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深日久之后，我把我的孩提时期里那种混沌未凿的懵懂岁月重新忆起，只见在我面前首先清晰出现的形象，一个是我母亲，头发秀美，体态仍旧和少女一样；另一个是坡勾提，毫无体态可言，只有两只乌黑的眼睛，那种黑法，好像把眼睛的四周围也都带累黑了，还有又硬又红的两个腮帮子和两只胳膊，那种硬法，那种红法，老叫我纳闷儿，不明白为什么鸟儿不来她，而却苹果。
我相信我是记得我母亲和坡勾提的：她们两个，一东一西，因为俯着身子，再不就是因为跪在地上，在我眼里显得和矮子一样，我呢，就在她们两个中间，脚步不稳地从这个跟前又走到那个跟前。坡勾提老是把她的二拇指伸给我，叫我攥着。我只觉得，她那二拇指，叫针线活儿磨得非常粗糙，和豆蔻小擦床[1]一样。这种接触的感觉，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和回忆起来的实际光景，无法分开。这种光景，也许只是我脑子里想当然的形象；不过，我总认为，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回忆我说的那个时期而能想得起来的光景，大可以比许多人认为可能的更早、更远。我同样相信，许多许多很小的小孩，观察起事物来，在精密和正确方面，都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实在说起来，我认为，许多成年人那种观察事物特别精密正确的本领，与其说是他们长大了以后才学会了的，倒不如更确切一些，说他们原来就会而保留下来的。尤其是，我总看到，有这种本领的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新鲜劲头、温柔性格和容易取悦于人的能力；而这种种品质，也都是把童年时期的赤子之心保留到成年的结果；这更使我相信，我关于儿童记忆的说法确有道理。
我现在离开正文，说这些话，本来还惴惴不安，觉得我这是又犯了跑野马“乱”说一气的老毛病了，但又一想却并不然。因为这些话可以使我阐明，我所以得出前面那样的结论，有一部分是根据了我自己的经验而来的，同时我这本记叙里，如果有的地方好像表明，说我从小儿就有观察的能力，或者说，我长大成人之后，对于我幼年的情况，记得很清楚，那我对于这两点，都毫不犹豫地直认不讳。
我刚才说过，我把我童年时期那段混沌未凿的岁月回忆起来的时候，觉得事物纷纭，但是首先一一分明在我的脑子里出现的，是我母亲和坡勾提。不过除了她们以外，我还记得什么呢？让我来想一想看好啦。
在一片迷离模糊的岁月里，我回忆起来，还有我们家的房子，以我最初记得它的样子出现——那所房子，我现在看来，不但不生疏，而反倒很熟悉。楼底下是坡勾提做饭的地方——厨房，通到一个后院；后院的正中间有一个鸽子窝，搭在一个柱子上，但是那里面却连一只鸽子都没有。院子的一个旮旯那儿有一个狗窝，里面也是什么狗都没有。那儿还有一群鸡，在我眼里，显得高大无比，带着要人的凶恶样子，满院子游荡，其中有一只公鸡，老跑在一个架子上打鸣儿，我从厨房的窗户里往外看它的时候，它对我好像特别注意，我看见它就打哆嗦，因为它非常地凶猛。旁门外面还有一群鹅，我一到那儿去，它们就把长脖子伸出来，跩儿跩儿地跟在我后面；我晚上做梦的时候，都梦见它们，就和一个人四面叫野兽包围了，夜里会梦见狮子一样。
还有一个很长的过道，从坡勾提的厨房通到房子的前门。这个过道，在我眼里，真是一幅深远广阔的图景；过道的一面，有一个放东西的屋子，里面很暗，那是晚上得跑着过的地方；因为要是没有人在那儿影影绰绰地点着蜡，把潮湿、发霉的空气由敞着的门那儿放出来，叫所有混杂在这种空气里的那些胰子、泡菜、胡椒、蜡和咖啡的味儿噗地冒出，一下子都钻到你的鼻子里，要是不是那样的时候，那我就不敢说，会有什么东西，藏在那儿那些盆儿罐儿和旧茶叶箱子的中间。还有两个起坐间，一个是我们晚上闲坐的地方。这个“我们”，是说我母亲、我自己和坡勾提——因为坡勾提的活儿归置完了，我们没有客人的时候，老和我们在一块儿——另一个是我们家里顶好的那个起坐间，那只有星期天我们才上那儿去坐。在那儿，倒是阔气，但是却没有另一个那样舒服。那个起坐间，在我眼里，老有一种使人觉得凄惨的气氛；因为坡勾提告诉过我——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不过却使人有恍如隔世之感——说我父亲怎样出殡、送殡的人怎样穿上了黑氅[2]。星期天晚上，我母亲在那个起坐间里念书给我和坡勾提听，念的是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故事[3]。我听了以后，害怕极了，闹得她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从床上抱起来，从寝室的窗户那儿，把教堂基地指给我瞧，瞧那儿是不是非常安静，那儿的死人，是不是都在肃静的月光下，老老实实地躺在坟里。
不论在哪儿，我都没见什么东西有那个教堂基地里的草一半儿那么绿；也没见过什么东西有那儿的树一半儿那么葱郁；也没见过什么东西有那儿的墓碑一半儿那么幽静。羊都在那儿吃草。我早晨很早的时候，从我那小床上跪起来（我的小床安在我母亲屋内的套间里面）往那儿瞧的时候，正瞧见它们。我又看到日晷叫太阳照得通红。我心里想：“日晷又能表示时刻了，它是不是感到高兴呢？这真叫我纳闷儿。”
还有我们家在教堂[4]的座席，（座席的背儿多高哇！）靠着座席，有一个窗户，从窗户那儿可以瞧见我们的家。坡勾提在作早祷的时候，也确实有许多许多次，从那儿瞧着我们的家来着，因为她总得弄清楚了，我们的家并没进去人劫盗东西，也没发出腾腾的火焰来，才能放心。不过，坡勾提的眼睛，尽管可以往别的地方瞧，但是我的眼睛如果往别处一瞧，她却就要大生其气；我站在座位上的时候，就朝着我直皱眉头，叫我往牧师那儿瞧。不过我却不能老往牧师那儿瞧，因为他不穿那身白衣服[5]，我也认识他，我又害怕他看见我那样直眉瞪眼地瞧他，会觉得奇怪，也许会停止了礼拜，盘问起我来——那我可怎么办呢？张着嘴傻瞧，是很不好的，不过我一定得有点事做才成啊。我往我母亲的脸上瞧，但是她却假装着瞧不见我。我往教堂的内廊里一个孩子那儿瞧，他呢，就对我挤眉弄眼。我往从门廊射进敞着的门那儿的阳光瞧，在那儿我瞧见了一只迷了路的羊——我说的这个羊不是罪人[6]，而是宰肉吃的羊；只见它又像有心，又像无意，要往教堂里来。我只觉得，我要是再多瞧它一会儿，我也许就要忍不住，对它高声说起话来，那样一来，我岂不要糟糕！我抬头瞧墙上的纪念牌，想到区上新近死去的巴捷先生，琢磨巴捷先生缠绵床褥、受诸痛苦、众医束手无策的情况[7]，不知道那时候，巴捷太太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也纳闷儿，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请过齐利浦先生，如果请过，是不是他也束手无策。要是那样的话，那每一个星期，都把这件事对他提醒一次，他应该作什么感想呢？我往齐利浦先生那儿瞧，只见他戴着礼拜天戴的领巾。又从他那儿把眼光转到讲坛上。我想，那个讲坛，真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要是用它作城堡，叫别的孩子从梯子那儿往上进攻，我就用带穗子的天鹅绒垫子[8]往他的脑袋上砍，那可就太好了。我这样想了一会儿，我的眼睛就慢慢地闭上了，起初还好像听见牧师在烘烘的热气里唱使人昏沉欲睡的圣诗，以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以后就从座儿上砰的一声掉在地上，跟着坡勾提把我抱到外面，已经半死不活的了。
现在我又看到我们家那所房子的外面儿了。只见寝室带着方格子的窗户都开着，好让清新的空气透进屋里。残破的乌鸦巢，也在前园远处那一头高高悬在榆树上来回摇摆。现在我又来到后园了，这个后园坐落在有空着的鸽子窝和狗窝那个小院后面——我现在还记得，那儿真是一个保养蝴蝶的好地方；有一道高高的围篱，篱中有一个栅栏门，门上用挂锁锁着。——那儿有果树，树上的果子一嘟噜一嘟噜的，比从来任何园子里的果子都更大，更熟，更好吃；我母亲在那儿摘果子，摘下来都放在篮子里；我呢，就在一旁看着，有时偷偷地把醋栗往嘴里一噙，一口整个咽下，跟着又装作没事人一样。现在刮起大风来了，夏天一下就过去了。我们又在冬天的暮色中玩起来了，在起坐间里满屋子跳舞。跳到后来，我母亲都跳得喘不上气儿来了，坐在带扶手的椅子上休息；那时候，我就看着她把她那光泽的发卷儿往手指头上绕，把她那衣服的上部整理好。因为她就是爱美，就是因为自己美觉得得意。这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都是我最小的时候留下来的印象。除了这个以外，我还觉得，我和我母亲两个，都可以说有点怕坡勾提，对于大小事，大部分都听她的调度。这是我最早的时候，根据我们家里的情况而得出来的看法——如果那可以说是看法的话。
有一天晚上，我母亲到一个街坊家里去消长夜去了，就剩了我和坡勾提两个人坐在起坐间的壁炉前面。我刚刚给她念了一段讲鳄鱼的故事。我一定是念得过于清楚了，再不就一定是那个可怜的好人听得过于用心了，因为，我记得，我念完了以后，她只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印象，认为鳄鱼好像是一种菜蔬。我那时早已念累了，并且困得要死，但是我母亲却答应过我，说我可以睡得晚一些，等她回来；我有这种美事儿，那我宁愿困死（这也是很自然的）也不肯上床去睡。当时把我困得只看见坡勾提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大，后来都大得简直没法比了。我用我那两个二拇指，把眼皮使劲掰着，死气白赖看着坡勾提坐在那儿做针线活，看着她那一小块往线上打的蜡头儿——这块蜡头儿可真有了年纪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皱纹——看着她那皮尺“住”的那个草顶“小房儿”，看着她那有推拉盖儿、盖儿上画着圣保罗大教堂全景的（圆屋顶是红色的）[9]针线匣子；看着她手上戴的铜顶针儿；看着她本人，因为我觉得她长得非常地可爱。我当时觉得困倦之极，所以我知道，要是我有一眨眼的工夫，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我就玩儿完了。
“坡勾提，”我突然说，“你结过婚没有？”
“哟，卫少爷，”坡勾提说。“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个话来啦？”
她回答我的时候，那样一愣，把我的困劲一下都给吓跑了。她回答完了，手里的针线活儿也忘了做了，只直眉瞪眼地瞧着我，把针都拉到线头儿那儿去了。
“你倒是告诉我，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哇，坡勾提？”我说。“你这个人长得很不寒碜，是不是？”
我当然认为，她和我母亲是两种模样；但是在另一派的美里，我觉得她是一个最完全的模范。在我们那个顶好的起坐间里，有一个绷着红天鹅绒面儿的脚踏子，我母亲在那上面画了一束花儿。那个脚踏子的面儿和坡勾提的颜色，据我看来，是一模一样的。不错，脚踏子的面儿光滑，坡勾提的面孔粗糙；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
“我长得不寒碜，卫！”坡勾提说。“哟，没有的话，我的乖乖！可是你怎么会想起问结婚的话来啦哪？”
“我也不知道！——一个女人，不能同时嫁两个男人，是不是吧，坡勾提？”
“当然不能，”坡勾提说，说得斩钉截铁地快极了。
“不过一个女人嫁了人以后，那个人死了，她就可以再嫁另一个人了，可以不可以哪，坡勾提？”
“那倒可以，我的乖乖，”坡勾提说。“要是她想再嫁，当然可以；那得看她对这件事是怎么个看法。”
“那么你是怎么个看法哪，坡勾提？”我说。
我不但问她，同时还带着好奇的样子瞧她，因为她也带着非常好奇的样子瞧我。
“我也没有什么看法，”坡勾提先犹疑了一下，把眼光从我身上挪开，又做起活儿来，然后才接着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从来没结过婚，卫少爷，我也不想结婚。关于这件事，我就是这样，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别是你生了气啦吧，坡勾提？你没生气吗？”我坐在那儿，安静了一分钟的工夫，又问她。
我本来当真只当她生了气了，因为她回答我的时候，老那样不爱多说。谁知道我却是大错而特错了呢。因为她把针线活儿（她自己的一只长统袜子），放在一边，把两只胳膊使劲张着，把我满是鬈发的脑袋一抱，使劲把我挤了一下。我知道她很使劲挤了一下，因为她这个人，胖得全身都肉乎乎的，所以，她穿好了衣服以后，不论多会儿，只要稍微一使劲，她背上的纽子就得迸几个。我记得，那天她抱我的时候，她背上的纽子，就有两个都迸到起坐间的那一头儿去了。
“这阵儿你再给我讲一讲鳌鱼吧，”坡勾提说。她那时候，连鳄鱼的名字还都没弄对呢，“因为我还一点都没听够哪。”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坡勾提那时候的神情那样奇怪；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急于要听鳄鱼的故事。不过我还是把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把我们的话头儿又转到那种怪物身上，讲鳄鱼怎样下了蛋，把蛋埋在沙子里，等太阳给它抱小鳄鱼；讲我们怎样躲开了鳄鱼，和它转磨玩儿，叫它老够不着我们，因为它的身子笨，转弯儿不灵活；讲我们怎样像当地的土人那样，跑到水里追它，用削尖了的大棍，捅到它的嗓子眼儿里，简单地说来，我们把鳄鱼的整套把戏，都演了一遍。至少我是那样。不过我对坡勾提却有些疑心，不知道她是不是也那样；因为她自始至终，老带着满腹心事的样子，用针往她自己的脸上和胳膊上四处地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