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童年与家世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的故乡——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就坐落在汉江的一条小支流——唐河——的东部，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小镇。这条哺育着未来哲学家的小河，像流经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条小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奉献，以其无私的胸怀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地，养育着它智慧的儿女。唐河源出河南方城县西北，向南流经青台、沘源，西南经新野至湖北襄阳会白河，入于长江大支脉——汉江。唐河县即以唐河得名，古属唐州，位于南阳、泌阳、新野三地之中枢，汉魏以来，历为文人荟萃之地，尝有人杰地灵之说。
冯友兰的祖上并非河南人。“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1]在祁仪镇冯家是大族，有土地1500亩，三世同堂，人丁兴旺，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冯友兰的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曾去考过秀才，但没有被录取，后来就不再应试，故一生未取得任何功名。冯玉文有三个儿子：长子名云异，字鹤亭；次子名台异，字树侯；三子名汉异，字爽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名字是一门学问，它往往反映出父母对子女的某种寄托，特别是希望子女在未来人生道路上成才。在冯老先生三个儿子的名字中，都有“异”字，盖老人希望子女长大后都能成为异于寻常的人。
冯友兰的父亲台异，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其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人成了秀才，虽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进入士林，成为斯文中人，就是说成为知识分子了，以后他在社会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2]。如果成为进士，则更进一步，就算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按照这样的标准，冯友兰的家族门第，在当时可称为“书香之家”，把这种门第接下去，即称为“耕读传家”。照封建社会的情况，“耕读传家”是以乡绅地主阶层为主的社会中层层系的基本特征。因为上层社会的子弟条件优越，不必“耕”甚至不必“苦读”便可承袭高官厚禄，而广大的下层社会的农民，生活艰辛，没有更多的财力支持自己的子弟读书，因此只能“耕”，不能“读”。只有乡绅地主因财力有余，其子女读书入仕的机会比一般农民多得多，因此具备较多的上升流动的条件，但也有一部分因坐罪、破产或其他原因，脱离中层层系而向下流动，其知识分子往往因此较多地接触下层民众，反映到文化上，则可以表现较多的人民性。
冯台异自1898年进士及第，到1904年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之间的8年中，一直作为仕途上的“候补”等待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3]。这就是说，“进士”作为科举中人，可以做官，但不一定做得上官。因为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时代的没落时期，官场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定势”，没有官场上的后台支持，没有台前幕后的权钱交易，仅凭自己的学识和才干，是很难跻身于仕林的。冯台异虽是进士出身，但被排斥在官场之外达8年之久，直到1904年，张之洞在武昌办新式教育，开了一所称作“方言学堂”的外语学校，方谋得一个相当于现在总务长的“会计庶务委员”的职务。这一职务按当时的社会标准，还算不上官，只能算是为官府做事的“吏”而已。
因冯台异在武昌有了固定的差使，9岁的冯友兰便与胞弟景兰、胞妹沅君随母亲从唐河老家迁居武昌。这是童年时期的冯友兰第一次由农村来到城市。熙攘喧闹的城市对这位未来哲学家的成长一定有着潜在的影响。
冯友兰随父母在武昌住了三年，到1907年12岁时，因冯台异仕途“得缺”出任湖北崇阳知县，冯友兰又随父母由武昌迁居崇阳。此次迁居与前次由唐河迁居武昌不同，此次乃其父以一县之长的身份，坐镇县衙，算是正式进入仕途，成为皇权在崇阳一方的代表。幼小的冯友兰对当时的县衙做了许多观察，尤其对衙门的建筑格局、体制、衙门的办公方式等产生了许多具体而形象的认识：县官的公座公案设置在暖阁中，“暖阁的前边有两个高脚架子，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卷，另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包着的盒子。我猜想，这个盒子里面应该是印，那个黄布卷里面应该是敕。这两件东西，表示县官是皇权的代表”[4]。“就我所看见的，大堂上那两个架子上面的东西都是空的：那个黄布卷里面就是一根木棍，盒子里也是空的。就是这两个空的象征，也是等县官坐大堂的时候才摆出来，以吓唬人民。”[5]“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当权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机构，多设管官之官……这是叠床架屋的政治机构造成的结果。”[6]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时代是转瞬即逝的，然而也是最令人追忆和留恋的。但由于人生旅程的匆忙，人们对童年的回忆往往失之过简，冯友兰生前虽然写了他的“自序”[7]，对其童年生活却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材料，我们只知道，冯友兰在唐河老家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朴实的农村环境，敦厚的民俗民风，对这位未来哲学家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冯友兰一生质朴无华，他的活动是内在的，这恰似默默流淌的唐河河水，永不止息地从发源地一直奔向长江大海。
1.2 新旧兼备的启蒙教育
还是在祁仪镇的时候，按照冯家大家庭的规矩，男孩从七岁起开始上学接受教育。当时的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新社会的曙光尚未出现，旧制度的丧钟却不断地被敲响。这种社会变迁的信息，在长期封建社会浸润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其传递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因此在农村，旧的传统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就早期童年的启蒙教育而言，一般都是在家里请一位教书先生教孩子读书，谓之“私塾”。
中国“私塾”的教育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由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发其端，至汉代得到普遍的发展。《礼记·学记》有明确的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国有学。”因此，“私塾”即私学，是私人设立的教学单位，亦可称“家学”。在19世纪末，旧传统没有断裂的广大农村，“私塾”的教育方式仍是一种普遍的启蒙教育形式。冯友兰自不能例外，从7岁起便在家庭设立的私塾里接受传统教育。“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8]从此，冯友兰告别了童年生活，开始了影响其一生的早期启蒙教育。
《三字经》既押韵又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又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的信息。但《论语》、《孟子》及《大学》、《中庸》就不同了。“四书”的思想性极强，它作为封建时代的普及性教本，既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又具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对于只有7岁的孩子来说，读起来可能相当困难。不仅读，还要背。“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作‘包本’。”[9]但冯友兰在读“四书”的时候，似乎很顺利，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此，“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10]，读完《诗经》之后，冯友兰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此时冯友兰还不足9岁。
在武昌，冯友兰没有上附近的小学，“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11]。冯台异对儿子的要求，为造就一位未来的哲学史家，奠定了语言文字的坚实基础。60年代初期，曾有人评价冯友兰的学术造诣，说他不仅具有哲学系一级教授的水平，而且同时可以兼具中文及历史学一级教授的水平。这与冯友兰早期教育中重视中文有密切关系。按照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读完《诗经》之后，冯友兰又读完了《书经》、《易经》，接着又读《左传》。“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熟读了能背就行，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12]何况此时并没有专业的教书先生，“四书”及《诗》、《书》、《易》、《春秋》四经，都是在父母监督下读完的。“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遇见母亲不认得、念不出来的字，就记下来，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13]可见，冯友兰接受的传统教育，基本上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尤其是在母亲的关怀下，循序渐进，从未间断，从而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铺垫了通往智山慧海的人生大道。
冯友兰随父母在武昌住了3年。1907年冯友兰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出任湖北省崇阳知县，这时才有了正式聘请的教书先生。因经书读过了，于是从教读师爷读古文。读本是吴汝纶选编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其中包括《过秦论》等历史名篇。这些古文对已经读了“四书”、“五经”（《三松堂自序》中未谈到读《礼》，因此实际上是读了“四经”）的冯友兰来说，自然显得容易，但要读懂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读古文虽然还不能全懂，但是比经书容易懂多了。并且有声调，有气势，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14]读古书一旦觉得有意思，就说明读进去了，否则会味同嚼蜡。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家庭恪守的信条。但对于学童来说，并不能认识和了解读书的目的，觉悟读书的深义。中国的旧式教育，诚然多以熟读硬记为手段，以博取功名为宗旨，但它在孩童幼小的心灵里开启了智慧的殿堂，培养了读书的情趣。冯友兰童年、少年时代的读书，使“四书”“五经”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深深扎根于这位未来哲学家的头脑中，直到他的晚年，仍能朗朗上口地背诵古代经传。冯友兰晚年眼力枯竭，却可以借助于早年的熟读硬记，不用查对原文，便可顺手引用经典，这种学问功夫自然应归功于早年的启蒙教育。
旧的启蒙教育为冯友兰日后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一个在中国文化的博大殿堂里，“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不辍，永世长青地开启着、建构着未来无数个世代的中国心灵”[15]的人——准备了条件。
1.3 外部世界
除了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冯友兰的青少年时期也并不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这一点对冯友兰的未来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冯友兰9岁随父母赴武昌，在武昌住了3年，又随父母迁居崇阳。
武昌在当时的中国算是比较开放的地区，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在湖北搞了不少洋务活动，其中包括设武备、筑铁路、开矿山、办教育等等。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还创办了两湖书院，开办了方言馆及新式学堂，十分注重教育。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所在的方言学堂即是张之洞的新政之一。方言学堂的监督梁鼎芬便是湖北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冯台异在方言学堂任会计庶务委员时，还兼任了粤汉铁路及川汉铁路勘测队的弹压委员。冯台异在武昌所任的这两个职务，可以说都是在张之洞的新政范围之内，因此在冯台异的思想中，也一定受了新政思潮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传给了少年时期的冯友兰。“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作的事，他也要我们作。”[16]如当时武昌的学校，学生都要穿制服，“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作了一套”[17]。当时新式学堂都有《学堂歌》，冯家兄弟也在家里跟着唱。冯友兰晚年在回忆起少年时期的往事时，还能一句一句地背诵出当时《学堂歌》的内容：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
……
中国圆，日本长，同在东亚地球上。
……
论乡贤，屈原尚，忠言力谏楚怀王。
这些朗朗上口的学堂歌，与“四书”“五经”及古文读本相比更能吸引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引发少年人对人生及外部世界的丰富想象力和好奇感。冯友兰在其父亲任崇阳知县的一年中，即是以这种新学的启蒙力所焕发出来的新奇感，吸收了传统家塾教育以外的知识。
在崇阳县衙内生活的一年，教师爷规定的功课半天即可完成。“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我在签押房总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旧书籍。当时有一种刊物，叫《外交报》，其中发表的文章，都是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这些文章我很爱看。”[18]从冯友兰这些晚年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少年时代不仅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而且兼收了传统以外的新事物，特别是他父亲的引导与教诲，使这位从小饱读经书的少年时而把目光投向经书以外的世界。这种新旧兼备的启蒙教育，为日后这位哲学家的成长，特别是为其东西文化融会的学养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和条件。可惜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在知县任上只做了一年，便与世长辞了。当时冯友兰的实际年龄只有12岁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