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根据专家权威的见解，长老的出现和长老制的设立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仅仅是不久以前的事，甚至还不到一百年，而在整个信奉正教的东方，尤其是西奈[11]和阿索斯山[12]，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有人认为，在遥远的古代，我们俄国也曾存在或者势必存在过长老制，但由于俄国迭遭灾难，鞑靼入主，内乱频仍，君士坦丁堡陷落[13]后与东方的传统往来中断，这一制度在我国被遗忘了，长老就断了代。自十八世纪末叶起，长老制由帕伊西·维利契科夫斯基（人称“伟大的苦行者”）及其门徒在我国重新建立，但是，差不多一百年过去了，至今设置长老的修道院仍然不多，有时这做法甚至还被当做在俄国闻所未闻的怪事而遭到排斥。在我们俄国，长老制在一座著名的荒野隐修院——科泽尔斯克的奥普塔修道院——特别取得成功。我们城郊那座修道院的长老制是在什么时候、由何人引进，我说不上，只知道那里已先后有过三任长老，佐西马长老是最近的一任，他因体弱多病也快要死了，可是由谁来接替他还不知道。这问题对我们的修道院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该修道院迄今为止并无其他出名的理由：那里既没有圣徒的骸骨，也没有会显灵的神像；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传说把它和我国历史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历史功绩和对祖国的贡献可以记在它的账上。该修道院香火鼎盛、名扬全俄，正是由于它的历任长老的缘故，朝圣者成群结队、不远千里从俄国各地纷纷前来，就是为了一睹长老的仙颜，聆听长老的教诲。
那么，究竟什么是长老呢？长老就是能把你的灵魂、你的意志纳入他的灵魂和意志的人。一旦选定了长老，你就不再有自己的意志，自愿舍弃一切，完全交与长老，由他做主。受戒者自愿接受这种考验，接受这种可怕的试炼，希望在长期的考验之后战胜自我、控制自我，直至通过终生修炼最后能达到完全自由即不受自身制约的境界，免蹈一辈子始终未能找到自我的那些人的覆辙。
这一制度，即设置长老的办法，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而是在东方从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对长老的义务并不是一般的“修炼”，这在我们俄国的修道院里是向来就有的。凡立志受戒者必须永远向长老忏悔，施戒者与受戒者之间有不容破坏的师徒关系。
例如，在基督教兴起之初的古代，据说有这样的一名见习修士，有一次他没有完成长老给他布置的某项修炼课业，便离开长老和修道院远走他乡，由叙利亚前往埃及。他在异国经过长期的苦行，由于功业卓著，最后称得上历尽磨难，殉道以终。当教会追认他为圣者、为他举行葬礼时，随着执事发出“非我教徒，一律退出”的一声喊，突然，——棺材连同里边殉道者的尸体拔地而起被扔出教堂，如是者竟达三次之多。后来才知道这位受难的圣者曾经违背绝对服从的誓约，离开了自己的长老，而未经长老许可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即使功业卓著亦不例外。直到那位长老被请来解除了他的誓约，他的安葬仪式才得以圆满结束。
当然，这一切只是古老的传奇，然而也有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一个事例。
我国当代有一位教士在阿索斯山隐修，他从自己心灵深处喜爱这个神圣、宁谧的安身之处；忽然，他的长老吩咐他离开阿索斯山，先上耶路撒冷朝拜圣地，而后返回俄国，到北方的西伯利亚去。“你应该到那里去，而不是待在此地。”教士震惊和伤心之余，前往君士坦丁堡谒见普世牧首，恳求解除他的誓约。可是，正教世界的这位最高主宰回答他说，一旦长老规定了他必须服从的义务，不但作为总主教的普世牧首无法解除他的誓约，而且全世界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种权力能解除这种誓约，只有那位长老本人才有此权力。
由此可见，长老拥有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受限制和不可思议的。正因为如此，长老制在我国许多修道院起初遭到排斥，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然而，长老们旋即开始受到民众的高度敬仰。比如，到我们城郊的修道院来觐见长老的既有普通老百姓，也有显赫的贵人，为的是匍匐在长老脚下，向他倾诉自己的疑虑和痛苦，忏悔自己的罪过，恳求长老指点迷津。见此情景，长老的反对者们在提出其他种种责难的同时还叫嚷道，忏悔的圣礼被轻率地恣意庸俗化了；其实，见习修士或在家人不间断地向长老倾诉自己的心事，根本不是作为圣礼仪式进行的。然而，结果却是长老制站稳了脚跟，并且渐渐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得到确立。这种经过千年考验的工具使人获得新生，由精神奴役向自由和道德完善升华；诚然，它也可能变成一件双刃利器，把某些人不是引向温顺和完全的自制，相反，会引向十足魔鬼式的傲慢，换言之，不是导向自由，而是导向锁链。
佐西马长老时年六十五岁上下，地主出身，少壮时当过军人，曾作为尉官在高加索服役。毋庸置疑，他以自己心灵的某种特殊素质征服了阿辽沙。阿辽沙就住在长老的修室内，因为长老十分喜欢他，所以收他为入室弟子。必须指出，阿辽沙那时虽住在修道院内，却还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他可以走出修道院去任何地方，哪怕整天不回去也行；如果说他身穿修士的长袍，那也是自愿的，为的是在修道院里不显得与众不同。当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从他的长老身上不断放射出来的力量和荣耀之光，对阿辽沙年轻的想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关于佐西马长老，许多人说，这么多年凡是来向他忏悔、渴望他提出忠告、企盼他用良言治心病的人，他从不拒之门外；他纳入自己心中的衷曲、隐痛、自白如此之多，到后来已练就一种明察秋毫的本能，他只要对来求见的陌生人脸上看一眼，就能猜到那人抱着什么目的而来，需要什么，甚至能猜到是什么样的痛苦折磨着他的良心。有时不等来者开口，长老对他心中的秘密已了如指掌，使来者感到诧异、困惑乃至惊慌。
阿辽沙注意到，许多第一次来求长老单独谈话的人，进去时惶恐不安，而出来时的神情几乎总是豁然开朗，即使满面愁容，也会变得喜气洋洋。还有一点也使阿辽沙异常心折，那就是：长老绝不严厉，相反，他对人的态度向来近乎欣悦。修士们谈到长老时常说，他最牵挂的恰恰是罪过较重的人；谁的罪孽最深最重，他对谁倾注的爱也最多。即使到了长老行将下世的残年，修士中也还有一些憎恨他、忌妒他的人，但为数已经很少，而且他们保持沉默，尽管其中有几位在修道院里地位十分显要，如年事最高的修士之一便是，此人以缄口默修和斋戒谨严著称。但毕竟绝大多数人无疑是拥护佐西马长老的，其中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全心全意、热烈而真诚地爱他，某些人对他的好感几乎带有迷信色彩。后面那些人干脆说（不过并非大声宣布）他是圣者，认为这一点已毫无疑义，他们眼看长老即将谢世，甚至预料立即会有奇迹显现，修道院亦将由于藏有圣者的遗骸而在不久的未来享有非同小可的光荣。
对于这位长老神奇的力量，阿辽沙也绝对相信，正如他绝对相信棺材飞出教堂的故事一样。他见过许多人带着病孩或有病的成年亲属前来，求长老把手按在他们头上，为他们做祈祷，而这些人不久便又再来，有些甚至第二天便来跪在长老面前，热泪滚滚地感谢长老治好了他们亲人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