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正坐在火车上，头脑中回忆着整件事的经过。
祸端的开始是伦敦警察局把我给辞退了，他们说我的情绪不稳定，不适合当警察。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亲眼目睹了一位警官向苏豪区一家贩卖黄色书刊的老板要钱，于是写了一份正式的诉状控告，之后不久，我又给一家周刊寄了一封投诉信。
这以后，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被判刑，锒铛入狱。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我热心除恶的结果是自己从工作岗位上被踢了出来。
离开警察局后，我在美田俱乐部获得一份保安员的工作，这家赌场位于格格斯威诺广场附近。我的工作是留心看住那些老奸巨猾的发牌者。
赌场老板对我拒绝受贿的经历很满意，但是那些当庄家的发牌者可不满意。他们派打手打破我的下颚，打断我的胳膊。现在我的下颚仍是歪的。
莱丽也对我不满意，她说：“你简直愚蠢得无药可救了，专门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他们把你从警界轰出来，现在你又和那些庄家过不去，何苦呢？看看你的样子，嘴都合不上，连饭都不能吃，好几个星期只能吃流食。他们只不过是做点儿小手脚，想从赌台上弄点儿油水，赌场又不在乎那点儿钱。”
不久，她离我而去。说实话，刚离婚那段时间我很孤独。离开美田俱乐部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是靠领取政府失业救济金生活，我搞得十分落魄，只好搬到一个叫洛丁的海滨小镇去居住。
在我穷困潦倒时，联系上了一位从前在伦敦一起当过警察的老同事，他名叫巴利，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不来顿。他在城里的博物馆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当夜间看守兼打杂。现在我做的就是这份工作，我偶尔和他见面，在酒吧喝一杯。
两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我们坐在巴利家楼上的窗边，从前面的窗子望过去是一望无际的英吉利海峡。我问他：“你想不想念伦敦？”。
巴利坐在沙发上，他是个干瘦的男人，长着一头黑发。
巴利说：“只有我在想起那些女孩子的时候，我才会想念那个城市。那些东方女子太迷人了。”
他的话音刚落，巴利太太就推开门进来，好像她一直站在门外听我们说话一样。
她名叫派蒂，眼神里常透出一种冷冷的光，声音中也带着冷漠与僵硬。她嘱咐巴利，不要忘记她外出时他应该做的家务事。
他听她说话时不停地点头，称呼她“我的老爱人”。她离开后，他冲我做个鬼脸，算是取消了先前对太太的承诺。
我们俩又喝了一品脱麦酒。下午四点钟，巴利从沙发旁边的一个壁橱里拿出一个大望远镜。那是一副黑色的望远镜，像是公务用的，和在电影上看见的德国战地司令官用的一样。
“过来看，我听见女孩玩球的声音。”他说着走到旁边的一扇窗户前。
我跟他走过去，站在他身后，看着他调整望远镜的焦距。
我看见远处有个空旷的运动场，几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在活动，运动场后边是一座有着石板瓦屋顶的巨大建筑。
“调好了。”巴利说着，把望远镜递给我，“好好欣赏欣赏，让眼睛好好享受一下。”
透过望远镜，我看见一群身穿白上衣、白短裤的姑娘在玩曲棍球。
我欣赏着她们穿羊毛袜的腿，那一双双腿都十分健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们那充满青春气息的脸庞，还有随风飘扬的长发。
“她们是翔利女子学院的学生。”巴利在我身后轻声说，那粗哑的声音使我想到过去在伦敦比可利利广场值勤的场景。
我看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欣赏够了才把望远镜还给巴利。
没有了望远镜，那些人影变成一群白色的鸟儿，在绿色的球场上跳跃。
巴利拿着望远镜，仔细地欣赏着，像一位行家鉴赏艺术品一样，这时传来开门的声音，派蒂回来了，他才把望远镜放下。
她上楼来抱怨道：“我叫你做的事你一样也没有做。”然后，她好像觉得有必要对我解释一下，便说：“过去有个人来我们家帮忙，但是不行，我不能留个女人在家，和他住一起。”
那次之后，我就很少到巴利家去了。我偶尔和巴利在城里的酒吧见面。派蒂那样盛气凌人地逼迫巴利，但他总是不理不睬，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他这个人很有自尊，不惹人讨厌，如今却甘心被人这么管制，似乎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控制着他。
我常去的另一个酒吧在洛丁镇的一条街上。那个酒吧里的人都认识我，和我最熟、每天和我聊天的是一位名叫霍尔的老人。关于几位少女失踪的事，我也是从他口中得知的。记得那天，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突然问道：“对不起，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在说翔利学院失踪的那些女孩，一共三个，她们全是从斯里兰卡来的。我想除了她们的家人外，没有人会想念她们。”霍尔摇着头无奈地说。
“她们是怎么失踪的？”
“不知道。我看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三个女孩都很漂亮。人们猜测她们可能是和男人私奔了，可是过了这么多天，她们应该露面了。”
“可是，三个女孩不可能就那样凭空不见了，一个人失踪都能找到，何况三个。再说，假如她们死了的话，总该有三具尸体。”
霍尔说：“这儿是大平原，可以埋很多尸体。你知不知道，全国五千五百万人口中，每年没有侦破的命案有多少？”
又是半年过去了。我仍在博物馆做勤杂工。白天清理展览品的灰尘，给地板打蜡。夜晚回到住所，躺在床上，我会回忆和莱丽共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现在不知她人在哪里。
巴利夫妇回约克郡看亲戚去了，打算住一个月。我到不来顿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派蒂去买报纸，我和巴利在八号站台排队。他交给我一把他们家的钥匙，说：“拿着，帮我看着家。”
“好，我会过去瞧瞧的。”我说。
“你可以用望远镜，你会有种自由感，当你一个人在欣赏的时候，那些女孩子看起来更漂亮更迷人。” 他说。
我想起霍尔告诉我的事情，心中升起一种不安的痛苦感。巴利偷偷欣赏翔利学院的女学生，这事儿透着几分卑鄙，而且又有三个女学生失踪了。当派蒂带着低级趣味的报纸回来时，我把钥匙放进口袋。
她指着头版说：“瞧他们的下流文章。”
“翻到第三版，那儿有漂亮女人的照片。”巴利咧嘴笑着说。
一个星期之后，我才抽出时间到巴利家去。我在静悄悄的屋里待了几分钟，然后上楼，站到窗前。前面那所大学运动场上没有人。
但是在巴利家和运动场之间的那块绿地上，有一个人赶着一匹马在耕地。有趣的是，那耕地的人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群白色海鸟，那是海鸥，它们在新耕过的地上徘徊，啄着翻出的土里的虫子。
我关上窗户，下楼来到外面，走到那个耕地人眼前。我对他说：“你很辛苦啊。”
他点点头说：“是的。巴利先生真是个好人，花这么多钱来让太太高兴。”
“什么？”
“巴利先生说，他太太是农民出身，她在老家时有自己的菜园。他准备度假回来后，让他太太在这块地上种植。”
他干完活，走到田边一棵树下拴好马，向我挥挥手离开了。
我转身想再看看那些海鸟，正好看见它们朝着大海的方向飞走了。对它们啄食的东西，我觉得好奇，所以大步走向刚犁过的地面，但是被翻出来的虫子不是被吃掉，就是又钻回潮湿的土壤里了。
新翻的土壤踩在脚底下很松软，我在犁过的土地上走来走去，觉得很舒服。这时，我的脚大概踩到了一块石头，害我差点失去平衡。我把它挖了出来。
它不是石头，是一个人体的头骨。
我在那犁过的土地上继续搜寻，又找到了两个头骨，我的疑虑被证实了。可是当我发现第四个的时候，我的思维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显然，我应该向警方报告，可是万一巴利是凶手呢？
突然，我明白了他和他太太之间的关系，她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借保守秘密来控制住他。
我进退两难。向警方报案，提供证据，是我的责任，可是我如何和派蒂合作，把我在世界上仅有的好友送入监狱？我决定等候一阵，至少应该先和巴利谈谈，再进一步行动。
巴利夫妇回来后，我给巴利打电话，约他在不来顿我们常去的酒吧见面。
他说：“什么事，老朋友？我知道你这个老实人有话说。”他搓搓手，“而且一定是吓人的事。”
我把我的发现和疑虑告诉了他。
他很冷静地说：“那么，那块地就是她埋尸体的地方。我从不知道她把她们怎么处理了，那天我喝醉了。现在我明白了，今天她看见那块地被犁过以后，第一句话就说，她要独自耕种。”
我好不容易才相信他。“你的意思是说，是派蒂……”
“是的。当着她的面我也常拿望远镜看那些女孩，并且把我喜欢的女孩子告诉她。”他耸耸肩，接着说：“我想，从某方面来说，是我害了她们。但的确是派蒂杀的。她请她们来家里喝茶，在茶里下了毒。”
“有三个女学生失踪，可我找到了四个头骨。” 我说。
巴利眼神黯淡下来，他说：“那是从伦敦来的一个好女孩，临时住在我家，准备找工作。用我太太的话说，她和我关系太好了。”
有几分钟，我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
最后，我平静地说：“巴利，你和我一样，过去都当过警察，你为什么把有命案的证据，却不报警呢？”
他说：“很复杂。这涉及她的钱。她把钱全存在她自己的户头，如果她在狱中好好表现，十年后就能释放出狱，她的存款也就冻结到那个时候。”
我想等一段日子再去报案，先去找好久不联系的前妻莱丽，和她谈谈这件事，同时谈谈我们自己，以及我该怎么办。我相信莱丽会给我指出一条正确的路。
我来到伦敦，到处寻找那位离我而去的女人。我在南康辛顿一个女房东那儿打听到莱丽的消息。听到那消息之后，我真是宁愿不来找她。
她告诉我说：“我也不清楚她现在在哪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她离开这儿之后，去不来顿找一位退休的警察帮忙，说那个警察是她前夫的朋友，她到那儿可以得到照顾。”
现在，我正乘坐着回不来顿的火车。我感觉，必须由我亲自惩罚派蒂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不过，无论我做什么，我的余生会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四颗头骨中，究竟哪一个才是莱丽的？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会让我痛苦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