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名人并不多，那些相识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泛泛之交，我从来不曾访问过他们，他们对我的影响也不大。在我青年时期，总是满怀着希望想晋见和接近可敬的名人，然而却一直无缘如愿以偿。因而当我在某次音乐会上，在大厅里看见我所崇拜的音乐家登台，听到像沙拉萨地和约阿西姆这样的提琴家演奏时，我就感到幸福，感到自己也有点儿高雅和神圣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结交名人的机会，但是我仍羞于此道达数年之久。在一个著名作家面前，我不敢以同行自居，也怯于进行业务上的交谈。后来，当这种畏惧消失时，或者已经很微弱时，我也像其他青年人一样，早已对这类会见丧失了兴趣。那些声名远扬的男女名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是我渴望结交的。事实上我也总算交了几个，例如我在慕尼黑逗留的那几年，为了《辛木普里切西莫斯》杂志以及出版社的工作而和阿尔培特·郎根成了朋友和合作者，我还曾多次暗暗希望克努特·汉姆生在出版社出现，以便相识。但是这种愿望不多，实现的就更少了。我不喜欢抛头露面，而且也从来不乐意成为名人和商标，使自己为生活所束缚，但我又无法使自己的生活完全单一化，于是只好不去参加任何“名人”集会，无论是社交集会、俱乐部、舞会或者宴会，可这种事情太多，因而我总是住在远离城市的乡村。
有些事情看来和我的性情不合，举例说，在我比较早年的时候，尤其是在世界大战以前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接到一两次，甚至三次邀请，要我去作报告。我接受这些邀请的一部分原因是爱好旅行，此外就是换换环境。常常去寻访一些美丽的城市，例如科隆、维也纳、斯特拉斯堡或者布拉格，旅费只要稍稍费力作一次演讲就可以挣到，而且只需作一个晚上的客人，和那些知名人士随意碰碰杯，啜饮几口便可。这看来是非常惬意的事情。事实上也常常是很舒服的，同时我借此机会观光了许多美丽的城市，不过不能说总是好的，内疚和后悔之情往往接踵而来。我确实没有做任何自己禁止做的事，但是有些事却是违反我的本性的，我试图加以适应，却从未获得成功。不过这件或那件合我心意的好事，总保留在我心中。
1909年的一次旅行就是这样一件好事，我终于拜访了一个自己多年来非常尊敬和爱戴的人。当时我应邀去不伦瑞克作旅行演讲，一接到请帖我就想到威廉·拉贝老人就住在不伦瑞克，心想到了那里也许能够见到他。我后来在不伦瑞克受到了友好的人们的热情款待，还没等我提出可否见见拉贝这个问题，那边的人就主动提出让我去拜访他。只存在一个困难：因为拉贝通常在小酒店会见客人，但现在他恰巧感冒，不能出门。不过，我想见他的愿望还是由人们告诉了他，于是他便邀请我第二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到他的寓所去。
这期间我浏览了这座美丽的古城，在自己客房里休息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自己即将会见这位已逾七十高龄的诗人的事，心里真是又高兴又不安。我已经考虑过，他对我究竟会有什么影响，也想了一下我应该如何对待他。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就读过他的一本书；这本书我既喜欢又不喜欢，书写得有点儿紊乱，几乎近似荒诞，令我有时兴奋，有时惊愕，里面有一些德国北部的东西，使我感到陌生，书里还带着点市民的爱国气息，总之这本书当时确实有一股使我无法抗拒的魅力，令我回想起我们老师的种种见解。后来我把他忘了，我发现了凯勒，紧接着是施笃姆和康拉德·费迪南·梅耶尔，他们都早已过世，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拉贝更合时代的气息，更为重要。再后来我在一个朋友的指点下又重读了拉贝的作品，其间我还读过让·保尔的许多作品。我在这几年中阅读拉贝的作品超过了一打，对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尊敬之情。拉贝是1850年至1880年时期德意志唯一的真正诗人，耽于幻想的寓言家，坚强的批评家，是一个对他的人民既严格又富于爱心的人。除了这些可敬的品质，给我更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种潜藏的幽默。拉贝有他固执的业余爱好和游戏，他嗜好走弯路和长距离散步，他偏爱奇特，性格难处，他有识人的慧眼，在他那尖刻的、有时是讥讽的嘲笑下似乎蕴涵着一种伟大的信念，一种伟大的人类之爱。现在我就要见到这位老作家了。他和我祖父年龄相仿，写有《阿布·台尔凡》、《德劳姆林》、《鸟儿歌声的记录》等，他的《麻雀胡同》在我初学识字时，就是我母亲的藏书，是我会辨认的第一本书的标题。我一向都敬畏老年人，这是教育的结果，或者是我血液中天生的。但是这种敬畏中还掺杂着一些特别的东西，可以这么解释：我自少年时代结束后就有了一种无法描绘、也不太清楚的感觉，我出生于新旧世纪交接之时，孩提时代的我还沐浴了旧世纪的晚霞，那个旧世纪的残余正在一天天远去，正在消逝。我的这种感觉一部分也许是我父母和祖父母灌输给我的（尽管我对他们讲的话持批评的多），一部分却是我幼年时眼见迅速发展的工业征服了附近地区而形成的。而这些感觉最终让我想到了拉贝，没有什么比这一想法更强烈的了：他属于我祖父这一辈，只有他才具备和体现着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我们年轻人是缺乏的，或者说是很微薄，甚至几乎没有。这是一种和我们有不同的人性、信仰和骑士精神的东西。拉贝并非偶尔是个老人而成为那种业已消逝的特性的体现者，他是那些特性的一个最纯正的代表，是它们的表现者和共同创造者之一。
时间到了，我来到拉贝寓所。这时已是傍晚，天色昏暗。我现在已记不清那座房子了，只记得那间屋子，那间我顺着楼梯走进的屋子。当时，在暮色中站着一个瘦高个儿的人，正在点燃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他身子转向了我。我见过拉贝的照片，但是本人和照片完全不像。他很瘦削，个儿极高，穿一件长睡袍，形象安详而庄重，一张老迈、满是皱纹、富于机智的脸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这张脸十分慈祥和蔼，却是一张狐狸脸，显得狡猾、伶俐、捉摸不透；同时又是一张智慧长者的脸，虽然面露讥讽，却并无恶意，充满智慧，很善良，很练达。此外他看上去并不像他的年龄那么老迈，身体仍然笔挺，他和我的祖父完全不同，虽然他们来源自同一世纪，同样的成熟，几乎同样的庄重和富于骑士精神，但他却更为老练，更为机智幽默，而且也更温和。
他声音很轻地表示了欢迎，说大致知道我的情况，请我坐下，他也坐下了，但是很快又站起身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灯光正照着他，以至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一间昏暗的小书房里，桌上、墙上满是书籍。他站着，一双大大的、正直而温和的聪明眼睛俯视着我。他指指桌上的一本书，告诉我这是他正在阅读的书，这是一卷莫利茨·布什的回忆录。他问我是否知道这本书，并且谈开了俾斯麦，他立即发觉我对此所知甚少，而且并没有全部读过《思想和回忆》，就微笑着放弃了这个话题。他笑嘻嘻地站着，灯光自下而上地照亮了他，那张为灯光照耀得柔和的脸在半明半暗的书籍前孤寂地闪烁。
我一直很喜爱这个老人，这时很想告诉他，我熟读了他的许多作品，我多么尊敬他，但是要对一个如此聪慧、博学可敬的老魔术师表示敬爱之情却并非容易之事，我尚未启齿，他早已猜中并加以嘲笑了，我当然不再讲下去。不过我还是谈了《阿布·台尔凡》，我记得还谈了《德劳姆林》。其间，他也东问西问地问及我的旅行，还相当详细地打听了我的家庭情况。我早就准备好向他提一个问题，一个请求，可是一直等到访问快结束时才有勇气提出来。我说，他住在斯图加特已近四十年，肯定认识也住在该地的埃杜阿特·默里克，能否和我讲讲有关默里克的事呢。
“噢，默里克！”他笑了。“老实说，我不很喜欢他。”
我说，很抱歉，我对默里克估价很高，因此总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啊，拉贝接下去说道，他乐意听到我的话，毫无疑问，默里克是一个正直诚恳的诗人，在同行活动中他们有私人接触，他也知道在斯图加特以及别的地方，人们对默里克较为爱戴。这个默里克是一个非常温柔，又有点儿奇怪的人，他极其敏感，往往因为一些事或什么人触犯了他，便干脆好几天卧床不起，任何人也不见。默里克是一个温柔的人，对自己有点儿软弱，他就是这样的人。拉贝微笑着，我却紧张地盯视着他，因为我清楚地察觉到，他正沉浸于对默里克的回忆之中，默里克正出现在他眼前，我也希望能够看见此刻在他面前的这幅图像。但是我只看见他的微笑，朝着默里克，朝着那个优雅的诗人、奇妙的同行、有点儿软弱的施瓦本人而发的宽恕的笑容。我看到，这两位诗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友谊、交流和嬉游，他们同苏黎世的凯勒和梅耶尔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我也看到，或者说我相信自己看到，他心里比他嘴里和我说的更不喜欢默里克，他本来完全不喜欢默里克，但是为了宽容我这个年轻的默里克崇拜者，不愿意说得太直率。
当我告辞出门时，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送行；他那原本高高的身材，由于我的敬仰而变得更高大了。我在步下台阶时还抬头看了他好几回。对于他，对于那双写下了《鸟儿歌声的记录》和《费斯特尔磨房》的又美又长的手，我怀着深深的爱戴和钦佩。我依依不舍地离并了他。这时外面天色已经暗了，当晚我又到拉贝会见客人的小酒店里，在他经常坐的餐桌旁等候他。这以前我在到处转悠，坐在我的小客房里回想和拉贝见面的时刻，我试图把他讲过的一切都回忆起来，我很惊讶我们所谈的那些话语居然当即就从自己的脑海里消失了，许多话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记得他谈话中有一处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俾斯麦，可是由于我对这一段史实比较生疏，因而对于这段话，甚至于这段话的意思，全都不能够予以复述了。
拉贝邀请我以后再到他家去作客。我倒是常常有意于践约，不过我后来没有再到过不伦瑞克。那时我还要到其他城市去旅行，去作报告，不断被介绍给许多人，为新闻界的代表所包围，回答无数的问题，还接到无数家庭的邀请，许许多多花送到我住的旅馆来，这种种真诚的敬意带给我的狼狈远远超过了快乐。我经常带着敬意和羞愧之心想到老威廉·拉贝。因为这个老人用他的气质、他的作品、他的目光和言语表现了一个正在流逝的、甚至是已经过去的时代的最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只能保存短暂的片刻，却也是一个已经消逝的德国；他具有一种业已消失的精神、教养和性格，一半是神圣的，也有一半是陈旧落后的，就连他的荣誉、他的名字和声望，也具有和我们当代时髦的声望完全不同的、高贵的、纯洁的、清白无辜的、同时又非常可敬的性质。像我们这类人，每周都受到某一团体的邀请，到某一个城市去作报告，他不断收到寄来的剪报，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要发表他的作品，所有的出版社都要出他的书，所有的画报都登载他的照片。人们当然可以反抗，可以拒绝，但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造就名人，只要稍作让步，以后就会以种种形式遭受误解和滥用。不，拉贝的名望和上述情况完全不同。他是逐渐成名的，从未有过突然的轰动，几十年中由于他一长串的著作，由于他的惊人和诚实一致的固执性格而渐渐出名，就连“有名望”这个字眼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时听起来有了完全不同的声音。事实上，我很清楚在我们当代文坛和批评界中，拉贝及其声誉都无多大地位。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当时写信向我组稿的文艺编辑十之八九没有读过拉贝的作品。他的荣誉只流传在不伦瑞克的餐桌上和几份不时髦的地方杂志上，出版家们也从不争取他，他的许多最好的作品要隔十年，或者二十年才出第二版、第三版，最多出到第四版，他只有两本书可算是拥有广大读者的。而且保护他的声誉的读者大都是不看现代时髦杂志的老年人，我当时认为这些老年人的思想和见解肯定是落后的。——今天是否改变了呢？不，没看改变——这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事实上已经改变得很多很多，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声誉和成就的意义，我们今天所谓的声誉并不是指人和他的生平著作，而是出版的最高纪录和流行效果，一个昨天还很有名、很得宠的诗人，他的诗后天就因不合用而遭到昨天还在拉拢他的同一个编辑退稿。这一切我现在全明白了，同时逐渐接近属于过去事物的那个地点并能冷静地加以观察了。不过我不想谈这些东西，我只愿意谈谈拉贝和他那与众不同的声誉，他和他的情况许多年来简直没有变化。今天的报纸和文艺界知道拉贝情况的和二十五年前知道他情况的同样稀少。他和高特弗利德·凯勒相比较，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儿差距的。他有崇拜他的圈子，拉贝日历也已出版过好多次。但是这位早已逝世的诗人的一切声誉全都具有浓郁的外省和地方色彩。在今天的文学界人士眼中，拉贝属于“古老的乡土艺术”。可是自从我访问不伦瑞克迄今数十年间，有一大批小说家和戏剧家，在当时他们全盛时期较之拉贝出名百倍，成就也大百倍，而现在早已沉没，并完全为人们所遗忘，而从未引起轰动的拉贝却稳固地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安静地享有他那迟迟获得的声誉。他所不喜欢的同行默里克比他地位高一些，但是压根儿就没有“成就”，默里克死时很受人尊重，却并非由于出名或者有成就，他死后也同样没受重视。而在几年后，几十年后，他在施瓦本担任牧师和女子中学教师时写下的那许多不朽的诗句才渐渐为人广泛传诵，默里克也才被列为真正伟大的诗人，要是那时默里克还活着，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
拉贝的声誉还没有到达这种程度。文学史中尊敬地提到他，知道他，也注意他；但是对他的艺术的独特之处，内在之处，对他的人品和语言的特殊惊人之处，却始终没有真正认识，他的永恒价值也没有被承认，而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施托姆和冯塔纳他们在文学史和文学课本中就远远比他编写得更准确、更妥当。他虽然不喜欢默里克，却认为默里克是一个敏感和细致的人，拉贝也许会像默里克的情况那样，日后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许人们会进一步认识他，而他也是有权利作此要求的，因为对他的评价过于紊乱，尺度也很多，很难整理清楚，而且经常和时代混杂在一起。的确，编一本拉贝选集不可能像编默里克选集那样包罗殆尽。他的声誉并不是引用三首诗就能够予以证明的，要想了解他往往比较困难。他写得很多，而且各类作品都截然不同，读他的作品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慢慢地深入，否则就绝不可能深入了解拉贝的作品。人们可以体会一下他的前辈让·保尔的遭遇，说明这样一种著作也能有极强的生命力。这位诗人，尽管三十多年之久使每一个大学文学教授皱起他们已经朽烂的鼻子，他也能重新获得一切荣誉的桂冠。
拉贝没事读到这篇写他的文章是一件好事。倘若他还活着，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否则就不知他会如何闪动那机智而嘲讽的目光，以难以形容的狡黠神情，从他那半闭的眼皮下，居高临下地注视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