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人文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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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县城往事(8)

【常山的“文化抗战”】

朱向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普遍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热潮,常山文艺界也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

捐募抗战飞机,唤起民众觉醒

“一·二八”淞沪会战,日寇飞机的轰炸对中国人震动很大,国内发出了“航空救国”的呼声。

1933年3月22日,常山县立民众教育馆发出《为捐募民众飞机告民众书》。书中提到:“诸位同胞们!航空救国的警钟已撞得很响亮了,航空救国的声浪已激动全国同胞的耳鼓了,我相信诸位不至于尚在拥衾高卧寻那安逸鼾梦,仍是充耳无闻!我相信诸位不至是一个健忘者,对‘九一八’和‘一·二八’的耻辱创痕已经漠然置诸度外!我相信诸位不至因为未亲自尝过日军的飞机炮火轰击下的滋味唤不起你切身的怨愤!假使诸位是一个中华民国的极端儒弱、极端大度主义者,也不能梦想‘九一八’和‘一·二八’的事件仅仅成为历史上陈迹,可再保无事。诸位!我们要知道那狗肠狼心的木屐儿,还是占着他的飞机和兵器的锐利着着进迫;我们看到最近山海关被占,热河沦陷,华北正在惊扰之中,更可认识最近的目前,便是我们国亡家破的时候!唉!当此挽狂澜舒累卵的严重时期,无论上下朝野、富贵贫贱,都非急下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某实力的准备不可;然要准备实力,则置备多量的飞机,充实航空的力量尚矣!为什么呢?盖近世的战争,是立体的战争,是由陆地而进到天空的战争,而战争之蔓延,亦已由夐夐大陆,而洋洋海面,而渺渺天际,因此我们的生命和家国的安全,除处心积虑提防于陆外,更须以全副精力来应付这最危险最厉害的空中袭击;苟有海陆戒备而无空中提防,则处处均有受敌机侦察轰炸之虑,虽有超过敌人十倍二十倍之精锐海陆军,终难免受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我们生当战术剧进的现在,欲谋自卫的方法,则唯有充实我们的航空力量,具备驱逐阻止敌人飞机的准备,才是我们保民族保国家保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出路。我们再提到敌人——日本——空军的实力,据调查大约有飞机一千二百余架,还有民用飞机不计算在内。据说我国现在仅有飞机二百架,非但没有与他们相比拟的可能,而且恐怕还不及‘九一八’东北被日军所占去飞机数目,这是我们应当深切注意的!”

书中号召广大同胞:“无论你是一位商人、农人、工人、学生、公务人员,都宜认识航空救国之重要,尽你所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不论你所捐的钱是多是少,都足以集腋成裘,扩展我国航空的实力,增加我国自卫的力量……”

为了帮助广大民众了解日本侵华罪行,还编印了《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大事简表》,激起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社团宣传抗战,民众热情高涨

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上半年,常山县民众自发组织团体开展抗日宣传。他们编写的抗战宣传资料有《常山战闻日报》《常山胜报》等,发表了詹朝镕“以实际行动现身抗战”,徐锡章“加倍努力,争取胜利”等宣传抗日的文章。

1934年9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驻扎芳村期间,开展了北上抗日宣传,其中,在一弄口墙上写下了大幅宣传标语:“白军弟兄们,加入北上抗日先遣队,到北方去,救家乡,救国难最光荣”。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常山县民众教育馆把原来的“通俗讲座”改为“抗战讲座”,内容有时事报告、战地情况、日寇暴行、战时常识、历代民族英雄故事。民教馆的工作人员每天上午或晚上用无线电收音机接收有关抗战的时事报道,由专人作记录整理。下午的活动一般是时事报告会,晚上收听无线电新闻后,由聘请的主讲人讲战时常识,或说书、讲历史故事。1937年“双十节”,常山民众还举行了化妆游行。

1938-1939年,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和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民教馆举办的“抗战讲座”和收听前线消息活动每日都爆满。县城一些进步青年组织“常山抗日战时工作宣传队”,队长厦一樵,队员20余人,拿着省里刊印的《老百姓》等抗日宣传资料,到球川、芳村等地进行文艺演出、讲演、写标语、画宣传画等抗战宣传。当时的宣传画的艺术感染力非常震撼,如某墙上画着一幅血溅全身的母亲已经倒下,怀抱中的孩儿在嚎啕大哭,文字说明:“日寇欠下的血债定要用血来还!”宣传队还以“晨呼”的形式,每天清晨走街串巷呼喊高亢激昂的抗日口号,提醒人们莫忘国恨家仇,血债血偿,行动起来,投身抗日斗争中去!1938年9月,常山民众举行“九一八”暨“炎黄子孙一日”纪念活动和“反侵略宣传周”活动。“抗战讲座”持续到1940年。

抗战演艺活跃,军民激情高昂

1937年10月,浙江大学20多名学生组成的“抗日救国流动施教团”来到常山,他们举着“不做亡国奴”“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法西斯”等横幅,沿街高呼口号,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学生在定阳小学举行了文艺演出,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受到常山各学校、团体邀请去宣传演出。受浙大学生抗日宣传的影响,县城各小学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也组织起抗日宣传队上街游行、演讲,演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募捐、抵制日货等活动,学校的童子军也有意识地培养适应战时环境能力。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所属第22后方医院从衢州樟树潭迁来常山,在县城城隍庙、江西会馆、牌楼底孙氏宗祠等地安置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为了安抚和活跃伤兵情绪,第22后方医院组织了宣传队,义演了表现抗日锄奸题材的《大义灭亲》等话剧(当时称为文明戏),还演出传统“金华戏”(婺剧)。

1939年6至9月,常山民教馆开展“茶馆宣传抗战”活动,由说书艺人在茶馆说时事和评书《岳飞传》等,以岳飞精忠报国英勇杀敌的故事,激励人们行动起来抗日卫国保家乡。当时,最受欢迎的说书艺人是城关的袁土生,他能编会写又很有表演才能,平时搞个婺剧座唱班吹拉弹唱挺在行。他说的《岳传》表现岳家军英勇抗敌、精忠报国的故事,以及秦桧等民族败类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罪行经常引起听众的共鸣。

1942年5月,日寇进攻浙赣线,金华、兰溪等地沦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浙皖办事处在常山设事务所,以后办事处全部迁到常山,该组织中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常山简易师范学校师生和“工合”人员联合发起,先在“工合”西峰寺工场演出,后又在县政府礼堂举办音乐会,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

举办歌咏大会,迎接胜利曙光

1942年6月9日和7月12日,日军两次侵占常山县城。县城的城隍庙、天妃宫等古建筑被炸坏,民众教育馆和北门徐家戏剧行被捣毁;牌楼底(现法院街)多处古建筑连同店面民宅被烧毁,老百姓家中的古董书画及贵重物品也被抢被毁;城郊著名古刹石崆寺也被烧得只剩下大殿及部分偏房,民众教育馆藏放在寺内的十几箱珍贵古籍以及一些文化资料也被焚毁。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常山的抗战文化活动又活跃起来。1944年9月,常山县当局以“抗战胜利在望,为坚定民众认识,振奋民众情绪,使肩负最后斗争任务,争取最后胜利”为由,特发起“胜利突击宣传周”活动。9月4日上午,常山民众千余人在政府大礼堂集会,号召为抗战胜利做好征兵、征粮、捐税的最大努力。之后,“胜利突击宣传队”举行街头宣传,张贴“突击性”壁报、漫画及宣传单,还下乡召开民众大会深入宣传。

1945年5月,常山县社会各界联合举行“五·五”音乐会千人大合唱,以“普及歌咏运动,提倡音乐水准,转移社会风气,激励反攻情绪”为宗旨。音乐会设立了总务、演出、纠察三个股,股长由筹备会推定,各股聘请干事若干。参加的歌咏团队除县各机关外,还有各界民众音乐爱好者组成的歌咏队。音乐会筹备期间,因事先未呈给当局批准同意而遭到国民党政府阻扰,经过进步人士多次交涉,最后如期举行,演唱了《洪波曲》《风雪太行山》《游击队》等抗战歌曲。常山儿女用高亢激昂的歌声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北门城郊的“官比”传说】

詹钲泰

这篇传说有些内容是用常山土话写的。为了读者不产生误读误解,先介绍一些土话在文字上的叫法。

如,水利工程的“坝”,土话叫“比”;人的“脚”土话叫“可”;“风”土话叫“方”;蜜蜂的“蜂”土话也叫“方”;“蚂蟥”土话叫“麻野”,“麻”要以去音来读;人的“胃”,土话就叫“北”。

所谓“官比”,实际上是官方出资造的水坝(水利工程),“官坝”民间土话叫“官比”。

官比传说发生在数百年前明朝弘治年间,与当时任南京工部侍郎得樊莹有关(樊莹是今何家乡樊家村人,常山人称樊尚书)。

时任常山县知事民间称其名叫“烂可官”,原因是他有只“可”是“烂可”,其真名真姓外人却不知。这是因治县政声不佳而有贬意的称呼。

樊莹探亲在家休养时,耳闻百姓对县知事烂可官治县有怨言但苦无劝诫之计。一日,樊莹接到县知事烂可官要登门拜望之帖,帖上还注明了日期。时为春播季节。樊莹为惩治一下烂可官治理县所的恶行心生一计,命家佣去查询县城到樊家的必经之道——何家村口有一坵“烂冬田”(泥沼田地),于是与“烂冬田”户主相约在烂可官到樊家拜望之日为插秧之日,并许诺以若干银两相送。

烂可官坐轿行至何家村口,闻报樊莹就在路旁这坵田里帮农民插秧。烂可官不得不下轿,脱掉朝靴卷起裤袖也下到田里和樊莹一道插起秧来。

因为这坵“烂冬田“里有“麻野”,“麻野”闻到烂脚气味即往烂可官烂可之处吸起脓血,痛得烂可官在田里如同在跳舞,喊天呼地。为此,烂可官就走上田塍,顾不上穿朝靴赤着脚钻进轿内,命轿夫起轿回县城。他心知自己是被樊莹嬉弄,甚恨之。

烂可官回县城途经县城最高点的罗汉山弄(土话叫方肩口,今县人民医院门诊部靠保卫室处,上世纪90年代前是到樊家村必经之处)时,拉起轿帘探出头向东流的紫港江水一看,大吃一惊。原来,烂可官也略懂风水之术,发觉常山日后做官的人有一斗粟米那样多(“斗“即解放前的度量衡单位,分升、斗、担。10升为一斗,10斗为一担)。烂可官心想,这还了得,一个樊莹已这样刁钻害人,必设法破之。所以,命轿夫停轿走下轿来沿罗汉山弄以下紫港江边一带踏看了一段。回县衙后,他苦思冥想得出一计。于是向北京弘治皇帝写了一本奏章,谎称在紫港河道沿罗汉山弄以下约五十米地段(对面是枧头村),挖开一缺口为起点,开出一条宽约三十米的水渠,直至富足山地段。然后在沿紫港河道边的枧头村以下一百米地段中间横向埋下衔接两头的生铁作为坝基。这项水利工程可以阻隔水流,使涨起之水回流到新开的水渠,可灌溉附近几百亩农田和耕地。

皇帝一看这奏本是有益于农民的水利工程,即批准所奏之请,并允许动用县里国库之银作为水利工程之资。

烂可官深知这是犯欺君之罪的,所以在工程竣工后,他就吞金自杀身亡。

在家探亲的樊莹得知造“官比”一事,欲奏君阻止,但为时已晚,生米成熟饭。

从此,常山县城就有一条从北门向东流的内河。这条内河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数段被填平,造起了商品楼房和景观。

说也奇怪,“官比”建成之后,常山籍人做官确实要比宋、元、明三朝少得多,称得上寥寥无几(清光绪十二年修纂的常山县志有相关资料可作佐证)。

建造“官比”时所埋下的生铁在解放以前秋旱之季曾经显露出来。不仅笔者看到过,凡住在北门街的老居民也看到过。

这一传说县城老居民均知,紫港江边的枧头村和后坊村的60岁以上村民也大多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