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垣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1905年他与友人创办《时事画报》，1911年以光华医学校首届毕业生留校任教。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一度担任教育部次长。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北京图书馆馆长。1925年后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改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二所所长。1971年去世。他对元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宗教史均有深入研究，著述甚富。），对于馆藏的敦煌文书极为重视。他在俞泽箴的助理下整理馆藏敦煌文书，历时三月，初步校阅完数千卷子，为编制目录做好准备。1924年在北京学术界发起了敦煌经籍辑存会，陈垣被推为采访部长。该会决定刊登启事、调查和搜集流散的卷子，进行有计划的整理工作，编出敦煌文书总目。1924年陈垣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编成《敦煌劫余录》，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排印出版。这是当年由清政府学部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书计8679卷的目录，是中国国宝历劫之后的幸存者。陈垣在《敦煌劫余录序》里感伤地说：
宣统二年，学部咨甘肃有司，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即今所著录者是也。顾何以十之九九为佛经？则以国人研究古物，只能于文字处求之，其无文字而为图像器物之属，初不屑也；有文字矣，其文非汉文而为中亚古代语言，亦不贵也。国人所贵者，汉文古写本，然汉文古写本为人所同贵，故佛经已外之写本，多已为捷足者先得，其留遗者，又沿途为黠者所巧取，故今所存者只此也。（《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474页-476页，中华书局，1980年。）
此序是敦煌文书遗存的小史。我们细细读解之后，必定会有同感：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现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者之轻重者。（转引自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当藏经洞封闭之时，数万件文书密集于小小石室之内；在秘藏被发现之后它们流散于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各处。现在其总数目尚不能确切统计，难以将它们汇集、整理和刊行，更难以将它们聚集故土以供学者充分利用。兹谨将其现在收藏情况简述于下：
董作宾于1943年说：“敦煌石室写经，发现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最先发现者为匈牙利人斯坦因氏，得古写本约七千卷，分藏伦敦。法人伯希和继之，得古本二千余卷，今藏巴黎。清学部收拾残余，运至京师，尚有九千余卷，今藏北平图书馆。（董作宾：《敦煌纪年》，《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
1962年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著录二万余卷。其资料来源有：斯坦因劫去的九千件，汉文卷子目录6980号；伯希和劫去的不少于五千件，汉文卷子目录2500余号，和大约百余个梵文、藏文、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卷子；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万余卷子，其中有少数是梵文和藏文写本；流散在敦煌附近的，解运时李盛铎盗窃的和日本收藏的大约有三千余卷。此索引共收卷子两万余件。此外估计尚有五百余卷子在中国市面上流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543页-552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
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龙谷大学图书馆及日本私家所藏敦煌卷子共著录491件。（据上书目录。）
俄国《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辑1077个编号，第二辑1877个编号，估计编目仅占所藏的三分之一。（《敦煌译丛》第一辑第2页。）
中国甘肃省内文物保管部门收藏汉文卷子约七百五十余件，兰州、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皆有收藏。甘肃省博物馆藏汉文卷子一百三十余卷，敦煌文物研究所藏三六七卷，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藏十三卷，其余各处收藏尚未发现目录。（秦明智：《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和目录》，《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编）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敦煌研究院王进玉根据最新资料统计，敦煌文书总数为四万九千余件，其具体收藏情形如下：
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已编有9172号；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000余号，其中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000号未编目；
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765件藏文卷子；
俄国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编目2954号；
日本桔瑞超藏429号，大谷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中村不折163卷，其余私人收藏218卷；
美国现藏22卷；
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东方部藏16件；
香港个人收藏1件；
英国牛津大学、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及德国柏林科学院收藏6000余件；
韩国汉城博物馆藏2000余件；
中国北京图书馆编目的有9803号，共藏万余件；
旅顺博物馆189卷；
甘肃图书馆100余件；
甘肃省博物馆137件；
敦煌研究院367件；
敦煌市博物馆汉文78卷、藏文226卷；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22件；
上海博物馆182件；
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
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件。（王进玉：《敦煌石窟探秘》第121页-12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国和外国的敦煌学家们呼吁：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应该原物归还中国！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流散已成为历史。在这历史背景上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向外扩张而支持野心勃勃的探险家组成种种考察队深入亚洲腹部地区。这些考察队在探测自然地理、考古发掘等的名目掩护下进行着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准备工作。他们在荒茫的古老丝绸之路，以殖民者的骄横态度肆无忌惮地劫掠或诈取珍贵文物，无视民族国家的主权，这都带着
二十世纪之初西方文化的特色。中国当时正处乱世，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面临西方列强侵占中国主权和分割中国领土都已屈辱地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又怎能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中国文物不被西方考察家劫掠呢？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各级政府的腐败，皆为西方考察家劫掠中国文物造成可乘之机和便利的条件。现在我们从情感上憎恨西方考察家劫掠敦煌文书，致使珍贵的国宝流散。然而若设想：藏经洞暴露后，西方考察家不曾涉足，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它可能为无知的王道士之流损坏，土豪劣绅的索取，文物商人的收购，地方官员的豪夺，贪利者的盗窃；当清政府学部委员们发现时，劫掠情形已经很严重了，敦煌文书已大部分流散于国内了。当然，历史是既成的事实，是不能假设的，也是不能改变的。敦煌文书的发现并非中国强盛昌明之日，其流散的劫难是注定了的，而且因特定的历史环境又注定了其大量流散于海外的命运。
西方考察家并非是简单的“文化强盗”，他们是探险家兼学者的，既有探险家掠取的本性，又具学者的文化态度。他们将敦煌文书劫运海外，大力宣传介绍，举办展览，整理编目，考释研究，于是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掀起了敦煌文书研究的热潮。这使“敦煌学”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学术新潮流之一，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汉学家们在敦煌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使中国学者们都不得不佩服，不得不为之感到汗颜，亦不得不奋起直追。历史又似乎注定敦煌文书必然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了。这也是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敦煌文书是中国的国宝，其流散于海外的应该归还，流散于国内的应该集中；它们应当为中国专门的图书馆收藏，以便妥善保管和充分使用，让其文化价值不断展现；它们应当有一个总目索引，应当汇集影印出版，应当全面整理校释，应当分类编纂。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这是中国学者的理想。我们但愿这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