹤立鸡群就必须做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做得好就会有不一样的回报，比如那块肥厚的胸脯肉。
转眼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开学的第一天，我早早就起床了。父亲要送我去上学，我拒绝了。我心想，要是连上个学都要大人陪着去，以后可怎么做英雄。回想一下，那时候的我就已经很独立了。
小学前几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挺好。那时候，有种读物叫小人书，现在已不多见了。《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那一幅幅精美的画面和鲜活的人物形象令我如痴如醉，年纪稍大一些便千方百计地弄来整套的名著细读。有那么几本书，随便讲哪一段我都能说上来。
学校距离我家不远，我经常带着同学回家吃东西。吃完东西，我就给他们讲故事。在他们崇拜的眼神中，我讲得声情并茂，一旦遇到忘记的地方就即兴演绎一段，也能把故事说得像那么回事儿。
就这样，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孩子中的无冕之王。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很快停了课，由于我平时在同学中“威信”较高，很自然就被选做了所谓的“军长”。当时，我管辖了160多个队员。我们在大教室里，把课桌排成长龙，我经常坐在前头训话，安排刻钢板、印传单、开辩论会。
少年的我自然没有意识到这种运动所蕴含的深层次的东西，父亲却看出了其中不正常的一面，为我的未来深深感到担忧。那时父亲已经退休了，他怕我这样下去会被毁掉，所以坚决让我跟着他学木匠。父亲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我离开那个环境，把他一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我。
父亲在当地颇有名气，退休之后，还有不少搞基建的来请他做监理。打小我就经常跟着他去工地，早就熟悉了那种忙碌的工地气氛，了解了一些做工匠的基础知识，对木工也很感兴趣。于是，我听从了父亲的劝告，跟着他学木工、学基建。学木工的时候父亲说：“要学就好好学，要不就干脆不学，决不能应付了事。”我说：“爸，你放心吧！你儿子什么时候应付了事过？”于是，父亲在整个传授过程中对我耳提面命，我对自己要求也格外严格，从使刨子、用斧子到制作模型、画图，我都一一学会了。
就这样，我当起了木匠，直到现在，我的手艺都没有忘，一个外件从制模到放大样、到画图，我都会。我从三级工开始做起，一直做到七级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三级工一天能赚1.86元，四级工一天能赚2.21元，五级工一天能赚2.26元，六级工一天能赚3.62元，七级工一天能赚3.72元。这些钱我都赚过，最多的时候赚到100元。
我从小过的就是穷日子，知道赚钱不易，所以从不乱花钱。不管赚多少钱，包括一个月赚100多块钱的时候，我都一分不少地交给父亲。
在基建工地，从开挖地基到砌砖抹灰，从打圈梁到高楼封顶，父亲深入浅出的指导再加上我的悟性，不管什么活我看一两次就能琢磨出门道，第三次就完全会干了。
和父亲在一起干活的日子，活儿都是我干，老爷子就是在一边喝着茶水，指指点点，干出来的活质量也都是一流的。
有一次，跟着父亲到离通化几十里的乡下给人家做家具。到了他家，见到一位老人，拄着棍子，在他儿子的搀扶下，告诉我们要打什么样的家具。这个老人，一见面就让人觉得气度非凡，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农民。
父亲和他坐在炕上唠嗑。原来这位老人是清朝留守东北看护龙兴祖坟的皇族后裔，当年在通化也是个名人。光绪末年，曾被官派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后，就在通化教书。到了伪满时期，他当过一任税捐局长，因为和主管的日本人闹翻了，一气之下辞官回家。
在我干活的时候，两位老人谈得越来越投机。到了晚上，父亲把我喊过去，那个老人把门窗关好，窗帘拉上，从炕席底下拿出一本线装书，这本书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周易》。
父亲对《周易》也有所了解，两个人算是遇到知音了，所以才能谈得那么投机。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位老人是个高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有较深的理解。他研究《周易》，是从日本回到通化后，得到了玉皇山一位老道士的真传。
他认为只有把《周易》研究透了的人才能知道，古人用《周易》占卜是探求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用以富国强兵。这个传奇的老人成了我读《周易》的启蒙老师，正是听了他讲的“太极图”和“阴阳八卦”，我才对《周易》有了初始的了解。回到家里，我跟父亲也在一起探讨过，终因条件所限，加上年纪太小，没有太深的理解。直到改革开放后在书店里能买到《周易》时，我才开始系统地研读。
《周易》中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对我的启发很深。其实，这两句话就是做人的标准，是做正人君子的标准。要想做君子，就得自强，就得厚德。
从此，这两句话也成为我的人生信条。
四 认准的事就要坚持
《论语·阳货》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对理想的追求过程，其实就是对自己心灵探寻的过程。所谓坚持，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没有变成有。而这，必须有高度的智慧和倔强的傻劲。
1973年，我作为通化市的第一批知青，被下放到了郊区的江北养鸡厂。
当时的治安5队附近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吊桥。报到后做的第一件活儿是扛豆子。肩膀上扛着100公斤重的黄豆，脚下的吊桥忽悠忽悠的，胆小的人看着那水就晕，脚丫子哆哆嗦嗦地伸不出去。
我也是胆战心惊的，但是再害怕活儿总得干，既然怎么都是干，何不大胆一些。我看也不看脚下，扛起袋子就直往前冲，恐惧感也就消失了。
人生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太多的事情你认为力不能胜，可当你有勇气付诸行动时，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艰难。
养鸡厂的活儿累脏自不必说，天天穿梭于鸡舍，喂料、捡蛋，身上常常沾满饲料。这个差事没干多久，我就被安排去管生产。生产主管有时需要到外地去采购东西，当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上海。在那时，对我来说，这是很引以为荣的一件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反过来就是“在其位，谋其政”。虽然那时我所谋之“政”有些微不足道，可我还是用心谋之。
我们厂的鸡雏孵化器是我亲自设计的，它用木头制成，这种孵化器需要的导电表在当时必须到上海才能买到。所以，我就经常被派去上海洽谈采购业务。
一个18岁的山城孩子，突然来到这座绚丽的都市，面对高耸的大楼、拥挤的人潮，我蛰伏心底许久的万丈豪情一飞冲天。原来大山之外的世界是如此精彩，有那么多的新鲜事物我不曾接触过，有那么多未知的领域等着我去探寻，终有一天我要像父亲一样走出来。
拿着介绍信，我找当地的相关部门接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去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需要开介绍信，去上海的介绍信需要在临近上海的几个省开才可以。我先被安排到共和新路招待所，之后住进上海大厦。上海大厦那时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相当于今天的和平饭店。由于是开介绍信才被调到上海大厦的，也不增加费用。
白天跑了一天业务，晚上舒舒服服地洗个热水澡，大冬天也穿衬衫、打领带，着实长了不少见识。
那段时间，我最喜欢的就是逛友谊商店。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友谊商店可以买到很多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和稀罕的洋货。很多人眼馋的中华香烟，也只有在友谊商店里才能买得到。
那时，我的烟瘾是比较大的，一般情况下是一天一盒。虽然我用公款买点烟是不成问题的，说是联系业务用也就报销了。但我告诫自己，只能来看一看，过过眼瘾。这虽是公费出差，但那钱是公家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东西就不能要，不是我的钱就不能花。这是从小父母就教导我遵守的做人准则，从未打破过。后来读《论语》，知道圣人的教导也是如此朴素直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君子心中始终持守着一份规矩、法度，不得超越；小人日夜所思的皆是恩惠、利益。
那时候，“返城”是我们这些没有机会继续上学的人的唯一出路。所以，当时的招工转正几乎是我们所有知青的梦想。
在我心里憧憬着未来的时候，忽然来了个文件：养鸡厂要变成农场，我们这一批知青都要变成农业工人。
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是做农业工人还是做产业工人？
没有人可以商量，家里人不管这事，也不懂这事。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不做农业工人，就得重新下乡。
在我心里，产业工人伟大。当时我们这一批有30多个知青，我是个头儿，不仅管生产，仓库、车辆也都归我调配，大家都愿意跟着我干活。
当我第一个说出不做农业工人的时候，七八个知青也都跟着我一起不转正了。立誓不当农业工人，即使重新下乡，也要当产业工人。这就是我当时“认准的事就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性格。
于是，历史又一次重演，我们第二次下乡。再次报到后所做的第一件活儿不是扛豆子，而是挑鸡粪。鸡粪都用大筐装，一筐有100多斤重。在那个百无聊赖的年代，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寻回一些快乐，尽管这快乐会让别人不快乐。有几个小子故意整我，每次都把筐装得满满当当的。我当然知道他们的小九九，从小就当孩子王的我，岂是这点困难就能被吓倒的？背就背，不仅要背，还要跑得最快。为了示威，每次我都跑着走，每次都跑第一，让他们目瞪口呆。
面子上是过去了，但是一连挑了3天的鸡粪，我的肩膀都被磨破了，一沾扁担就疼得像火烧似的。但我想，父亲以前还背过煤呢，一背就是3个月，我只不过才背了几天，这点苦还吃不了吗？我咬牙坚持着。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选择不难，而坚持选择却要付出代价，同时也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周下来，我被大队、公社注意到了，领导见我有文化、能干又不多言语，就把我调到了公社工作组。
孔子曾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好好修炼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并给别人带来快乐。那时我就在想，“修己以安百姓”是圣人所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应是我寻求的境界。创办了修正药业之后，我把“修元正本，造福苍生”作为企业文化一以贯之，而这一思想的源头就是那时的思考。
公社的马文里书记非常喜欢我，对我特别重视，很快就任命我为团总支书记。
当时有句话，“个子大门前站，不干活也好看”。我个子高，仗着这先天条件成了基干民兵。当民兵可神气了，配着枪，白天操练，夜间巡逻。这种“保家卫国”的事正好圆了我小时候的英雄梦，我干得不亦乐乎。不久，我就当上了民兵连长，后来又做了治保主任。
我在公社待了1年多的时间，通化市皮鞋厂就来招工了。马书记知道我一直想做产业工人，就对我说，下半年公社就有指标了，党委都很看好我，决定让我当个农业助理。当时的农业助理管的事虽然不大，但是前途无量。只要当上了助理，接着可以升特派员，升科长，一步步上去，一路能干到县委书记。
我那时完全不理会这些，一门心思就想当工人。对我来说，工人阶级无上光荣，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勤劳踏实，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成为一名光荣的产业工人是我的第一个事业目标，这是雷打不动的。这话现在听起来有点空，像口号，可当时就是那样热血沸腾。
我就这样一根筋地被招进了皮鞋厂，在车间工作。开始只是一个操作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是，凭着踏实肯干的态度，1个月之后，我被厂领导发现了。因为压鞋的模压机器得翻砂，我会做模型又会做图纸，于是被调到技术科当上了模型工，做机器的翻砂，管铸铁、铸钢。那时候的模型工是厂里最高级的工人，待遇也是最高的。所以，你要相信“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老话。
正如父亲所说的，“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不管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丰衣足食也好，扬名立万也罢，一定要活在当下，着眼于当下，务实于当下，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踏踏实实地踩出自己脚下的每一步路。一个人将消极变成积极、将被动变成主动，工作起来就不会觉得累。
所谓“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其实并不是我们迈出第一步多难，而是我们大胆迈出第一步时自己了解自己、自己战胜自己的过程比较难。大凡做事的根本，一定要先修身。因此，既要有高度的智慧看准事，又要有倔强的傻劲把认准的事做到底。
五 人生每一步都不白走
《列子·说符》云：“大道以多歧而亡羊。”人的一生面临太多的十字路口，每一步都是艰难的，都是重要的，前一步决定着后一步，走好、走对每一步都很关键。
当年由于历史原因中断学业，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恢复高考后，终于能上大学读书了，我兴奋不已，选择了吉林大学，进修法律专业。
大学期间，除了上课，其余时间我几乎都泡在图书馆里。读书对我而言是快乐的，我可以在书的海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养料。我偏爱文学和哲学书籍，尤其是对《周易》《中庸》《矛盾论》《实践论》等更是爱不释手，很多篇章甚至可以倒背如流。
大学毕业后，正赶上公安局招人，由于我是学法律的，再加上人高马大、身强力壮，就顺理成章地被选中了。我心中儿时就埋下的英雄梦又被唤醒了。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坚强后盾；是维护正义、和平，与黑暗、丑恶斗争的光明之子。这不就是我儿时梦想中的英雄吗？但我的编制还在厂里，厂领导不愿意放我。后来，公安局想出了个办法，队里拿一个老同志去换我。那个警察姓张，由于年龄已大即将退休，于是就把他放到皮鞋厂，这才把我换到了公安局。
我最先在环城公社派出所工作。那里是城乡接合部，问题最多，也最难管。当时所里主要有3个人，所长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大好，经常在家休养。而内勤又刚刚结婚，整天泡在新房里。我是外勤，又是光棍一条，于是整个所里就我一个人天天晚上去值班。
在派出所那阵子，我主要负责审讯、做笔录等工作。我平时不大言语，表情腼腆，却自有一份“不怒而威”。那时警察办案并不规范，也缺乏办案程序，遇到不配合的犯罪嫌疑人就得使用一点儿“武力”。我虽然不打人，但目睹这样的场面，心里着实不是个滋味。芸芸众生岂是一个“暴”字治得了的，我更相信仁者的教化力量。
后来我申请调到了交警队。我觉得还是交警队好，大冬天穿着皮夹克、大皮靴，威风凛凛地站在路口，指挥着来往的车辆。另外，交警队也相对清静，不和犯罪分子打交道，顶多是违章，不需要用“武力”。
到了交警队，我先是进了宣传组。那时交警队通过创办报纸和杂志，扩大广大干警的信息交流，使干警们能够及时了解工作情况，增强责任心和主人翁意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通过各种形式征求干警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提议。
文字让我感觉亲切，我也喜欢驾驭这些有魂有魄的精灵们。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自行车十不准》，接着《不准带人为什么》《交通工程学》《停车十句》等文章也相继发表在《红绿灯下》杂志。
现在回想起来，我再次走进校门是我一生中关键的转折点。因此，我宁可让口袋贫穷，也决不让脑袋贫穷，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学习是长期的，是与生命相伴始终的。而且，学习的目的在于创造，要学得进去、走得出来，关键还要能用得上。这是一个人能够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
当交警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最难的不是指挥，而是执法。严格执法是为了交通安全、畅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罚到谁头上，谁都不乐意。作为政府的执法人，交警在很多时候得不到老百姓的理解，经常有违法人员对执法不理解、抵触，甚至刁难交警。
与韩非子推崇的“务法不务德”理念相比，我更愿意接受荀子的“礼法并用”的思想。面对违章者的刁难，除了严格执法，还当以礼相待，礼为“治之始”，法为“治之端”。
交警工作中，最基本的礼仪要求就是敬礼。通化市的“纠正违章先敬礼”规定，我是第一个贯彻落实的，而且是“双敬礼”——处理违法行为的时候，先向违法人敬礼；处理完违法行为以后，再次向违法人敬礼。在十几年的执法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做一个严格执法的交警不易，做一个严格执法、又让群众满意的交警更难。要想化解矛盾，耐心、礼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诚恳。如果能以诚相待，学会换位思考，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
有一天，一名男子蹬着一辆三轮车在人群熙攘的马路上行进，车上的货摞得很高，晃晃悠悠的，吓得路人直往两边躲，我打手势让他靠边停车。
我对他说：“你这么干太危险，万一把谁剐了碰了，可能这大半年都白干了。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让你一家人指望谁去？”
这位当事人果然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就靠他挣钱养活，日子过得很艰辛。我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他感动地对我说：“警察大哥，我明白了，谢谢你提醒，这是最后一次。”
面对每一位违章司机，我都是耐心倾听，并且告诉他为什么会被交警拦下，直到说得对方心服口服，我才开罚单。
善待生活，生活也会善待你。
我很快升职为中队长，管理当时的新车站到老车站之间的那一片区域。当时那一带还没有岗楼，我们的中队分为江东中队和江西中队，我分在江东中队。
除了处理好日常的巡逻、监察工作之外，我积极地向老同志学习警务知识，以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每一天我都感到工作充实、精力充沛、激情满怀，总想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送迷路儿童回家、跳冰窟窿救人、帮助店主打退歹徒……这些我都干过，有的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已经记不起来了。
新站附近有一个集贸市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有一天，一辆三匹马拉着的马车从新站的桥上下来，不知为何马受了惊，奔大市场就冲了过去。原本熙熙攘攘的集市顿时大乱，人们纷纷往两旁躲让，马车所经之处，摊货倒翻，行人在躲避时乱成一团。
我从岗台上蹦下来，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伸手就去拽辕马缰绳，将浑身的力量集中在手上使劲一带，惊马陡然刹住冲势。我却滑倒在马的身边，地上都是冰雪。我紧紧抓住缰绳不放，那马在尥蹶子，眼看一蹄子就要踢着我，我不得已松开手挺身一滑，躲开了危险的这一蹄子，皮夹克被刮出了一条大口子。这时候的马已狂性大减，周围的人涌了上来，拉的拉、拽的拽，一起控制住了马车，将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第二天，广播、报纸都报道了这条新闻。记者涌到局里，争先恐后地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平静地说：“当时什么都没想，就想必须拽住它。”
作为中队长，我有吊扣违章驾驶员1个月驾驶证的权力。有那么一段日子，每天都有人拿着驾驶证来请示：“中队长，吊扣1个月。”我问：“什么理由？”答曰：“不服从管理。”不一会儿，又来一个，我问：“什么理由？”答曰：“不服从管理。”
我嘴上嘟囔了一句：“怎么这么多？”心里却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那时候的每周三下午，我们都搞业务学习；周五下午，搞政治学习。队里的干警与领导干部聚集在一起，讨论工作。
在一个周五的会议上，我决定把心里藏了好久的问题摊开。面对众人，我说：“咱们来讨论一个问题，这些驾驶员怎么会不服从管理呢？”
下面的人听了，一阵沉默。
我说：“咱们就讨论一件事，咱们交警是‘为人民管交通’，还是‘为交通管人民’？”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有“公仆”意识，也刚有“公仆”这个词。我的这个讨论被当时局里的苏副局长知道了，于是在全局专门展开了大讨论，探讨我提出的这个问题。
两句话，字数相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还有些哲学的味道。但我当时没有多想，只知道作为一名交警，心中始终要有一杆秤，那就是群众。现在想想，那时的我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交警，却自在快乐、内心丰盈。很怀念那段岁月，它是我实现梦想的又一次历练。所以，我说人生的每一步都不白走，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积淀。《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这话我是信的。
六 做人要有浩然正气
孟子曾有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一种人生正气，与天地大道相配。正心发正念，正念出正气。内可聚集而成大智慧，外可迸发而成大作为。
1986年，通化市实行交通道路体制改革，交通队重新建支队，择地建新办公楼。支队长选中了我，让我去当基建队的队长。
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基本建设步入“快车道”，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小项目纷纷上马。一些不法建筑商为了承揽基建项目，把眼睛盯在分管基建的领导干部身上。基建队长在某些人眼里是个“肥缺”，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虽然从小受父亲的熏陶，非常喜欢建筑，但这样的浑水我不愿蹚。几次拒绝后，支队长找我谈话：“全支队200多人，就选了你一个，没有第二个人选，你不干也得干，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无奈中接过了委任书，当了基建队的队长，由我负责管理和监督工程。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实践，也是一次检验。
父亲曾说过：“一件事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好。”既然接了委任书，就要为工程负责、为领导负责，当然也要为自己负责。于是每天早上天不亮，我就爬起来，开着车满工地察看。工程正式开始后，我亲自监督工程、指导施工，并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尽量节约成本。
到了端午、中秋等节日，有人登门给我送礼，也就是蛋、米、面什么的，大伙觉得送这点儿东西也不算行贿。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从量变到质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坚决让他们都拿了回去。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职业操守，但这是我应该做的。《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源。”这话禁得起推敲。钱财是中性的，本无善恶之分，但是一个“贪”字，便可将人推进欲望的沟壑。这沟壑像地狱的饿鬼一般总是饥饿，贪婪的人用欲望喂养它，直到最后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投之以食。它饱了，你却不在了。认清了它，也就不敢触碰它。施工期间，我没有动过工程队的一袋水泥、一颗铁钉。一个亲戚曾找到我，说：“四哥，给我弄点水泥回家抹墙呗，不多，就三四袋。”三四袋水泥，也就我一句话的事，但我宁可去水泥厂给他买，也绝不会拿工地的。在我的带领下，队里纪律严明，没有人敢小偷小摸。
基建队长工作的特点，就是繁杂、琐碎，一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影响到工程的正常运转。在工作中，我经常放弃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办公楼竣工了，总的花费比原先预算的节省了200多万元，而且，工程验收质量全部合格。
庆功宴上，支队长诚挚地敬了我三杯酒，并且要给我涨工资，但是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老同志。
基建工程结束之后，我被调到了车辆管理所，管理车辆登记、机动车检测和驾驶员审验等工作。虽说职位不高，但权力不小，在某些人眼里仍是个“肥缺”。
当时，走私车特别多，如果管理车辆登记的人睁只眼闭只眼也就放过去了，但车辆到了我这里，如果手续不齐全，不管是谁，一律查办，亲戚朋友也不例外。我的工作宗旨就是不让一辆走私车登记，这是我的职责，谁也别想在我这儿钻空子。在公事方面、在国家利益方面，没有什么情面可讲。
我有一个老同学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不知是谁给他出的主意：“你既然和交警队的修涞贵是老同学，办个车务中介公司，不就赚大钱了吗？”这位老同学听说后，急不可待地找到我，郑重许诺说：“赚了钱咱俩分，决不亏待你。”
我当即打断他的话：“这种事你想都不要想，根本行不通。生活上有难处你尽管找我，做生意我也可以帮你，这件事儿就别想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我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反正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很多人都说我死脑筋、不开窍、不近人情，但我始终按照原则办事。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它的唯一功能就是为人民服务，决不能让手中的权力成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要赚的，但是赚钱一定不能靠歪门邪道，要坚定不移地走正道，财路才能宽广无限。私心是万恶之源，急私近利的人不配当领导。小气的人也做不了领导，有多大的胸怀就能干多大的事儿。什么是做人的快乐？范仲淹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才是君子之乐，是大乐。《涅槃经·梵行品》中有云，“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一句话，就是做事要从利他的角度出发。一个人有没有德，关键得看他发乎外的东西是利己还是利他。内修上德以管好自己，外结良缘以经营世界。
中国古人无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修身”即“做人”，是读书的首要宗旨。孟子把做人的原则阐述得更加准确——“吾善养浩然之气”。
那一种气，最盛大，也最刚强。以正直去培养而不加妨碍，就会充满在天地之间。那一种气，要和义行与正道配合，没有这些，它就会萎缩。它是不断集结义行而产生的，不是偶然的义行就能装扮成的。如果行为让内心不满意，它就萎缩了。要培养此气，有三个条件，第一是“直”，包含真诚和正直两个意思；第二是“义”，义者，宜也，代表在各种情况下，随时要用理性做判断；第三是“道”，人生的光明大道。培养浩然正气说穿了是一种道德实践。有此浩气，就可傲立于天地间，成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
我觉得“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浩然正气”。“浩然正气”的培养要“集义所生”，必须循序渐进，由小到大，由远及近，终年累月。慢慢做，每天做，长期做下去，自然有所成。这也是我一生之求索。
我始终秉承“做事先做人”的理念，坚信自己的良心是好的、信念是对的。我坚守住自己的品德和情操，坚持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学会用一定的哲学思维对事物加以辨别、分析。实在看不清、摸不准的，就用良心这杆秤来称，想一想自己到底该不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