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来到我们城里有何目的？——我记得，那时候就曾带着近乎不安的心情向自己提过这个问题。那次鬼使神差的家乡之行，成了一连串严重后果的发端，在这以后很长时间我未能摸清它的来龙去脉，它在我眼里几乎始终是扑朔迷离的。按常理推断也有些奇怪：一个如此有学问、自尊心那么强而且看样子处事谨慎的年轻人，突然到这样不成体统的家里去见这样的老子——做老子的一辈子没把他当过一回事，根本不了解他，也不记得他；尽管儿子若是向他要钱，不用说他是断乎、绝对不会给的，但他仍然一辈子担心他的儿子——伊万和阿列克塞——有朝一日会来要钱。可是，这位年轻人竟在这样的老子家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个月、两个月，而且爷儿俩相处得甭说有多好。尤其是上述最后一点，不但使我，也使其他许多人大为惊讶。前文我提到过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就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前妻分上的远亲，那会儿恰好从他已经定居下来的巴黎又一次光临本地，来到他那近郊的田庄。我记得，正是他在认识伊万之后比任何人更感到诧异，他对那个年轻人非常感兴趣，他们的交谈有时实际上是双方学识的较量，结果不免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内心隐隐作痛。
“他自尊心很强，”那时他曾向我们这样谈起伊万，“任何时候都有办法自己挣到钱，他现在就有一笔够他出国的钱——那他到这儿来究竟为了什么？人人都清楚，他来找父亲，不是为了钱，因为他父亲无论如何不会给钱。喝酒、玩女人他都不喜欢，可如今老头儿竟离不开他了，他俩居然相处得这么融洽！”
这是事实；那年轻人对老头儿简直有一种谁都看得出来的影响；有时候老头儿还真听他的，尽管此人性情极其乖戾，间或甚至蛮不讲理；现在他的行为居然也多少讲点儿体面了……
以后才弄明白，伊万·费尧多罗维奇部分是应他的兄长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请求为后者的事而来。伊万生平头一回知道他还有个哥哥，也几乎在这同时即此次家乡之行中才头一回见到兄长，不过，在此行之前，伊万从莫斯科已就一件主要是对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关系重大的事开始与他通信。至于那是怎么回事儿，读者到时候自会详细了解。然而，即便在我已经知道这一特殊情况之后，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我眼里仍然是个神秘人物，他的家乡之行也仍然是我猜不透的一个谜。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似乎在父兄之间扮演调停人兼和事佬的角色，因为那会儿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正打算跟老子大吵一场，甚至准备正式告他。
我再说一遍，这一家子那时破题儿头一遭聚在一块儿，它的某些成员还是生平第一回互相见面。三个儿子中只有最小的一个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在这以前已在我们城里住了一年光景，所以说他比两个哥哥更早来到此地。我想趁这个阿列克塞在小说中正式出场之前，先在这番楔子式的交代中把他介绍一下，这恰恰是我最感到为难的。但是，关于他也得写一段楔子，至少是为了预先说明一个十分奇怪的情况，那就是：我在向读者介绍本书未来的主人公时，不得不让他从第一次登场开始就穿上见习修士的黑色长袍。是的，当时他在我们那儿的修道院里住了已有一年光景，看样子是准备在那里终生隐修了。
四 老三阿辽沙
那年他才二十岁（他的胞兄伊万当时二十四岁，比他俩都大的德米特里则是二十八岁）。首先我得声明，阿辽沙这位青年决不是一个宗教狂，甚至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至少我认为不是。我不妨先说说我的全部看法：他只不过早早地有了一颗仁爱之心，他之所以会闯到修道院这条路上来，仅仅由于当时唯有这条路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那可以说是一条理想的出路，因为他的心灵急于挣脱世俗仇恨的黑暗，向往爱的光明。这条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因为当时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他认为不寻常的人物——我们的修道院长老、大名鼎鼎的佐西马，阿辽沙凭着一颗如饥似渴的心，以初恋般的热情对他爱慕备至。我不想争辩，他这人当时就已经怪异得很，这甚至从襁褓中便开始有所表现了。顺便说一下，我已经提到过他在母亲去世时还不满四岁，可他以后一辈子都记得母亲的面容和慈爱，“仿佛她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这样的印象即使在年龄更小、例如两岁的孩子记忆中也能保存下来（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在他一生中只是像点点光斑从黑暗中显现，犹如从一幅巨大的画上撕下的一小角，画本身已经隐没、消失，只有这小小的一角除外。阿辽沙的情况恰恰就是那样：他记住了夏季里一个寂静的傍晚、洞开的窗户、夕阳的斜晖（斜晖是记得最牢的）；屋角供着神像，神像前一灯如豆，母亲就跪在它前面歇斯底里地号啕痛哭，不时发出狂呼和尖叫；她双手把他抓住，紧紧地搂着，搂得他都生疼了；她为他祈求圣母，用双手把他从怀中捧向圣母，好像要把他置于圣母的庇护之下……突然，保姆跑进来，惊恐地把他从母亲手中夺走。就这么一幅画！阿辽沙就是在那一瞬间记住了母亲的面容。他说，那张脸神情狂乱，但据他所能记起的印象判断，那是很美的。不过，他不太喜欢向人谈这段回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不够开放，连话也不多，但是并非不信任、怯懦或孤僻所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出于别的原因，出于某种好像是内心的专注，它纯属个人问题，与别人不相干，但对他来说又是如此重要，以致他因此仿佛把别人给忘记了。但他对人怀有一颗爱心：他似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对人的完全信任之中，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把他当做头脑简单或幼稚天真的人看待。他身上有一种气质使人觉得（以后毕生都是这样），他并不想当人们的裁判，他不愿承担批判的责任，也决计不会谴责任何人。他好像什么都能宽容，没有一点点责备的意思，虽然时常感到痛苦和悲哀。更有甚者，在这方面他竟发展到了谁也不能使他惊讶或害怕，而那时他还刚刚步入青年时代。他未满二十岁来到父亲家，踏进了这个不折不扣的淫秽垃圾坑，每当景象不堪入目时，这个纯洁的童男只是默默地走开，却绝无半点鄙夷的表情，也决不指责任何人。做父亲的曾是惯于看别人脸色的食客，因而颇为敏感，动辄以为受辱，起初对阿辽沙抱着不相信和不欢迎的态度（按他的说法，阿辽沙是“话少心眼多”），然而结果却很快表现出来：才过了大约两个星期，老子就频频拥抱和亲吻这个儿子，而且次数多得可怕，虽然是一双醉眼闪着泪花，情感冲动带着酒意，但显然他打心眼里深深地爱上了阿辽沙，当然，像他这号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
其实，凡是阿辽沙所到之处，人人都喜欢他，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一直是这样。当初他来到自己的恩人、给他受教育的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家里，曾使这个家中人人都疼他，完全把他当亲骨肉看待。要知道，他进入这户人家时还是个幼儿，决不可能设想这样年龄的娃娃会工于心计、耍滑头、搞钻营，或有一套奉承、邀宠、设法招人喜欢的本领。所以，这种特别引人喜爱的禀赋是他自身具备的，可以说是天性使然，绝非矫揉造作。他在学校里的情形也是这样，虽然看起来他好像属于那一类会招来同学不信任、嘲笑乃至憎恨的孩子。比如他好沉思，似乎不大合群。他自幼就爱独处一隅看书，然而同学们是那么喜欢他，可以说他在学校里始终都是大家的宠儿。他并不贪玩，甚至难得现出欢快活泼的样子，但只要看他一眼，人人都会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他的阴郁性格造成的，相反，他举止沉稳、情绪开朗。在同年伙伴中间，他从不愿意表现突出。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从来不惧怕任何人，而别的男孩马上就明白，他决不把自己的无畏引以为荣，他似乎并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勇敢。他从不记恨别人。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使受了欺负才一个小时，他也不会不答理欺负他的人，甚或能主动与之说话，而且态度大方，诚意可掬，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般。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并不会现出偶然忘了那回事或故意原谅对方的样子，而是坦荡荡不以为忤，这一点确实令别的孩子心悦诚服。他身上只有一个特点，在中学里从最低到最高的各个年级，经常激起同学们逗他玩儿的愿望，倒不是恶意嘲笑，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乐。他这个特点便是脸皮嫩得要命，纯洁无以复加。他听不得涉及女人的某些用词和某些话语。不幸的是，这“某些”用词和话语在学校里难以根除。心灵纯洁的男学生，几乎还是一些孩子，却经常喜欢在教室里彼此之间，甚至堂而皇之谈论一些连当兵的也未必说得出口的物事、情景和形象。更有甚者，许多东西当兵的尚且不知道、不懂得，可是对于我国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一些还如此年轻的孩子来说，却已经并不新鲜。道德败坏或许还不至于，真正腐化到骨子里的那种玩世不恭也谈不上，但有这样的苗头，而这样的苗头在他们中间往往被看做某种微妙的、够味儿、带劲儿和值得模仿的事情。他们一谈起“这档子事儿”，阿辽沙（同学们都管他叫“阿辽什卡”）·卡拉马佐夫赶紧用手指塞住耳朵。看到这情形，他们有时故意在他身旁围拢来，硬把他的手从耳朵上扳开，冲他的左右两耳大喊脏话，阿辽什卡则使劲挣扎，在地上坐下、躺倒，极力想躲起来，而在这同时却不对他们说一句话，也不骂人，只是默默地忍受欺负。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饶了他，不再用“小姑娘”的绰号逗他，甚至瞧着他觉得怪可怜的。附带说一下：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但从没有得过第一。
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去世之后，阿辽沙在省立中学又读了两年书。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太太悲痛之余，在他死后不久即携全家（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前往意大利居住很长一个时期，阿辽沙则到了以前他从未见过的两位女士家里，她们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远亲，至于费用由谁负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从不关心自己的衣食靠何人供给，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甚至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特点。在这方面他跟自己的胞兄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恰恰相反，后者在上大学的最初两年受过穷，不得不自食其力，而且从小就痛感自己是吃恩人家的面包过活的。但是，对于阿列克塞性格上的这一奇怪的特点，似乎也不能十分苛责，因为任何人只要对他稍有了解，碰上这个问题时马上可以肯定，阿列克塞无疑属于那种傻里吧唧的青年，要是他蓦地发了一笔大财，他会毫不犹豫地响应第一个请求，或者用于办好事，或者没准儿就这样给狡猾的坏蛋骗了去，如果坏蛋向他要的话。总而言之，他好像全然不知钱的价值，当然，此话并非就其字面意义而言。他自己从来不向谁要钱，每当别人给他零花钱的时候，他要么几个星期留着不知怎么花，要么稀里哗啦一下子便花得一文不剩。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在涉及钱和资产阶级的信誉问题上是个相当敏感的人。若干年后，经过对阿列克塞的冷眼观察，有一次他谈到这个青年时用了如下的比喻：
“这可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人，倘若您突然让他身无分文、孤零零一个人待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异乡城市的广场上，他决不会活不下去，不会饿死、冻死，因为马上会有人给他东西吃，安顿他住下；万一别人不给安置，他自己也能立刻找到栖身之所，这对他来说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无须忍受任何屈辱，而让他安身的人也不会感到任何负担，反而认为这是件愉快的事情。”
他没有念完中学；在还剩下整整一年的学业时，他突然向那两位女士宣布，他想到了一件事，要上他父亲那儿去。两位女士心中老大不忍放他走。由于路费有限得很，她们没让他典押恩人一家去国外前送给他的一块表，并且给了他绰绰有余的盘缠，还有里里外外的新衣服。可是他还了一半钱给她们，说是一定只要三等座位。他到了我们的小城，老子一再诘问：“你还没毕业就上这儿来干吗？”——起初他什么也不回答，据说那种若有所思的神情显得很不寻常。不久事情便明白了：他在寻访母亲的坟地。当时他自己也承认，就为这件事而来。但这未必是促成他此行的全部原因。八成那个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也决计不可能解释：究竟是什么一下子从他心中升起，并且不可抗拒地把他引向一条陌生的、吉凶未卜、但已经无法避免的道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没法向他指点埋葬第二个妻子的地方，因为棺材入土以后他从来没有到她坟上去过，事隔这么多年已经完全忘了当时埋葬她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