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工程师问题之外，还解决了什么问题？Google处理的是数据的传播，小米则是从用户那里能学到什么，在小米成为学习性组织之前，雷军无法做任何事情。要搞清楚如何为工程师增加功能，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领导公司。这些公司不仅给自己确定规则，还将规则出口，改变大家运作的整个环境。
单读：如何形容工程师进入传统行业，例如优步（Uber）？
克莱·舍基：这个潮流被错误地称作共享经济，它应当被称作分布式经济。你所谈到的例子的一个共同点是，你如何用非常小、不稳定的部分来做成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强大的基础设施。据我所知，在网络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公司是Napster，有数千台很小的服务器由那些在全球各地不领工资、水平不高的人运营。美国的许多人认为优步是一个避开规则的伎俩，没有给予司机雇佣应有的待遇。这是不公正的，那些司机应当享受雇员的待遇。Google在资源层面正确地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正在服务层面来正确地做到这一点。互联网时代的公司称，我们不仅是在处理数据问题，我们将解决问题。我们目前还处在这个阶段的初期，部分原因是大多数费用是本地化的。本地商业活动能够像购买飞机票的方式那样进行重新构建，现在已延伸至了杂货店、家庭保洁、租车服务。
单读：你认为这一潮流的技术变革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传奇投资人彼特·蒂尔（Peter Thiel）称：“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所有的东西都被夸大了吗？
克莱·舍基：对于彼特来说，这句话不能很典型地代表他的想法。我对此感到悲伤，社交媒体五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人们嘲讽它的历史，认为它愚蠢，不重要，结果它改变了世界。美国现在正在经历民权革命，警察如何对待非洲裔美国人，你不使用Twitter话题标签就无法讲述这个故事。美国人一度崇拜大型的设施，我们可以炸掉一个岛，可以登陆月球，但那些是庞大的昂贵项目。我的成长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小小的避孕药。人们五年前认为社交媒体是愚蠢的，不重要的，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小孩才玩。现在它已成为非洲裔美国人社群用来协调行动，把一个地方议题变成全国议题的工具。所以我认为彼特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过度估计了飞行汽车的技术含量，这是一句很好的话，但它没能很好地讲述重要的相对性。讨论的方式已发生了改变，不只是话题。亿万富翁想的是改变系统中的大部分，但当我们回首互联网的发展史，是个人采用的东西使改变发生。虽然我也希望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我认为，我们不会回到那个时代，说社交媒体没有改变什么，正如我们不会回首过去，说印刷术没有改变什么。从伊隆·马斯克到彼特·蒂尔，亿万富翁们希望改变某个系统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回顾互联网的历史，是电子邮件、网络服务这些个人使用的东西带动了变革。改变人们斗争的对象和方式，你就改变了社会。
单读：在你看来，社交媒体的黑暗面是什么？
克莱·舍基：社交媒体的黑暗面有许多。看到社交媒体的黑暗面，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当你改变不同群体人员的协调能力时，你就改变了战斗人员和武装人员之间的平衡，它是一种有价值的改变。ISIS在运用社交媒体方面是大师，他们招募那些愿意谋杀异教徒、实施自杀式爆炸的人员，这与人们起来反对警察暴力是很相似的，原来分散的人们现在可以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了。社交媒体的一个黑暗面是，无法保证有利于抗议人士的工具只供那些你认同的人士使用。另一个黑暗面是人肉搜索，个人可能成为群体愤怒的目标，即便个人有错，针对他的群体愤怒也是疯狂得不成比例，这将毁掉人们的生活。
单读：《数字道德主义》这本书描述了这种现象。
克莱·舍基：这种攻击——人肉搜索，虽然可能不是有组织的，但也非常可恶，尤其是在有人组织进行攻击的情况下。人可以扛得住太阳光，但如果人们群起而攻击，就像把多面镜子对准一个人，他肯定会被烧着的。这是我们不得不应对的互联网负面效果，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方面。
单读：社交媒体的概念已有五十年的历史，有什么概念可以取代它吗？
克莱·舍基：社交媒体有一个很好玩的历史，社交媒体上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人们现在谈的社交媒体是社会阶层，也就是朋友圈，这是本世纪对这一基础设施做出的新贡献。定义更狭窄的社交媒体是这样运作的，微博是这样的运作方式，你加我，我加你，我们是朋友。我不认为这将被替代，它只是进入了后台。不只在一起玩耍，而是联合起来做事情，这已走上前台，做许多工作来协调现实世界。现在更多的是更小的亚群体、亚文化的发明，而不是大平台。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更多小众应用、亚群体应用成为不同人群生活的中心，互联网的应用将更加多样化。我认为，这是用户的走向。
单读：这好像是一个悖论。我的意思是，钱在聚集。
克莱·舍基：这是一个有关中央化的大问题。许多人观察到，金钱在聚集，组织在聚合，Facebook的用户几乎相当于中国的人口，但没有人有一种和数十亿人对话的感觉。你在Facebook上只是和你的数十位朋友交谈，向你提供服务的组织拥有非常广泛的基础设施，但当我是百度贴吧用户，我只留意我关心的对话。我们都是百度用户，但我们的日常使用经历几乎是不重合的。中央化变得经济，是技术事务，而非中央化变成经历，具有文化属性。
[四]
单读：你出版了两部有关社交媒体的重要著作。在新著里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克莱·舍基：目前的事情是了解中国，文化和规则的差异使中国成为社交媒体如何运作的一个外部实验。我密切关注的领域是互联网文学，我不知道会走向哪里。我也关注了小米的发展，一个非常中国、非常国际化的公司，它与华为不同，小米是用户中心制的。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听说华为，虽然人们日常生活用的是华为销售的设备。长期的思考是有关争论的问题，因为媒体对社会真正的改变在于，它改变人们对于正确和错误的观念。应当写网络、手机所带来的争论，因为我们以新的方式进行争论。Wikipedia是一个争论，在以前是不可能的，GitHub是一个争论，在以前也是不可能的。
单读：你在使用微信时有什么个人体验吗，你上传了什么东西？
克莱·舍基：我偶尔使用微信，多数是点对点，有时候参加群聊，协调一些事情，比如访问北京的朋友。我不经常发布照片。我和家人去广西时曾拍照，并在微信上发布。我的微信社区基本上是和上海纽约大学的社区重合的。我的一个经历是在周末被《穹顶之下》刷屏了，我问我的一个研究生，这是什么。她说这是一部纪录片，非常棒。一个周末就有一亿人观看，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人们讨论的是这种经历，不同的人都在讨论同一件事。
单读：人们把现在与15世纪古登堡印刷发明的时期相比。在15世纪的技术变革后，出现了现代宗教、民族主义。会发生同样的阶段吗？
克莱·舍基：我是在2005年接触到这个议题的。我当时在剑桥发表了一个讲演，那是我首次与极客以外的人群讲社交媒体的事，那时候还没有Twitter、Facebook、Youtube。我认为那个时期与古登堡有许多共同点。我指出，从短期来看，印刷术打破的东西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它使人们无所适从。在没有使语言一致的报纸出版的情况下，你无法建立民族国家。印刷术造成了一百五十年的大混乱，我当时称，社交媒体可能会造成五十年的不稳定，现在距我发表这个讲演已有十年的年时间。如果不是人们都说我们现在要去解放广场，埃及的穆巴拉克就不会倒台。所以我认为，我们熟悉的20世纪的一些制度将被打破。我们也许能比15世纪的欧洲人做得更好，但我们仍更多地处在打破、而不是修复的阶段。我认为会有许多混乱，但在另一方面，正是混乱使欧洲的科学起到了作用。我对长期持乐观态度，因为印刷术所带来的新解决方案使社会更富有、更好奇，在知识上更专注，人们更富有，寿命更长。我认为我们这次也能走出这样的变革。
单读：你曾在耶鲁大学学习人文，进入戏剧表演业。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时代，正面临人文研究的衰退，如何应对？谁会成为我们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
克莱·舍基：学院有人文学科危机的感觉，年轻人对此不感兴趣。人文学科危机的一个原因是，年轻人会认为我在学习时遇到的问题在我今后的生活不重要。在美国，人文学科还主要局限于文学写作方面。要让年轻人投身其中，你必须引入电影和电视，它们是转变性的体验。这与文学的复杂性无关。
单读：谁是描述未来社会最好的思想家？
克莱·舍基：我认为我会选两个人。如果他们的想法和我的不同，我会认为可能是我错了，因为他们一直非常出色。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和丹娜·波伊德（Danah Boyd），本科勒将不同的学院和社会思想聚合在一起，他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组织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他的著作《网络的财富》有许多重要的观点。波伊德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而且还是数字一代的一员，她随着网络成长，吸收了许多学术上的观点，准确解读了互联网一代与前辈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