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着种种社会的工作，我们这个时代在艺术和艺术鉴赏中还依然总有如此强烈的个人主义理想。整整两百年以来，欧洲追随天才的雅克布·布克哈特[1]，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其伟大人物的充沛创造力顶礼膜拜。欧洲，尤其是德国都犯了一个奇特的错误，甚至在手工业和艺术领域也进行极度的个人崇拜。
我们目前对早就真正超越了或正在超越个人主义理想的那些民族和艺术的美学的和人文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上述浪漫式个人主义的反拨。首先，东亚在我们心里唤起了一种真正深层的关切和认真的研究，这种热忱已经远远超出对那些来自日本的赏心悦目的产品的喜悦。中国的先知老子，这位艰深的哲人，已经被多次译介过来，并且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近期德语就有三个译本。一个可读性很强的孔子学说的德文新译本最近也推出了，另外多年来读者对小泉八云[2]的那些关于日本的美丽书籍反响也一直很好。一些很有价值的专著也同样拉近了古老的东亚艺术与我们之间的距离。
在东方，生活在印度和中国的欧洲人高度赞赏中国人的工艺精湛和团结，他们返回欧洲时，鲜有不带上些中国的纺织品、刺绣品以及日本和中国的木制工艺品和陶制品作为来自东方的最好的礼物。那里的商人在讨论起日本人时，总是带着些许厌烦，而在说起中国人时，则带着些又惧又妒的敬意；大买卖往往完全集中在中国人手中；在贸易和航海方面，人们也担心中国人成为欧洲企业家的竞争对手，而人们又同时敬重中国人。虽然如此，但在那些没有欧洲仆人及欧洲手工工人的国家，中国人却还是被视为有色人种，被视为低等的和落后的。人们大概会把中国人看得比马来人或泰米尔人高一点，但只有在极少数崇拜者和深邃的行家中，才有人把中国人视为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人。人们购买并高度评价中国的绣品，十分赞赏手工的精湛和清爽；人们认可中国人的高智商。在看到中国街道的街景时，很少有人不被中国的建筑风格、整幅场景的色彩搭配、民族服装的细致差异这种美丽的异国情调所震慑，但人们很少去想想，这些东西是一种更高的、早就是习以为常的直觉式的、已然是传统的产物，是这种传统的流露。人们嘲笑中国的苦力，这些苦力与印度人一样，或许是出于卫生考虑往自己身上涂抹椰子油；人们谈论着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嗜赌成性，人们一再对那种据说神秘地蕴含在所有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深层的、野蛮残酷莞尔一笑。而实际上，人们除了偶尔从警方消息中或是从陈旧的故纸堆中得到这种残酷描述，在现实中却很少遇到；这些描述还往往发生在战争或者革命期间，而我们所熟悉的欧洲处于战乱时的描述，即便是最新的战乱报道的情况，也根本不比中国人的这些情况好到哪里去。抽大烟就其本身来看，或者就其对民族的危害而言，并不比欧洲的酗酒严重多少，况且现在中国人吸大烟的情况正在减少；何况抽大烟还是在欧洲的鸦片贩子支持下进行的，中国社会已经对抽大烟进行了抵制和监管，就像在我们这里酗酒被戒酒协会抵制和监管一样。
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我们落后的地方主要在于缺乏完善的外在文明，例如机器大炮诸如此类的东西比我们落后，然而并不能用这类东西来衡量文化。即便是在这类物件上，几个世纪之前他们也极大地领先于我们，他们比我们更早拥有火药和纸币。他们在这个方面被我们赶超了，现在依赖于我们，但在他们的文化根基上并不如此。目前他们的文化虽然受到威胁，但是并没有到病入膏肓的程度。
中国的文化根基与我们目前的文化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应当感到欣慰，在地球的另外一个半球上存在着如此坚固和如此值得尊敬的相反一极。倘若有人幻想着逐渐地把全世界统一于欧洲文化或者是中国文化，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但是我们可以向这种异域精神学习，把遥远的东方作为我们的老师之一，就如同我们几百年来把西亚作为学习的榜样那样。如果我们读一下生活在耶稣诞生之前五百年的孔子的书，我们不应当把他视为一个逝去的远古时代的稀奇人物，而应当想到，他的学说支撑和维系了一个庞大的帝国长达两千年之久；应当想到，他的后裔至今还生活在中国，延续着他的姓，满怀骄傲地了解到，与孔子相比欧洲最古老、最有教养的贵族姓氏看起来如同孩童般幼稚。不必以老子来替代我们的《新约》，但是老子向我们展现了与我们相近的思想在异域天空下曾经出现过，甚至更早就出现过了，这会强化我们对文化接受能力之国际性的信仰。而且倘若我们从历史中搜出几个中国的残酷事件，当然曾经会有过一些很残酷的事件，那么我们也应该将这些残酷实践与中国的一些故事相参照来看，这些故事对我们而言与《圣经》和古代的经典哲人一样有益，可以成为我们的样板和导师。
秦朝一位中国皇帝（约公元前230年）扑灭了一次叛变，他让人杀死这次叛乱的头目及其后代以及其朋友的后代，他自己的母亲也参与了这次叛变而被他流放，他严禁旁人在他面前再提起他母亲，违者将被剁烂。但这种做法是与中国精神相违背的，因为其母亲本人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女人，而只是被人给蒙蔽了。二十七位贵族不顾皇帝的禁令，一个接一个地在皇帝面前死谏，让他想想自己的母亲，让他把母亲找回来。所有二十七人，每位都知道前一位死谏者的命运，却一位接着一位，前仆后继地来到暴跳如雷的皇帝面前受死。他们被剁成肉酱，看来总算一片死寂。贵族沉默了，而来自邻国的一位学者来到宫廷，让人把他带到皇帝面前，他同样也要让皇帝知道自己的义务。皇帝手持宝剑来招待他，让人把他带到一口烧得滚烫的装着沸水的大锅之前，他将被投入这口大锅，皇帝问他，他是否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学者点点头，用下列的话来回答皇帝：“总共有黄道二十八宿，我会将这个数字填满的。”
在秦始皇时代生活的中国学者与西方宗教和文化共同体的圣徒们相比较也丝毫不逊色。皇帝一再被他治下的学者们劝谏，不得逾越延续下来的礼制和统治规矩。他的宰相李斯却为他辩护，但最后却建议他，通过将全国一切有关沿袭的礼制和规则的书悉数焚毁，以此来破解这种沿袭下来的力量。皇帝听从了建议，不久就进行了“焚书坑儒”，将中国古老文化的最珍贵、最高贵的记录尽数毁灭。学者和藏书人得到了严令，将他们的书在三十日内焚尽或者将书上交给官员处理，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虽然每个违背这项法令的人将被马上逮捕、判决，但是至少仍然有四百六十位儒生进行了抵抗，他们被关了起来，被活埋了。（《中国历史》，海因里希·赫尔曼，斯图加特，1912。）
我们在学校里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榜样，让孩子们开心地讲述的故事中也包括《圣经》。这些故事里面的很多无论是就其贵族气质还是就其伟大而言都无法与出自中国历史的这个或其他很多类似的故事相比肩。那位直面手持宝剑的皇帝、藐视沸水大锅的中国学者，要比穆修斯·斯卡沃拉[3]更加伟岸，他不仅为祖国的存在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也准备着为自己的理想与皇帝抗争而死，因为皇帝在他眼中违背了神圣的祖训。他是保守主义中的革命者，我们西方民族会觉得这种保守主义不可思议地僵化，而这种保守主义却使一个最庞大的帝国以及一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文化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