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了解围网另一边的情况。去年夏天，他曾经在那里边工作过。那时候他完全没想到这儿会变成一个军事基地。当时的建筑商是一家哥本哈根的公司，他们告诉大家这里将建成一个海岸警卫站。如果说出实话，他们恐怕很难招到工作人员——首先哈罗德就不可能为德国人工作。可大楼建好了，围网围好了，丹麦人却被遣散了，德国人进入基地开始安装设备。不过哈罗德至少知道建筑物的布局。废弃了的航海学校被粉刷一新，基地的两端建起了两座新楼。好在所有的建筑都在远离沙滩的一侧，这样哈罗德穿过基地的时候不用冒险靠近它们。而且基地里有很多灌木，方便他藏身。只要小心躲开守卫巡逻就行了。
他走到那片灌木旁，爬上了铁丝网，小心地跨过上面的钢尖，轻身一跃，落在了另一边的灌木丛中。他环视四周，昏暗的天色中只见树影绰绰，雨雾里连建筑物的轮廓都看不到，只听到楼那边传来断断续续的音乐和偶尔响起的笑声。这是周六的晚上，士兵们可能想趁长官在阿克塞尔·弗莱明的酒店寻欢作乐的时候，自己也小酌上两杯。
在若隐若现的月光中，他谨慎而迅速地直接横穿基地，身子尽可能地紧贴着灌木丛，用右边的海浪声和左边的音乐声来确认前行的方向。他经过了一栋很高的建筑物，昏暗中，他认出那应该就是探照灯灯塔。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整个区域都会瞬间灯火通明，不过通常这里都是一片黑暗。
突然左边传来一阵响动，哈罗德一惊，马上弯下身去，心跳倏然加速。他朝那几栋楼的方向望去。一扇门开了，一个士兵出来，快步跑到另一幢楼前，打开门走了进去。
哈罗德的心跳逐渐平静了下来。
经过一片针叶林后，他顺着下坡走到了一片凹地中间。在黑暗中，一个巨大的家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看不清它的具体形状，但在他的印象里，这个位置之前绝对没有这样的东西。再走近一点儿，他看到了一堵和他差不多高的环形水泥墙，墙头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发出了低沉的嗡嘤声，听上去像是电动机的声音。
这家伙一定是丹麦人撤走之后，由德国人建的。可之前怎么没看到呢？他转念一想：有这么多的灌木遮挡在中间，而且这装置又建在低洼处，恐怕站在任何位置都很难注意得到——或许只有从隔离区外的沙滩上才可能看见，而那里又是禁区。
他抬起头来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儿，可雨水却打在了他的脸上，迷住了他的眼睛。但他实在是太好奇了，不甘心就这么离开。恰好现在有点月光。他眯着眼睛再次抬起了头。环形的围墙上方是一张大铁丝网，就像是一个超大的床垫。整个装置仿佛是游乐场中的旋转木马，几秒钟就能转一圈。
哈罗德惊呆了。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这可激起了他工程师的好奇心。它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会旋转呢？单凭它发出的声音很难做出判断——那只是推动整个装置运作的马达声。这肯定不是枪，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枪，因为没有枪筒。它很可能和无线电有关。
不远的地方有人咳嗽了几声。
哈罗德本能地用双手抓住墙头，撑了上去，然后马上趴低了身子。他在窄窄的墙头上等了片刻。这样太容易暴露了。想到这儿，他一跃而下，跳到了围墙的里面。他担心自己的脚会碰到那个旋转的机器。但无论如何，总该有一条道可以让工程人员走到这个装置的核心区域。他蹑手蹑脚地试探着，终于踏在了水泥地上。马达声更大了，他闻到了机油的味道，简直连舌尖都感到了静电。
刚刚是谁在咳嗽？可能是路过的警卫。风雨声太大，哈罗德没能听见脚步声。也正是因为有风雨声，才盖住了他翻墙时的动静。但那个警卫会看到他吗？
他紧贴着那堵墙，急促地喘着气，想象着手电筒照到他身上那一刻。他不知道如果被抓到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德国人在村里还算是友好的，很少有德国兵会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来，相反，他们甚至会因为自己入侵者的地位而感到有些尴尬。他们可能会将他交给丹麦警方。他不知道会由哪个部门来接手这样的案件。如果彼得·弗莱明负责当地的事务，那他一定会让哈罗德死得很惨，好在他在哥本哈根当差。事实上，哈罗德最怕的不是警察局的惩罚，而是父亲的怒火。他仿佛已经听到牧师充满挖苦的责问：“你翻到围网里面去了？你闯进了秘密军事基地？在夜里？就为了能少走点路？就因为在下雨？”
但没有手电筒照到他。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盯着眼前那个在黑暗中运转的机器。金属网下面的边沿上好像连接着沉重的缆线，缆线的另一端消失在了远处的夜色中。这应该就是他们发送或是传输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了。
几分钟过去了，守卫看来是走远了。哈罗德再次回到了墙头上，希望能再看看清楚。装置的远端，好像还有两个深色的物体，个头要比这个大家伙小一点，而且没有旋转。哈罗德想，这三台机器应该是一体的。他四周望了望，发现并没有警卫的影子，便趁机跳到墙外，接着往前走。
月亮又藏到了乌云后面。在黑暗中哈罗德撞到了一堵木墙。他又惊又怕，低声骂了一句。定下神之后，他意识到这应该是之前那所航海学校的船库。船库早就废弃了，德国人也没重修，显然它对他们没什么用处。哈罗德在那儿停了片刻，想听一听有没有什么响动，却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他决定继续赶路。
很快地，他来到了围网的另一端，翻过铁丝网，直接朝家走去。
路上，他经过了父亲的教堂。灯光从那排小方窗中透过来。这个时间怎么还会有人？他走到窗前朝里面看了看。
教堂的形状狭长，屋顶低矮。在特殊的日子里，这座教堂可以容纳岛上的400多个居民，不过也只能装这么多了。成排的座椅对面是一个木制的读经台。这里没有祭坛。墙上除了挂着一些镶了木框的经文之外，什么都没有。
丹麦人对宗教并没有那么教条化，大部分的国民都信奉福音派教义。可到了大约100年前，桑德岛上的渔民开始转向一些更为严苛的信条。最近30年来，哈罗德的父亲一直用自己清教徒式的生活做范本，尽己所能地用每周的布道督促人们恪守自己的信仰。在那双充满神圣之光的蓝眼睛的注视下，每个旧习难改的人恐怕都难以遁形。不过牧师的信仰虽然坚若磐石，但他的儿子却并不是信徒。哈罗德在家的时候虽会去教堂帮忙——主要是怕伤父亲的心——但心里却存着异议。他对宗教本身的概念还不清楚，不过至少他知道自己并不相信有一个所谓的上帝，会定下那么琐碎的规则和那些报复性的惩罚手段。
他趴在窗户上往里看的时候，听到教堂里面传出了音乐声。他的哥哥亚恩正坐在钢琴前，弹奏着一曲轻柔的爵士乐。哈罗德很开心。亚恩休假回家了。亚恩诙谐风趣，有他在，家里会增添很多乐趣。
哈罗德走了进去。亚恩没有回头，然而原来的爵士乐却不落痕迹地转成了一首圣歌。哈罗德笑了。一定是亚恩听到了门响，以为是他们的父亲进来了，就转了调。牧师不喜欢爵士乐，所以当然不会允许他们在教堂里弹奏。“是我。”哈罗德说。
亚恩转过头来。他穿着一身棕色的军装。亚恩长哈罗德十岁，现在正在陆军航空兵部队教授飞行课程，他所在的飞行学校离哥本哈根不远。德国人禁止了丹麦的一切军事行动，因此飞机大部分时间都停在地面上。不过飞行教官依然可以驾驶滑翔机授课。
“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以为你是老爸呢。”亚恩满眼喜悦地把哈罗德上下打量了一番，“你真是越来越像他了。”
“是说我会秃顶吗？”
“很有可能。”
“你呢？”
“我估计不会。我像妈妈。”
这倒是真的。亚恩遗传了母亲的黑头发和棕眼睛；哈罗德则更俊秀些，继承了父亲那双让信众无限敬畏的蓝眼睛。另外，哈罗德和父亲都出奇的高，把五英尺九英寸[3]高的亚恩比成了个小矮人。
“我有首曲子给你听听。”哈罗德说。亚恩从琴凳上站起身来，把位置让给了哈罗德。“这是我从学校的同学那里听来的。你知道麦兹·柯克吗？”
“我同事保罗的表弟。”
“对。他发现了一个美国的钢琴家，叫克莱伦斯·佩恩托普·史密斯。”哈罗德突然犹豫了一下，“爸爸现在在干什么？”
“写明天的布道词。”
“太好了。”他们家离这儿有50码，应该听不到琴声，而且牧师没理由中断自己的写作，跑到这里来遛一圈，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哈罗德开始弹《佩恩托普的布基伍基》，教堂里顿时充满了属于美国南部的性感旋律。他是一个热情的演奏者，母亲总说他的手太重了。坐着弹琴实在不够畅快。他索性站起来，把琴凳踢到了钢琴下面，弯下身子站着弹了起来。虽然这种姿势更容易弹错音，但对于这令人着迷的韵律来说，音符的对错已经无所谓了。结尾时，他果断而高调地奏出了最后的和弦，然后用英语说道：“这就是我所说的！”和佩恩托普在唱片中的语气一模一样。
亚恩哈哈大笑。“不赖嘛！”
“你应该听听原声。”
“到外面来站会儿吧，我想抽根烟。”
哈罗德直起了身子。“爸看到会气死的。”
“我28岁了，”亚恩说，“我可不是听爸爸话的小毛头。”
“我同意——可他呢？”
“你怕他吗？”
“当然。妈都怕他。岛上没人不怕他——也包括你。”
亚恩咧嘴笑了。“好吧，可能有一点点。”
他们兄弟二人站在教堂的门外，雨水打在门廊上。不远处牧师家的轮廓隐约可见。厨房门上那扇菱形窗户后面透出了昏黄的灯光。亚恩拿出了一根香烟。
“有赫米娅的消息吗？”哈罗德问道。这个英国女人是亚恩的未婚妻，可自从德国攻占了丹麦之后，亚恩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收到她的任何音信了。
亚恩摇了摇头。“我想给她写信。我找到了英国使馆在哥德堡的地址。”丹麦人可以向中立国瑞典寄信，“我在信封上只写了那里的地址，但没写英国使馆。我以为自己挺聪明，可显然审查员也没那么笨。信被退回了我上司那儿。他告诉我如果我再这么干，就得上军事法庭。”
哈罗德很喜欢赫米娅。亚恩曾经和一些金发美女交往过，她们却都胸大无脑。赫米娅很不同，她聪明又有胆识。第一次见她时会觉得她有点可怕：头发眉毛都像墨一样黑，说话也直率得过火。但她像对待一个男子汉一样对待哈罗德，而不是只把他当成是某人的小弟弟。当然，她穿着泳衣的时候简直性感极了。“你还想娶她吗？”
“上帝，当然——如果她还活着。她可能已经死在伦敦的哪次轰炸中了。”
“你一定很难受，什么消息都得不到。”
亚恩点了点头，然后说：“你呢？有什么新行动吗？”
哈罗德耸了耸肩：“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都不喜欢小男生。”他的语气听上去很轻松，可其实他是在掩盖内心深处的伤感。他已经被拒绝了好几次了。
“我猜她们更希望找个能在她们身上花钱的人。”
“没错。可比我小的女生……我复活节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孩，叫布丽吉特·克劳森。”
“克劳森？莫兰德的那个造船商？”
“对。她挺漂亮，但才16岁。而且和她聊天很没意思。”
“他们家信天主教。老爸不会同意的。所以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我知道。”哈罗德皱了皱眉，“他真是个怪人。复活节的时候他还讲到了宽容。”
“他要是宽容，弗拉德公爵[4]都能算是宽容了。”亚恩扔掉了手中没吸完的香烟，“走吧，去和那个老暴君聊一聊。”
“等等……”
“怎么了？”
“部队里面怎么样了？”
“糟透了。我们连自己的国家都保卫不了。而且大部分时间我都不能飞。”
“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谁知道？可能永远都要这样了。纳粹走到哪儿都能打胜仗。除了英国，已经没有国家在抵抗了。而且现在英国也是命悬一线。”
哈罗德压低了声音，虽然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哥本哈根应该会有抵抗行动吧？”
亚恩耸了耸肩。“就算我知道有，也不能告诉你，对吧？”哈罗德还没来得及接话，亚恩就踏进了雨雾里，向远处那一点光亮走去。
2
赫米娅·芒特沮丧地盯着自己的午餐——两根煎香肠，一团稀糊糊的土豆泥，还有几片煮过了头的白菜——她真想念哥本哈根海边那间酒吧，那儿光鲱鱼就有三种做法，还有美味的色拉、腌黄瓜、热乎乎的面包和贮藏啤酒。
她是在丹麦长大的。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外交官，几乎一直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工作。赫米娅在哥本哈根的英国使馆工作，一开始只是做秘书，后来成了一名海军大使随员的助理，这位随员事实上是军情六处秘密情报机构的成员。父亲去世以后，她的母亲就搬回了伦敦，然而赫米娅却留了下来：一方面是出于工作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和丹麦飞行员亚恩订婚了。
1940年4月9日，希特勒进攻丹麦。度过了心惊胆战的四天之后，赫米娅和一组英国官员乘着一辆外交官专列穿过了德国，到达了荷兰边境，再从中立国荷兰回到了英国。
如今，30岁的赫米娅已经是MI6丹麦分部的情报分析负责人。她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从白金汉宫附近位于百老汇街54号的伦敦总部撤离到了布莱切利园——首都北部50英里处的一幢乡郊大宅。
这里很快就建起了一栋半圆形的建筑，成了这些工作人员的餐厅。赫米娅很庆幸自己能够躲过那次突袭，但她同时也希望能有个神秘的力量把伦敦街头的某间意大利或法国餐馆也搬到这里来，这样她就能有东西吃了。她用叉子挑起了一点土豆泥放进了嘴里，勉为其难地咽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