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影子”：陈布雷的崛起与殒落
文/王丰
陈布雷“以一介书生从政，直接间接影响了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但他依旧没有改变书生的本色”。从兴冲冲初晤蒋介石，决心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作，到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愿意见到“党国”消亡，更无力再与“心理狂郁”斗争，陈布雷选择了幻灭，选择了永远眼不见为净。
陈布雷（1890—1948）和蒋介石同为浙江宁波府小同乡，比蒋介石小三岁，生长于文风鼎盛的鱼米之乡，受业人才济济之浙江高等学堂，卒业后，历任教职报刊编辑，以撰写评论文章，成名于民元及军阀割据之黑暗时代。1926年，陈布雷在上海《商报》及通商银行工作，已颇有文名，但《商报》经营困难，薪饷动辄积欠三月，甚至连印报纸张都时常无以为继，甚为窘迫。同年春季某日，邵力子受蒋介石之嘱托，从广州到上海，带来一帧蒋总司令签名照片。邵力子特告陈氏，蒋总司令对阁下文采颇为敬慕。1927年正月间，陈布雷与潘公展会见蒋介石，接连两天约晤，握谈良久，蒋劝陈入党。同年二月，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为蒋介石、陈果夫。初入蒋介石幕下，备受器重。陈布雷回忆：“蒋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谈话，间亦嘱代拟文字。”他帮蒋介石写的第一篇演讲稿，是在南昌发表之《告黄埔同学书》。风云际会，自此陈布雷担任蒋介石文书侍从，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颇具分量的文人。
陈氏侧身蒋介石幕宾，从1927年4月，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到1948年担任国府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效命驰驱，凡二十载，一向是蒋介石最为核心的文书侍从骨干。蒋氏对他倚重之深，有目共睹。兹举显例：每逢庆典节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的文告，均为陈布雷之手笔。外人很难体会，为蒋介石捉刀任务之繁琐，删修文稿之辗转往复，琢磨字句之费心审度，均远远超过常人之想象。熟知其事的陶希圣追述：“每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字，都是委员长的。委员长对于一篇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试想，一篇数千言的文稿，为求尽善尽美，竟要修改十八次，天下有多少绍兴师爷经得起这等“折腾”？而陈布雷始终无怨无悔，戮力以赴，默默扮演着“蒋介石影子”的角色。
再举一例，来印证文书侍从之甘苦。1937年春节，陈布雷函告家人“为职务所羁，不能返家度岁”。原来，陈布雷受蒋介石之命，在杭州“新新旅馆”闭门撰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回忆当时情景：“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写完《半月记》，即赴上海西爱咸斯路蒋寓，呈蒋过目。
受蒋驱策二十载，陈氏部属蒋君章（1905—1986，江苏崇明人，曾于1949年前任职行政院新闻局主任秘书）说陈布雷“以一介书生从政，直接间接影响了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但他依旧没有改变书生的本色”。然而，凄风苦雨、败象毕露的国民党政权，深深刺激了陈布雷。徐咏平氏写的《陈布雷先生传》如是勾勒陈氏死前的客观形势：“民国三十七年战局呈现严重的危机：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共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共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1948年11月13日，远方淮海战役炮声隆隆，南京碧空如洗，陈布雷选择这一天自戕身亡，无异为南京政府敲下第一记丧钟。
纵观陈布雷这一生，对蒋介石堪谓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诚如致蒋遗书中，陈布雷剖心之论：“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陈氏弃世一周年，他的昔日同僚陶希圣尝谓：“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
在“党国”危如累卵之际，陈布雷猝然自戕，必然在他身后留下诸多蜚短流长，纷纭臆测。从陈氏遗留之生前文稿，与近十封墨迹未干的遗书，可明显透露其厌世的真正原因。印证当时国民党诸要员的追念文章，不仅可以看出死因端倪，也可以从国民党方面的视角，对陈氏死亡之谜，找到另一个可资寻思的路径。
譬如，在陈布雷去世前两天写的杂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似乎可以从中追索出他思想日趋灰色的幽微：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事发当天，蒋君章是进入陈布雷房间，察觉陈氏已亡故的第一人，他曾将亲历目睹陈布雷自戕身亡之情景，于1949年陈布雷之忌日，写成《悼念布雷先生》文章，文中详细叙述了当天情境：“……去年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秋高气爽的早上，我照例打完太极拳，看完报纸，坐上我的办公桌。大约是九点半罢，电话铃响，我拿起一听，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开会。我问了随从一声，知道还没有起来，我想起两天以前他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昨天总理诞辰，也没有去参加，他是需要休息，因此我就替他请了一次假。”“十点零五分了，门还关着，我奇怪了，布雷先生平时八时左右必起床，起床以后再休息是常有的，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度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是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
因见陈布雷房门紧闭，为一探究竟，蒋君章要副官陶永标站在茶几上，设法打开陈布雷房间的气窗，陶永标、蒋君章两人慌慌张张打开房门，惊心动魄的一幕闪现在他们面前，蒋君章写道：“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罢，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一阵忙乱之后，连同蒋介石的专用医师在内，一共来了三位大夫，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急救无效。这时，除了蒋君章，还有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等高干，聚拢在一块商量该怎么处理陈布雷的后事。第一时间，他们担心该如何对外发布消息，陈布雷给蒋君章的遗书里已经有了具体的交代：“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自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陈布雷被发现自戕身亡后一个小时，蒋介石听闻消息，陈芷町把得自陈布雷房间的遗书，亲呈蒋介石，遗书如是开头：“介公总统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应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何以陈布雷选择11月13日自我了断？陈布雷在杂记中述说：“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根据蒋君章的说法，陈布雷被发现自杀死亡当天早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曾电催陈布雷去开会。陈布雷之所以怕开会，是因为怕自己提不出具体对策，一如他所谓：“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甚至怕“见统帅”，怕见蒋介石。
蒋君章在《悼念布雷先生》一文中，也推断了陈布雷决心自我了断的时间点。蒋君章认为：“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置。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直到现在我还完全记得……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
推断在短短的二天功夫里，陈布雷挑灯秉笔疾书，给蒋介石、秘书蒋君章与金省吾、张道藩、洪兰友、潘公展、程沧波、陈方、李惟果、陶希圣及遗孀陈夫人等亲友，写了至少十封的遗书。光是给蒋介石，他就写了两封遗书，第二封遗书里有谓：“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陈布雷在最后一天日记中记载：“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最后日记又写道：“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
从兴冲冲初晤蒋介石，决心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作，到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愿意见到“党国”消亡，更无力再与“心理狂郁”斗争，陈布雷选择了幻灭，选择了永远眼不见为净。
梁氏家书
文/解玺璋
梁启超的一生，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接触较多，一个是流亡日本后期，大约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回国之前。这时，二女儿梁思庄刚出生不久，他已经是个拥有三儿二女的父亲，一大家子人就住在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这里原是一位华侨朋友的别墅，主人慷慨地借与梁家居住。此地环境甚好，依山傍水，山上松涛阵阵，门前大海波涛，梁启超为它起了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双涛园”，这几个孩子也被称为“双涛园群童”。这个时期，梁启超因政治活动屡遭挫折，经济来源又几近断绝，意态萧索，乃埋头读书教子，以享天伦之乐，曾有诗曰：“却埽闭关弄孺子，敬通真欲老江湖。”
这个时期因梁启超归国，投身新中国建设而结束，直到他欧游归来，定居天津饮冰室，讲学北京清华园，才再次将自己置身于孩子们中间。这时，长女梁思顺早已成家，并随其夫、民国外交官周希哲居住于海外。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三子梁思忠先后进清华学校读书，又先后留学美国。二女儿梁思庄不久也到海外读书，常在他身边的只有民国后出生的四子梁思达（小名达达）、三女梁思懿（戏称司马懿）、四女梁思宁（小名六六）、五子梁思礼（小名老白鼻）。因为有五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和孩子们的通信也非常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