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千佛洞道士来，说是为募集修理洞窟资金到肃州去了，似乎因处乱世从衙门没有得到经费，因此想把所藏唐经卖掉。这次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我看他拿来的这些不好，要他把良品拿来，可他没有答应。看来这个道士很狡猾，可能是与房东合谋搞的。
1912年1月7日，千佛洞道士拿来了像是蒙古文字的经卷，可我鉴定不了。期待桔氏早日到来。
1月19日，昨天农夫拿来了二本唐经，其中一件是从未见过的良本，……遂以五两（银）买到四件。
1月26日，上午十一时，一缠头闯入，便是桔氏。
1月30日，下午同桔氏去千佛洞，六时半才到。
1月31日，夜九时，道士按约定的那样拿来四十余件唐经。道士的表情和动作宛如贼在搬运赃品似的。问他还有吗？他又拿出四十余件。
2月1日，两位（吉川、桔）赴道士室看柜子里收藏的经卷。有好多唐经，与道士交涉，得到唐经169件，装在马背上。下午3时20分离开千佛洞。
2月2日，下午四时千佛洞道士来。终于用三百两（银）买下了这169卷唐经。
今天先交付一百两，约定等拿来更好的经卷时共交付其余二百两。
2月3日，晚七时道士拿来二百件经卷。好像故意夹进了假的，因此，一直干到半夜才分出上、中、下三类。房东很狡猾，拿出一件唐经，说是值一百五十两。我说给三两作为附加也带回去。
2月4日，晚上道士来访。道士孤独无援，起初强硬提出，三百两少一钱都不行，最后还是以五十两成交（指购入唐经二百件之事）。
2月6日，下午二时离开敦煌。
桔氏和吉川带走了敦煌文书共五百余件。桔瑞超回国后不久，对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敦煌文书开始整理和研究。他于1912年9月出版了《二乐丛书》第一号，到1913年7月出版了全四卷。其中报道了带回敦煌文书情况，刊出了关于唐人佛经写本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日〕井口泰淳：《关于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探险队带来敦煌古写经》，贺小平译，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大谷光瑞考察队在中国西北得到万余件文物。光瑞对西域出土文书是研究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学术界在大谷光瑞主持研究的基础上，对大谷文书进行深入研究。大谷光瑞于1948年去世。他是大谷探险队的组织者，对日本敦煌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俄罗斯的掠夺者
俄国中亚探险家奥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 denburg），于1863年9月14日出生于俄国札巴衣喀里斯克地区的农村。1885年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波斯语专业毕业后，成为重点研究印度和伊朗思想史的教员；文学和造型艺术是他毕生的主攻课题；另外，民俗学和考古学也是其研究对象。这种情况促使他热衷于推动研究工作向共同化、组织化发展，1897年，由他主编的国际性《佛典丛书》开始发行。他以探险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是1909-1910年及1914-1915年的两次中国新疆调查。他从敦煌、吐鲁番、库车和尼雅等绿洲古城将许多古文书、绘画和雕刻运回俄国。直至今日，这些文物仍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珍藏品。1900年2月5日奥登堡被选为俄国科学院副院士，1903年升为院士，1904年为俄国科学院常任干事。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继续主持科学院常务工作。1930年4月，他辞去苏联科学院常任干事，担任苏联东方学院院长，1934年于彼得堡去世。奥登堡是著名的东方学专家，著述总共五百余种。
1899年10月14日，俄国拉德罗夫在意大利罗马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展示克莱乃兹在中国西北吐鲁番发现的文物，希望建立国际性的中亚考察团。1902年秋在德国汉堡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亚远东考察国际协会。总部设在俄国彼得堡，称俄国中央委员会。俄国的拉德罗夫与奥登堡受托为中央委员会组织人。俄国沙皇于1903年2月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章程。
奥登堡于1909-1910年率领杜丁·斯米尔诺夫考察中亚。考察队在中国西北进行地形测量和绘画，在喀什、库车和吐鲁番发现了大批文物。1914-1915年奥登堡考察队由八人组成到敦煌考察。他们绘制了莫高窟443个洞窟图，摄制了两千余张照片，秘密盗窃敦煌文书、图画、纺织物等大批文物。敦煌莫高窟第365窟题有一首诗：
中华民国第十年，俄人来住千佛山。
商民各界独心寒，军队保护得安然。
这说明1921年尚有俄国人到敦煌搜集文物的活动，但由于民众的反对和县府派军保护而得免于一次劫运。关于奥登堡在敦煌活动的情况及其所获文物，长期以来鲜为学界所知。1915年这批文物运往彼得堡，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
奥登堡考察团所获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工作极为迟缓，其目录于1963年以《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刊出第一辑，第二辑刊于1967年。第一辑为1077个编号，第二辑为1877个编号。这两辑著录的尚不到奥登堡所获卷子的三分之一。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rlle）说：
为奥登堡于1914-1915年在突厥斯坦（中国西北）探险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搜集到手一大批敦煌汉文写本的。在数量方面甚至可以同伦敦、巴黎和北京的那些藏卷相媲美，因为人们声称列宁格勒（彼得堡）共藏有一万多卷，但其具体数目却始终没有弄清楚。（〔法〕戴密微：《列宁格勒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见《敦煌译丛》第一辑第111页，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的编者之一L·N·蒙西科夫约略地解释说：
这些写本是由S·F·奥登堡在敦煌搜集的，共包括1、2万卷写本，还有许多艺术品及代表着物质文明的物品。这都是他在敦煌的一些寺庙里发掘而来的。这位俄国学者也成功地从当地居民中间搜集了许多写本。发掘工作在这次搜集中很可能仅占无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写本是从敦煌居民手里获得的，这些居民似乎也从写本大量失散中获得了利益。（同上书第9页。）
俄国的敦煌特藏之重要价值并不低于伦敦和巴黎所藏，但长期以来不能供世界各国敦煌学研究者所使用，以致中国于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里似乎根本不知道俄国敦煌特藏之存在。
◎美国的掠夺者
美国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年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出生。1899年入哈佛大学学习化学、哲学和希腊语。1903年毕业后，为卡耐基学会中亚考察团的考古助理，到中亚参加考古工作。1905年回母校哈佛大学进修考古学一年。1909
年华尔纳任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副主任。1913年他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东方艺术课程。此年9月，他受美国弗利尔当之托第一次到中国，与中国袁世凯商议在北京建立美国考古学校之事，得到袁世凯政府的支持。次年在中国游历了上海、开封、巩县等处。1923年华尔纳回哈佛大学任美术系与福格博物馆东方艺术讲师，领导了第一次福格中国考察队，1925年又领导该队到中国考察。1932年他到中国的北平与上海等地古玩店收购了一批龙门石窟的北魏浮雕残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保护与拯救战区艺术遗产与历史文物委员会任命华尔纳为中国、日本、朝鲜、暹罗部分特别顾问，负责主编文物遗址地图以供盟国空军轰炸时辨识，避免文物遗址的破坏。1955年华尔纳去世。
1923年，华尔纳为美国福格博物馆搜集东方艺术藏品，率领考察队到中国北京，队员有霍拉斯·翟荫，燕京大学学士王近仁当翻译。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到达敦煌莫高窟。他赠送了一些礼品给王道士，又给了七十两银子，要求剥离敦煌部分壁画。王道士同意了。华尔纳学过喷胶技术，经过七天的工作，遂将二十余幅壁画用胶布剥离了。美国福格博物馆现存华尔纳获得的敦煌壁画十方，是分别从莫高窟第329、323、320、335、331、321等窟剥下的。此次考察中，华尔纳还移走莫高窟唐代观音塑像和北魏彩塑飞天，购得敦煌唐人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
1923年华尔纳考察队由六人组成，准备用胶布将莫高窟第285窟西魏壁画全部剥离。2月16日，因华尔纳留北京同北京大学商谈与哈佛大学结为姊妹校之事，暂由翟荫代理队长率队赴敦煌，北京大学派陈万里先生同行以便监视。
第一次华尔纳剥离敦煌壁画之后，引起当地人民的公愤，便成群结队地到县城去指责地方官员陆县长，又在新年千佛洞庙会时去质问王道士。陆县长卸了任走到新店子村，被人民围困，要他归还被窃走的壁画。陆县长派人回县城请了几位绅士来解围，才得以脱身。
1925年5月，翟荫等人在敦煌已受到限制。敦煌县政府规定：美国考察队在莫高窟参观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周。不得在莫高窟居住，当日必须返回县城，禁用闪光灯拍摄壁画。同时县政府派出军警保护莫高窟。现在莫高窟第365窟尚有军警队长朱铭牖当时的题记：
余关内靖远人，昨年随陆君警佐来敦（煌），今携王什长警兵等住此，预防美国技师等恐偷诸洞壁之画。余闲住无聊，持笔登楼，偶涂于三层楼之中间。
民国十四年（1925）闰四月廿二日弟子朱铭牖涂
这样，美国考察队在莫高窟参观了三天壁画，只得失望地匆匆离开敦煌，回到西安等待华尔纳。6月1日华尔纳到西安与考察队会合，遂改变计划，决定考察安西的万佛峡——榆林窟。6月5日，安西县县长芷皋同考察队参观榆林窟，并亲自编定洞窟号数四十余个。考察队受到当地人民的抗议，迅速解组离开甘肃了。敦煌人民保护了莫高窟第285窟公元538年西魏创建的艺术宝库。（参见《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第262页-275页。）华尔纳于1926年出版的《中国西北旅行记》记述了他两次考察的情况，1936年出版的《万佛峡壁画集》算是在榆林窟的收获了。中
国学者王重民关于敦煌文书的被盗曾深有感慨地说：
西洋的一些“汉学研究者”多自诩为曾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他们的劫盗行为只能激起我们的义愤，至于真正懂得一点东西的如高本汉（瑞典汉学家），如沙畹（法国汉学家）站在友好的纯学术的立场上，我们仍然是尊敬他们的。可是他们在劫走之后，继之以封闭，限制了“敦煌学”的开展，造成了莫大的损失，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敦煌遗书论文集》第13页。）
三 国宝历劫之后
◎中国学者的关注
敦煌文书的发现以及斯坦因与伯希和的大量窃掠偷运，这非常重要的消息竟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虽然敦煌文书已为欧洲的考古学家们所瞩目并引起汉学家的浓厚兴趣了。
1908年10月伯希和在敦煌考察完毕，将搜集的敦煌文书运走，他经西安、郑州偷偷来到北京，试图探测中国学术界对其劫取经卷的反应，结果中国学术界连一点风声也不知道。他随即到了南京。当时满族学者端方任两江总督，住在南京，因精通考古学被推为江南学界盟主。伯希和在敦煌劫取经卷之事渐渐在传播了。端方见到伯希和，准备以高价购回一部分卷子。在遭到拒绝之后，他嘱托伯希和以后将精印本寄赠，并说：“敦煌文书是关系到中国考据学上的一个生死问题。”端方的
殷勤有礼和学术视野使伯希和甚为感动，亦使他相信中国人“以德报怨”的宽宏态度。伯希和离开南京便取道回安南（越南）河内，将劫取的敦煌文书和艺术品装运送往法国巴黎。
1909年8月，伯希和第二次到北京，带了少数敦煌文书精品在六国饭店展出。他以清晰流畅的汉语向观众讲演，夸耀在敦煌所得之中国古写本文书的价值。中国学者罗振玉、王仁俊、蒋斧、董康等见到了敦煌写本《老子化胡经》和《尚书》残卷等珍品，如罗振玉稍后所追述的：“惊喜若狂，如在梦寐！”罗振玉等人亲到伯希和所住苏州胡同去拜访。伯希和告诉了他们，敦煌藏经洞尚有中国六朝至唐宋的写本六千卷。罗振玉时任清政府学部参事厅行走和学部参事官等职，他迅即将敦煌文书之事报告学部。经他多次向学部左丞乔树楠说明敦煌文书的重要学术意义，乔树楠遂决定由罗振玉起草电文，于8月22日发出《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命令甘肃都督毛实君立即封查敦煌藏经洞，将剩余的卷子全部解送京都学部。学部组织人员将伯希和带来的卷子进行拍照。此月下旬，罗振玉写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一文，刊于《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号（1909年11月7日出版）。这是中国第一篇介绍敦煌文书的文章，在中国敦煌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意义。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