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泰始二年（266）高僧竺法护（昙摩罗刹）从西域访求佛经归国。法护本为月氏人，世居敦煌，早年出家为僧。他深感佛教重要经典未传入中原，于是立志弘扬佛法，前往西域诸地，学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梵文经典156部，带回中原，沿途翻译，终身不倦。人们尊称他为“敦煌菩萨”。
隆安三年（399）高僧法显赴印度求佛法。法显，俗姓龚，武阳人。他深感关于佛教戒律残缺，从长安出发，到了张掖。
因道路不通，张掖王段业作为檀越（施主）将法显留下，在此他和僧绍、智严、慧简等相遇，结伴西行。他们到了敦煌，得到太守李暠的供给。
后秦弘始二年（400）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入长安，翻译佛教经典。罗什生于西域龟兹（新疆库车），父娶龟兹王之妹。他幼习小乘，后来成为大乘教派名僧。他在凉州居住十八年，后秦国主姚兴迎入长安，为建逍遥园。罗什共翻译佛经三百余件。
唐代贞观十八年（644）十二月，唐僧玄奘往西天取经，归途经敦煌，师徒休养，派人传信到长安。玄奘（602-664）本姓陈，名祎，洛州人。十三岁出家，博涉佛教经典。贞观元年（627）自长安西行求法，在印度十七年。归国后奉唐太宗诏，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共七十余部。
◎敦煌——佛学东传的中继站
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两条路线：一是由东南亚海上进入中国广州；一是经中亚到西域再进入敦煌。古代许多高僧都是西行取经的。他们无论来中国或是去印度，如果经丝绸之路则大都在敦煌作短期的停留。从西域来的僧侣，他们长途跋涉，走过无垠的沙漠，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体力消耗，物资匮乏了。当他们进入河西走廊第一片绿洲——敦煌，应该憩息休整，以便做好在东土传教的准备；或者将从印度带回的经卷做一番清理，以便到长安向政府和僧众宣讲介绍。从东土西行往西域和印度的僧侣，他们离中原已经数千里了，到敦煌必须做好穿越无生命亦无水草的沙漠地带的准备，也需要在此休整并补充物资。因此，丝绸之路的敦煌就佛教东传而言，它是一个东西之间的非常重要的驿站或关口。佛教文化在此交流和经过，必然留下宗教信仰的种子，它遂在这片绿洲上萌芽开花。古代丝绸路上的佛教徒们，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播，虔诚地踏上这艰苦的道路，表现了他们崇高信仰所产生的伟大精神力量。这使我们永远对他们表示钦佩，无论我们有无宗教信仰。
敦煌固然是灵奇的地方，它有旺盛的自然生命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然而也是变迁动乱和灾难深重的痛苦之域。这里曾是月氏人故地，匈奴人来侵占了它，汉朝赶走了匈奴在此建立了政权；此后，吐谷浑、吐蕃和回纥都相继与中原王朝争夺这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谁占了它就意味着掌握了河西走廊，遂进而可以控制西域或中原，从而获得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的主动权。历史舞台在此频繁更迭地上演新的节目，文化色彩在此变幻错综，而人们在此则陷入苦海之中了。人们在这里见到：残酷而规模巨大的战争毁灭了千千万万的生命，疯狂野蛮的掳掠使许多普通家庭哀泣，民族的压迫使无辜的良民受尽屈辱和欺凌，政权匆匆地建立又很快土崩瓦解，贪欲和暴行灭绝了善良的本性，财富和建筑物转瞬之间化为灰烬，田园和庄稼经常被铁骑踏为平地，将军和王室可以一夜之间变成阶下降俘，人民大众则如被驱使和屠宰的牛羊。在这里人们休想安居乐业，和平幸福距他们异常遥远。人们不能自己掌握命运，眼见沧海桑田，痛感人生无常。人们既然没有力量改变这黑暗动乱的现实世界，于是最易产生超现实的幻想，需要一个大慈大悲的宇宙主宰者给予可怜和安慰，以向他们指出一条脱离苦海的道路，盼望身后得到人世不能获得的平静和幸福。这里的人们比中国内地更倾向接受佛教，他们比内地更为虔诚，他们创造了一个佛教文化的奇迹。
三 仙岩的千佛
◎佛教宝地莫高窟
莫高窟在唐代沙州城附近。唐末方志《敦煌录》（S.5484）记述云：
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带，山坡至彼陡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中有南流水，名之宕泉。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殿堂，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
历史过去了千余年，现在敦煌的学者介绍莫高窟的自然环境说：
离敦煌城东南25公里，越过戈壁滩，有一条南北长约1600米的狭长地带。它的东部有一道细长的泉水，挨着泉水长满了茂密的白杨、红柳和各种果树蔬菜，为贫瘠、荒凉的戈壁滩平添了一片欣欣的生趣。泉水两边，三危山与鸣沙山东西相对。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壁上，分布着上下五层、高低错落的石窟。这就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王进玉：《敦煌石窟艺术探秘》第155页-15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
莫高窟的自然环境，古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石窟、塑像和壁画的数目在晚唐以后又有所增加而已，它们至今还基本上保持着原貌。建造石窟是较大的工程，所以“每窟动计费税百万”的巨资；然而这鸣沙山石壁的窟寺已像蜂房一样密集。佛教文化在此与山光水色相映成趣，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更宜于虔诚的人们进行宗教活动，仿佛真正远离了红尘。鸣沙山是小砾石与石灰质混合组成的地质，属于玉门系砾岩结构。它的质地较为疏松，宜于开凿，不宜雕刻，所以窟内的佛像皆是泥塑，窟壁则绘制壁画。这些塑像和壁画，千余年来仍然色泽鲜明，
正因为它们受到石窟的保护。我们不得不惊叹当年在鸣沙山开窟造像的佛教徒似乎已预见到了只有鸣沙山的石壁是最宜发展和保存他们宗教信仰的地方了，所以汉代的敦煌郡治和唐代的沙州城的遗址已难辨寻，而莫高窟岿然独存。
在莫高窟D365窟内有公元698年沙州左玉钤卫效谷府旅帅上护军李怀让建立《武周圣历元年修莫高窟佛龛碑》（《武周圣历元年修莫高窟佛龛碑》，碑高建初尺五尺七寸，宽三尺三寸，正面二十一行，行五十字，背面三十行，行四十八字，末有题名八行。碑额篆文《大周李君修功德记》。今碑已毁，碑记见存于清人徐松《西域水道记》，另见P.2551背面朱字抄本。），它记述了莫高窟的历史。前秦建元（366）佛僧乐僔（zǔn）执持着锡杖——法器，从西域踏遍千山万水，游方到了鸣沙山的宕泉边，疲惫的身心顿觉清爽，落日的余晖成为无数道金光照射在石壁之上，忽然变幻为万千的佛像。这位佛教徒犹如得到佛陀的启示，决定在此弘扬佛法，便化缘请工，开凿石窟，营造一座佛龛。继而法良禅师从河西走廊来到敦煌，见了乐僔开凿的佛龛，直觉地感到这里的佛教文化将会发展兴盛，遂在石窟旁边又营造一座佛龛。北魏永安二年（529）东阳王元太荣任瓜州刺史，在鸣沙山又开凿了许多石窟，他还写造了许多佛经。今存敦煌文书S.4415《大般涅槃经》即东阳王所造，卷末题记云：
大代大魏永熙二年（533）七月十五日，清信士使持节散骑常侍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岭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瓜州刺史东阳王元太荣敬造《涅槃》《法华》《大云》《贤愚》《观佛三昧》《净持》《金光明》《维摩》《药师》各一部，合一百卷，以
为毗沙门天王。愿弟子前患永除，四体休宁。所愿如是。
东阳王任瓜州刺史十六年，他很信佛，依靠行政力量，对莫高窟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参见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95页-398页。）。在东阳王的影响下，沙州地区民众纷纷开窟建龛，莫高窟渐渐兴盛起来。这里确如碑记所述：
实神秀之灵岩，灵奇之净域也。西连九龙坂，鸣沙、飞井擅其名；东接三危峰，泫雾、祥云腾其间。前葱郁层峦，后显敞川原，丽物色新。仙禽瑞兽阿其育，斑羽毛而百彩；珍林嘉卉生其谷，绚花叶而千光。
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与敦煌的自然风光，奇妙地浑然一体。一片灵岩成为红尘中的净域了。
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有唐代咸通六年（865）沙州归义军张氏题的《莫高窟记》：
右在州东南二十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之世，有沙门乐僔杖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寺庙）肇于二僧。晋司空索靖题壁于仙岩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可有五百余龛。又至延载二年（695）禅师灵隐与作黄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四十尺。又开元中
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二十尺。开皇中僧善喜造讲堂。从初开窟至大历三年戊申（768）即四百四年，又至今大唐庚辰四百九十六年。时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记。（P.3720）
此所述莫高窟历史较详，补充了唐代武则天以后造窟情形，反映了唐末时已有五百余窟的盛况。关于乐僔和法良建窟之事，至今敦煌文物中尚未考实，如果所建之窟还在，便可能在第267至第275窟这一段崖面上（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9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记里还补充了晋代名士索靖题壁之事。
索靖（239-303），西晋敦煌龙勒人，字幼安。他为敦煌贵族之后，博通经史，尤擅长书法，被称为敦煌五龙之一。因被荐贤良方正，当其诏试对策，甚为皇帝赏识。曾任西域戊巳校尉长史，拜酒泉太守。元康（291-299）中因平定西北民族叛乱有功封荡寇将军，在河西重镇任职。鸣沙山仙岩寺题壁当是索靖晚年还乡时所书，可惜今已不存了。西晋建都洛阳（河南洛阳），汉代铸造的两匹铜驼立在宫殿南面路口的繁华市区。索靖经过这里深感朝政腐败，天下将发生大乱，便指着铜驼叹息说：“我会见到你在荆棘乱草中的！”后来果如所料，因而史学家佩服索靖的见识深远。他在鸣沙山题写“仙岩”，也应是远识，后来仙岩上果然有了千佛。
关于敦煌的寺庙，河西释门都僧统于唐代咸通四年（863）曾说：“敦煌管内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S.1947）敦煌
经卷P.2250、P.2738、S.542、S.261等题记所录寺庙有龙兴、乾元、开元、永安、金光明、大云、报恩、灵修、圣光、净土、安国、善光、灵图、莲台、兴善、大乘、三界等寺（参见姜亮夫：《莫高窟年表》第6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这些佛寺多数在莫高窟。关于最早建寺的记载见于敦煌文书残佛经注解背面的《沙州志》（P.2691）：
会时窟寺并亡，矗新从永和九年癸丑岁创建，至今大汉乾祐二年己酉岁，算得五百九十六年记。
晋穆帝永和九年为公元353年，莫高窟某佛寺重修，到后汉乾祐二年（949），此寺尚在。这则记载也表明莫高窟并非清静之地，某些佛寺曾经兵火而毁坏，有的则为信徒们重建了。
新发现的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南壁的五代同光年间翟奉达《检家谱》云：“大成元年己亥岁□□迁于三危□□镌龛□□□圣容立像”。这应是莫高窟镌龛立像最早的记载。翟氏追述其祖先的功德，立像在北周大成元年，即公元579年（《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99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佛学艺术的宝库
敦煌莫高窟的佛教造型艺术数量之巨大、技艺之精湛和内容之丰富皆堪为世界宗教艺术的宝库。每一石窟的开建都得塑佛像，小的石窟塑像一尊；塑三尊的是佛陀、迦叶和阿兰；塑五尊的增加两位护法神；塑九尊的增加文殊、普贤、观音和大
势菩萨。最大的坐佛高30余米。许多洞窟历经损坏和修补，已经残缺，保存完好的约有20%。莫高窟的壁画同塑像比较更为丰富，也更有艺术价值。
窟内南北壁上一般绘制释迦牟尼说法图，西壁佛龛两侧一般绘制佛陀的十大弟子，窟顶则是散花的神怪、飞天和佛祖故事。此外还有佛僧修行、寺庙生活、中国神话、战争场面、贵族行乐、采伐、渔猎、耕种、商贩、卫戍、车马、营造、畜牧等宗教及世俗的壁画。它们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生动画卷，却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因为敦煌壁画的内容与表现技法都明显地受了印度和中亚文化的影响。我们试看莫高窟第321窟《宝雨经变》壁画。此窟是初唐武则天时期开凿的，壁画是根据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印度菩提流支译的《佛说宝雨经》故事绘制的，画面宏伟而内容怪异，在敦煌壁画中甚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