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恶魔》——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最具有倾向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艺术家显得最不自由，同时跟反动倾向结合得也最密切。”“《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统治集团的直接命令写成的。”[1]
上述毫不含糊的毁灭性评语，见诸苏联文学界一位理论权威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专著。需要指出的是，当年苏联一贯大量出版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大师的作品，尊之为国宝，而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巨匠总是怕扎手、烫手。苏共二十大以后，在特定的政治气候条件下，苏联文坛出现了像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等一批爆炸性文学现象，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在中断数十年之后开始出版十卷本的陀氏文集（1958年出齐）。似乎是生怕读者进入“误区”，理论家出来重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书（尤其是几部“卡脖子”之作）形成已久的定评。那时离陀思妥耶夫斯基撒手人寰已整整七十五年。
在陀氏出生之前九年，拿破仑率他的“王者之师”入侵俄国遭到致命的重创，铩羽而归。在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与法国议和的条件，基本上是由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的。当时的俄国自以为凌驾于整个欧洲之上。然而，农奴制在俄国一直延续到一八六一年，冥顽残忍的贵族阶层统治着国家，权力很大的教会死抱住黑暗的过去不放，人民无法挣脱愚昧、贫困的状态。在西欧早已确立的人身自由观念刚刚开始东渐。
那是一个酝酿社会政治变革的大动荡时代。在最终引发与过去彻底决裂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还得在躁动与困惑中度过一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生活在变革中的俄国，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对他的影响至深至巨。他提炼了此阶段形形色色的思想，没有哪位作家曾像他那样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本国人民从里到外展现得如此全面充分，淋漓尽致。尽管从陀氏初登文坛算起，历史已翻过了一百五十多年，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俄罗斯人的灵魂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改观呢？要了解俄国和俄国人民，陀氏的书被认为是这方面最好的材料。极而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俄罗斯。
费尧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于莫斯科马利亚医院。父亲是这所贫民医院的医生。费尧多尔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是次子，全家人挤在仅有两居室的医院左耳房内（后改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一八三七年，商人家庭出身的陀氏之母去世。次年，费尧多尔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他的父亲于丧妻后不久便从医院退职，接着迁往图拉省置有一份薄产（两个小村落）的乡下居住，恣意纵情酒色，残暴虐待农奴，以致一八三九年六月被十余名忍无可忍的农奴群起而杀之。在酗酒、淫乱、集人类恶劣品质之大成的老卡拉马佐夫身上，就有陀氏父亲的影子。一八四一年，费尧多尔成为工程兵准尉。他在部队里待了四年，染上了轻狂、挥霍的习气，老是盼着家乡把十分有限的田产收入寄来帮他缓解债务麻烦。我们从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所作所为中不难发现作者还是一名青年军官时的性格痕迹。他以中尉军衔从部队退役后，于一八四五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立刻赢得以别林斯基为首的评论界一片赞扬声。此后他又发表了几部颇有争议的心理小说。一八四八年末，《祖国纪事》杂志刊出了诗意盎然的《白夜》。这个抒情小中篇在充塞陀氏几乎全部创作的阴暗氛围中构成了一抹罕见的亮色。
一八四九年发生了一连串影响陀氏一生命运的事件。此前他已开始结识以彼得拉舍夫斯基为首的激进革命青年小组某些成员。四月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该小组一次集会上朗读了著名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一八四七年七月），一周后即遭逮捕并被解往第三局（即暗探局）。十一月，军事法庭宣布判处陀氏死刑。旧历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陀氏与其他被判死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起，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第一批三名囚犯已被蒙目绑在柱子上（陀是第二批），这时当局宣读了沙皇的圣旨（其实尼古拉一世早就在军事法庭大法官报批的判决书上作了批改），陀的死刑判决改为四年苦役并在四年后贬为士兵。事态的这一剧变造成两名囚犯从此精神错乱。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名囚犯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要塞服四年苦役，经常与杀人越货的囚徒及其他罪犯为伍，但他从这种频繁接触中也获益匪浅。西伯利亚对于一位小说家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学校。服刑期满后仍得留在西伯利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转解到塞米帕拉金斯克编入第七营当兵。在那里他结识了十二等文官伊萨耶夫夫妇，为他们十来岁的独子授课。伊萨耶夫是个肺痨病人，又嗜酒如命。伊奉调迁往库兹涅茨克后不久便去世。一八五七年，准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萨耶夫的遗孀玛丽亚结婚，还恢复了被剥夺的贵族身份。一八五九年，陀氏以少尉衔获准退役后，携妻子玛丽亚、继子巴沙离开西伯利亚西返，在距莫斯科不太远的特维尔住了四个月，经沙皇“恩准”，于年底迁往彼得堡。次年初，陀氏的两卷本作品集在莫斯科出版。
但是，伴随着失而复得的自由（尽管内务部仍对他实行秘密监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被套上了癫痫、赌瘾和债务的新枷锁，直至生命的终结。自幼潜伏在他身上的癫痫症如今频频发作，而且来势趋凶。赌博成了他无法戒绝的恶癖。由于债台高筑，他老是处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拼命写作，把手稿交给期刊连载。一部小说往往已发表三章，第四章才发排，第五章正在邮寄途中，而第六章以后压根儿还没写好，顶多只有一个梗概在作者的头脑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于短短数年内写出了《死屋手记》、《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以及好些中短篇。
陀氏第一个妻子玛丽亚患肺结核久病不愈，于一八六四年去世，这也标志着陀氏一生第二个阶段的结束。他已人到中年，处境窘迫，前景暗淡。除了自己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和命运多蹇外，他还面临第二次当囚犯的危险——这一回是债务官司。一八六五年夏，黑心的出版商斯捷尔洛夫斯基乘人之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订了一份条件十分苛刻的合同，仅以三千卢布购得陀氏三卷本全集的版权，还规定走投无路的作家必须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一日前交出一部长篇新作，否则将被追缴高额违约金；如到十二月一日仍不能交稿，则陀氏的全部著作将永久转归出版商所有。可是，一八六六年拖着有病之身埋头于写作《罪与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哪有时间另写一部规定必须达到若干印张的新作。在只剩下个把月的危急关头，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姑娘安娜·斯尼特金娜出现了。她经人推荐于十月四日开始为陀氏当速记员。十月二十九日，陀氏以口述方式完成了小说《赌徒》。十一月一日，他把书稿送至出版商家中，因未遇斯捷尔洛夫斯基，便交给当地警察署长签收。十一月三日，陀氏第一次登门造访安娜和她的母亲。十一月八日，他向安娜求婚。婚礼于次年二月举行。
在续弦后即陀氏生命的最后十四年间，他创作了自己最重要的四部长篇：《罪与罚》、《白痴》、《鬼》（即《恶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安娜貌不出众，没有超群的才华或可观的财富，但对丈夫无限忠诚，虔信他的天才，理解他的创作热忱，以深情和关怀帮他克服种种困难——经济拮据、癫痫的经常性发作、内心的痛苦以及沉重的负罪感和自卑感。安娜为他生儿育女，给了他一个真正的家。可以说，没有安娜，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并不是一个好丈夫。他嗜赌如命，对妻子一贯不忠诚，很难与人相处。屠格涅夫说他是“我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陀氏逝世后，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朋友曾写道：“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既不善良，也不快乐。他心术不正，善妒而又堕落，一辈子都在使性子，发脾气……在瑞士，我曾目睹他对仆人的态度可恶至极，以致受辱的仆人愤而发出‘我也是个人’的怒吼。”然而安娜对这一切断然加以否认。她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共同生活的十四年使她深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上最纯粹的人。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旷世奇才和他留给全人类的丰富遗产，别的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