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异常迅速，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国人的幸福感本应特别高，然而，幸福感却像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一样，是随着一层幸福满足之后再上升到高一层的幸福体验。今天我们不知道人们究竟是在哪一个层次上问：“你幸福吗？他幸福吗？到底谁幸福？”不要以为回答不幸福就是否定了现状，而是更高一层的幸福还没有追求到。因此，该怎样看待幸福和界定幸福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
【你幸福吗？】
去年“两会”期间，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在谈到建设“幸福南京”时，引用了扬州市委书记的一句话：“幸福就是让老百姓业有所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教、困有所助、心有所乐、心有所向。”同样，在今年CCTV《2011经济生活大调查》中获得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第二的太原市，也明确提出：“建设一流省会城市，就是让全市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太原成为最有人情味、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自2006年国家统计局提出将国民幸福指数列入统计指标以来，地方政府也为幸福指数的排名展开了争夺。突然之间，“幸福”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各级官员的口中。温家宝总理曾在新年致辞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2012年3月份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涉及幸福的话题更是随处可见，以至于新华社宣称：“毫无疑问，‘幸福’是‘两会’的关键词。”在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几乎都在收集有关幸福指数的各类数据，竞相争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的名号。
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驱动力。不断改善和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应该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尺码。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热热闹闹的关于“幸福”的谈论背后，国人的幸福感到底如何？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三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由经济学家伊斯特林（R.Easterlin）领衔发表的论文——《中国的生活满意度：1990-2010》，指出在过去20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多数人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的情况。这与同期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形成了强烈反差。该论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上，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分析，搜罗了近20年来有关中国国民收入和幸福感关系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盖洛普等六家西方主持的民调机构，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这一结论确实也印证了多数中国人的感受：尽管这20年中国的GDP增长迅速，呈上升态势，但国人自身的幸福感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或许还有所下降。
中国本土关于幸福的调查也已经进行多次。2006年9月4日，广州公布了“2006年度市民生活感受调查”，结果显示，“官员生活满意度最高”。还有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其民众的幸福感指数最低，2009年红火的房地产业带来的房价飙升令许多家庭感到痛苦。2010年8月10日，在首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6.9万参与者中，90%的被调查者有孤独感，46.9%的受访者对生活满意度不太高，19.1%的人甚至表示对生活非常不满意。各类相关数据还表明，越是生活在大城市，越感到不幸福。笔者大致梳理了一下，就近几年来关于测量国人幸福程度的调查已有十几个，这里不一一赘述。
用出生在中国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的话说：“在中国问别人‘你幸福吗’还是感觉怪怪的，但是现在围绕幸福的讨论实在太多，感觉这个话题都变成陈词滥调了。”奚恺元教授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学者。他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城市幸福学评估体系”，被运用于由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大调查》评选活动已有6年。另一个较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是由中国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虽然由于评选的媒体不同，会出现不同的排名情况，但是“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却可以反映出人们观念的转变：金钱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幸福。正如奚恺元教授指出：“富裕之后，中国人的主观满意度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支出是为了主观感受，怎样让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
在最近一次居民幸福感调查——《2011经济生活大调查》中，认为自己很幸福的调查对象比例为13.33%，比较幸福的31.33%，一般的42.85%，比较不幸福的7.36%，很不幸福的5.13%。调查发现目前影响中国百姓幸福感的首要因素依然是财富（收入水平55.53%），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健康状况（48.91%）、婚姻或感情生活状况（32.09%）。此外，还有一些调查结果显示：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幸福，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幸福，但其差异程度并不是很大。从职业分类来看，公务员最幸福，与企业员工相比，他们享受稳定安全的待遇；第二幸福的职业是房地产开发商。从性别年龄角度来看，男人在41岁最幸福，女人在28岁最幸福，最不幸福的人群是40-44岁的女性。笔者还看到一些调查数字，或许更令人感慨：我国抑郁症患者达2600万、9成大学生陷入就业迷茫、7成公众担心药品安全、8成家庭付不起子女学费、7亿多人受到职业伤害、47%母亲无力养育孩子、70%上班族工作不和谐、7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边缘……按国际通用测量法，幸福的指标包括：生存状况、生活质量、心理调适、人际关系和未来预期等。如果按此标准去计算中国人的幸福，那么，今天普遍存在的住房危机、安全感缺失、教育致贫、人际疏离、生活压力等现象，是否会让幸福感“打折”？
前些日子，美国《洛杉矶时报》一篇文章《中国人的幸福在哪里？》中，提出了这样一组问题：“总体上看，你觉得幸福吗？如果你有机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你愿意变成默默无闻的农民、辛苦的工人、无忧无虑的公务员、受人尊敬的经理、设计师、公司职员、教师、家庭主妇，还是愿意继续你现在的职业？什么会让你更加幸福？”文章指出，在一个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收入水平增长了5倍的国家中，这似乎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在探索生活的过程中渐渐发现：金钱不一定会买来幸福感。
那么，国人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央视名嘴崔永元在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富人抱怨，穷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也许，是时候讨论一下幸福的标准是什么了，幸福又该如何有效地来衡量？
【如何衡量“幸福”】
怎样捕捉并衡量变幻多端的幸福？客观上说，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目标。国外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侧重于微观。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足社会》中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幸福指数的前身。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也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中国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心理学家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的相关研究，大都侧重于宏观。
首先是心理学家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级逐级上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同阶段需求满足的情况直接关系到人自身幸福感的高低。
还有一些心理学者提出了“幸福公式”，比较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的：总幸福指数＝先天遗传素质＋后天环境＋个体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这里指的幸福感，是指一个人较为持续的、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和幸福。英国科学家给出了另一个公式：幸福＝P+（5×E）+（3×H），其中，P代表个性，包括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E代表生存，包括健康状况、财政状况和交友的情况；H代表更高一层的需要，包括自尊心、期望、雄心和幽默感。这两个公式其实说的是一个道理：财富对幸福并没有必然的决定作用。
而经济学家对幸福的衡量却是另一番景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个人幸福是物质财富与消费欲望的比。换句话说，如果以经济为取向，个人幸福与物质财富成正比，与消费欲望成反比。这个理论内部其实蕴含着严重的矛盾倾向：站在心理学的立场看，没有欲望，如何会去增加财富？同样，在增加财富的努力中，又如何会减少欲望？站在社会学的立场看，经济学者要推动积极、动态的商业社会，必然以增加财富同时促进消费为目标。这些争论暂且搁置，仅就财富、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来说，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是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论断。人们习惯于把在经济学领域对幸福感的研究称为“幸福感的新经济学”，学者们较为关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第二，幸福感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表现是否会有所不同？第三，除了收入、财富等决定生活水平的因素之外，其他的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在对这几个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达成了一些共识。
首先，学者们的研究结果都证明财富与幸福是有关系的，但财富总量的多少与幸福的关系不大。福布斯排行榜中前100名的人比中等收入者稍幸福一点，而最贫穷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与中等收入者相比也只是稍微低一些。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收入和财富是决定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城乡最高收入组的平均幸福感指数比最低收入组高出50%-60%，最富有的1/10的人群比最贫穷的1/10的人群的平均幸福指数高出29%-36%。其次，人均总产值与幸福感呈微弱的正相关，幸福拐点约为人均8000美元，此阶段过后，财富的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渐小。这便是“伊斯特林悖论”。他的研究揭示了：当人们有足够的钱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更多的收入不一定会带来与之成比例的幸福感。而中国的调查表明，人均年收入40000元左右为幸福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但过了这一阶段，人们的幸福感仍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提高。此外，除了经济的因素，婚姻和人际交往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幸福和快乐；而受教育程度、智力水平、外表吸引力、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过高的欲望会抵消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降低人们的欲望将有助于幸福感的提高；而宗教信仰往往会影响人们的欲望，所以信仰宗教对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有一定作用。
社会学家则更为关注社会性因素对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很多社会心理学者认为，作为社会心理体系的一个部分，幸福感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社会学家对幸福的理解会涉及许多分析层面，诸如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他们在对幸福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往往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人们对金钱的满意程度往往是相对的。如果一个人今年的薪水比去年高，他或许不会感到很幸福；但是如果他的薪水比朋友们高，那他一定会感到幸福。
第二个结论。人们的成就动机程度也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往往又决定了其预期抱负目标。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中国顶尖的调查机构——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负责幸福指数研究的张辉说：“人们的期望越来越高，甚至高出他们的实际需求，人们因此而常常感到不幸福。”
第三个结论。建立在自我认同基础上的本体安全感，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由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20年中先升后降（荷兰伊拉斯谟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调查结论），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做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对于这个转变趋势，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则看得更远。“在人类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人类是地道的物质主义者，满足舒适、炫耀和牛×（郑教授提出的人类的三大追求）的需要，都依赖于物质。如今，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空虚、无聊必然发生，跨过了温饱这道槛，人们发现，物质太多了，消受不了，过分消耗物质甚至显得滑稽。我把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的这个时代，命名为‘后物欲时代’。我讲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没有具体指某个国家和地区，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宏观的理论投射，寓意是整个人类。我的书之所以讲‘后物欲时代’，是从趋势上看现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会太远了。”他认为，在“消费时代”结束之后的“后物欲时代”，工作将不再是生活中的最主要内容，物质不再是人们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人类将进入艺术的时代和游戏的时代，人们将通过艺术，而不是物质，来寻求身份的识别；人们将选择和依赖游戏，来作为摆脱空虚寻求刺激的最佳手段，一言以蔽之，艺术化和游戏化的生活将是“后物欲时代”的重要出路，将成为人们幸福感的真正源泉。
对于幸福的捕捉与衡量，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给出了各自的理论研究成果。至于何谓幸福？同样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笔者也认为，幸福是一个很难被准确定义并有效衡量的概念。如果非要找到一种普世的幸福标准，那必将是徒劳无益的。正如社会学家周孝正说，幸福是主观感受，而主观感受没有一定之规。笼统地讲，幸福就是人的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是一种对生活的满足或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的愉悦心情，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并且自然而然地希望长久持续下去的美好心理感觉。幸福感就是这种关于幸福状态的心理体验。某种程度上，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所谓对幸福的衡量，其实是对幸福感的测量。而幸福感指数，即衡量这种幸福感受的具体主观指标数值。它的提出便建立在上述心理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对幸福研究的基本结论的基础上，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幸福程度。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近十几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又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我国虽然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相关专业学者的针对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随着研究的持续进行，民间和官方所做的各种幸福感评价、幸福感指数调查报告屡见报端。但由于幸福感的主观性太强，很难有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加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他们对幸福的理解、感受幸福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国家之间，哪怕是一个国家内部对特定国家国民幸福感的调查研究结论都会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所以，笔者认为，每个国民和各级政府部门大可不必过于纠结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也不必太在意城市幸福感排名的先后。因为，幸福不幸福完全是一种主观的个体感受，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想方设法持续提升国民的幸福满意度，而不是唯“幸福指数”是从，将幸福简单化、片面化和数据化。
【回归“幸福”的本真】
笔者先前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幸福真的就那么难么？从字面上理解“幸福”：“幸”代表居所和钱财；“福”代表一家人有吃有穿。合起来简单理解，“幸福”就是一家人吃穿不愁，有房住，有钱花。这种解释基本代表了我国农耕社会的幸福观，是一种朴素意义上的幸福。按此标准来看，幸福的门槛似乎并不高。那么，为什么现在国民普遍感觉幸福感不高呢？
这也许可以归结为一种“现代化的困境”：现代化使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而人的欲望也在其中潜移默化地不断膨胀；与客观福祉的提高形成比照的是，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呈现相应程度的上升。这让现代化成为一个充满悖论的进程。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先生认为，“我们把自己投放到田野大地、山川花草之间，我们就有一种愉悦收获；我们投入，就有收获”。这种投入逻辑直接涉及幸福、快乐的实质。余先生的意思是，古人的生活比我们更宁静、更有幸福感。这是因为今天人们衡量幸福感用的是收入效用，古人幸福感的获得则是来自投入效用，而投入效用远比收入效用更切合幸福的源起。“在当代，被量化的生命，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他用于解决马斯洛所说的生存、安全等基本需要的时间大大延长。一个人在农耕社会里，十来岁时即可以形成的坚定实在的生命感受，在今天需要几乎一生的时间。被量化的生命跟生活的关系几乎永远处于紧张状态，不得松弛，一直处于虚拟而不确定的状态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投入效用在今天不得不被置换为收入效用的原因，这也是不少人把生活定义为个人占有资源而非个人付出劳动的原因。”
按照这一思路，很显然，现代人要想获得幸福，首先做到的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不要盲目攀比、追逐虚荣，要以知足的心态面对生活，明白每个人的幸福各不相同：也许你没有华丽的大别墅，却有温馨整洁的家和关心爱护你的家人；也许你没有一呼百应的权力，却有很多和睦相处、亲如手足的好友；也许你没有奢华珠宝、万贯家产，却有千金买不来的健康身体……”苏州荣格心理咨询中心高级督导王国荣坦言。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莱恩博士指出，经济发展越快，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大。对现代中国人幸福感下降的原因，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们曾进行过比较具体的分析。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老爱比较，二是缺乏信念，三是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四是不知道奉献，五是不知足，六是相互不信任，七是过于焦虑。因此，中国人想要追求幸福，一定要改变一些陈旧的观念，从情感、健康、心态等方面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于国人幸福感下降的分析，我们还必须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加以审视。孙立平先生对此做过一个归纳：在社会层面，影响居民幸福感最基本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对此，他进一步指出，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民生，另一条线是公平正义。在孙立平看来，对于幸福感的提升，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这与上面提到的中国人爱攀比有着很大的关系。
中国有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很能代表中国人的幸福观。这其中的逻辑就是：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平正义，就不可能有合理的财富分享。而且，没有公平正义，道德就没有了基础，道德的底线也会丧失，紧接着不满和冲突便接踵而来，每个人内心都觉着自己是受害者、弱者。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存在真正的民生，大家自然不会感到幸福。因此，当前中国要建设幸福社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和政府要提升自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具体来说，孙立平先生认为：“首先要合理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建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其次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再次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最后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价值观，消除盲目攀比心态，形成一种恰当的成就心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注意一个边界问题。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要以不干涉他们的生活自由为度。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才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个体才会获得真正高品质的幸福感受。”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幸福与不幸显然没有任何标准和定义可言，它甚至与财富、地位、具体的得到和失去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幸福只有主体在感到幸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至少我们可以努力去让生活更加公平一些，更加和谐一些，这无疑会让我们与幸福的距离近些，更近些。
幸福感是一个很主观性的研究领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才开始系统性地研究主观性情绪。情感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接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承诺。人类的独特之处，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与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于情感的依赖。其他的学科（特别是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对于情感的本质感兴趣，而社会学家为如何定义情感带来了新的见解。一般而言，心理学关注情感产生的个体过程，社会学则将人置于一定的背景之中，考察社会结构与文化如何影响个体情感的唤醒与变化过程。在幸福感的研究上，社会学侧重于考察结构性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对个体与群体幸福的影响，并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加以审视。
1.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国人幸福感状况到底如何？
2.面对变幻多端的幸福，我们究竟该如何捕捉并衡量？
3.当今社会中，个体怎样才能回归“幸福”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