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只要转身一走，就会万事大吉了。但整个海滩因阳光的暴晒而颤动，在我身后进行挤压。我朝水泉迈了几步，那个阿拉伯人没有反应。不管怎么说，我离他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罩有阴影，看起来他是在笑。我等他作进一步反应。太阳晒得我脸颊发烫，我觉得眉头上已聚满了汗珠。这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我的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齐跳动。这种灼热实在叫我受不了，我又往前走了一步。我意识到这样做很蠢，挪这么一步无助于避开太阳。但我偏偏又向前迈出一步。这一下，那阿拉伯人并未起身，却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对准了我。刀刃闪闪发光，我觉得就像有一把耀眼的长剑直逼脑门。这时聚集在眉头的汗珠，一股脑儿流到眼皮上，给眼睛蒙上了一层温热、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挡下，我的视线一片模糊。我只觉得太阳像铙钹一样压在我头上，那把刀闪亮的锋芒总是隐隐约约威逼着我。灼热的刀尖刺穿我的睫毛，戳得我的两眼发痛。此时此刻，天旋地转。大海吐出了一大口气，沉重而炽热。我觉得天门大开，天火倾泻而下。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把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这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
第二部
一
我被捕之后，立即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都是关于身份问题之类的讯问，时间都不长。头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过了八天，预审法官来了，他倒是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番。但作为开场白，他只询问了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年月与出生地点。然后，他问我是否找了律师。我说没有，我问他是否一定要找一个才行。“您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我回答说，我觉得我的案子很简单。他微笑着说：“您这是一种看法，但是，法律是另一回事。如果您自己不找律师，我们就指派一位给您。”我觉得司法部门还管这类细枝末节的事，真叫人感到再方便不过。我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告诉了这位法官，他表示赞同，并认为法律的确制定得很完善。
开始，我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间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下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阴影中。我过去在一些书里读到过类似的描写，在我看来，这些司法程序都是一场游戏。在我们进行谈话后，我端详了他一番，我看清楚他是一个面目清秀的人，蓝色的眼睛深陷在鼻梁旁，身材高大，蓄着长长的灰色唇髭，头发浓密，几乎全都白了。我觉得他很通情达理，和蔼可亲，虽然脸上不时有神经性的抽搐扯动他的嘴巴。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甚至想去跟他握手，但我马上想起了我是杀过人的罪犯。
第二天，有位律师来狱中探视我。他矮矮胖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天气很热，我没有穿外衣，他却穿着深色的套装，衬衣的领子硬硬的，系着一根怪怪的领带，上面有黑白两色的粗条纹。他把夹在胳臂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已经研究了我的案卷。我的案子很棘手，但如果我信任他的话，他有胜诉的把握。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现在咱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调查了我的个人生活，知道我妈妈前不久死在养老院。他们专程到马朗戈做过调查，预审推事们了解到我在妈妈下葬的那天“表现得无动于衷”。这位律师对我说：“请您理解，我实在不便启齿询问此事，但事关重要。如果我作不出什么解释的话，这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依据。”他要我帮他了解当天的情况。他问我，当时我心里是否难过。他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很惊讶，我觉得假若是我在问对方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很尴尬的。但是，我却回答说，我已经不习惯对过去进行回想了，因此很难向他提供情况。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我说到这里，律师打断我的话，并显得很焦躁不安。他要我保证不在法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法官那里说。我却向他解释说，我有一个天性，就是我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又疲劳又发困，因此，我没有体会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但我的律师听了此话并不显得高兴。他对我说：“仅这么说是不够的。”
他考虑了一下。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天我是控制住了自己悲痛的感情。我对他说：“不，因为这是假话。”他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看了我一眼，好像是我有点儿使他感到厌恶了。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对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与有关人员，将作为证人陈述当时情况，那将会使我“极为难堪”。我提醒他注意，安葬那天的事与我的犯案毫无关系。但他只回答说，显而易见的是我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他别走，向他解释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而并非他的强硬辩护，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也就是自然而然、通情达理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出了我已经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他对我有点反感。我挺想向他说明，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和大家一样。但是，说这些话，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费口舌。
过了不久，我又被带到预审法官面前。当时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亮亮堂堂的，只有一层纱帘挂在窗口。天气很热。他要我坐下，很彬彬有礼地告诉我，我的律师因为“临时不凑巧”而不能来，但我有权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沉默，等我的律师将来在场时再回答。我对他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手指按了按桌子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员进来了，几乎就在我的背后坐下。
我与预审法官都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讯问开始了。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于是我就不说。”他像上次那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马上，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事无关紧要。”他沉默了一下，看了看我，然后，有点突如其来，把身子一挺，快速地说了一句：“我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不太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在您的行为中，有些事情叫我搞不明白。我相信您会帮助我来理解。”我说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很简单。他要我把那天枪杀的事情再复述复述。我就把上次曾经给他讲过的过程又讲了一遍：雷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以及开了五枪。我每讲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表示确认说：“很好。”而我呢，这么一个老故事又重复来重复去，真叫我烦透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说他对我感兴趣，如果上帝开恩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这样做之前，他还想向我提几个问题。没有绕弯子，他直截了当问我爱不爱妈妈。我说：“爱，跟常人一样。”书记员一直很有节奏地在打字，这时大概是按错键盘，因而有点慌乱，不得不退回去重来。预审法官的提问看起来并无逻辑联系，他又问我，我那五枪是否是连续射出的，我想了想，断定先是开了一枪，几秒后，又开了四枪。对此，他问道：“您为什么在第一枪之后，停了一停才开第二枪？”这时，那一天火红的海滩又一次显现在我眼前，我似乎又感到自己的额头正被太阳炙烤着。但这一次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接下来是一阵沉寂，预审法官显得烦躁不安，他坐下去，搔了搔头发，把胳臂支在桌子上，微微向我俯身过来，神情古怪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向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预审法官双手放在额头上，又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有点儿异样了：“为什么，您得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一直沉默不语。
突然，他站起来，大步走到办公室的尽头，拉开档案柜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朝我走，一边晃动着十字架。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在颤抖了，他大声嚷道：“您认得这个吗？我手里的这个。”“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急促而充满了激情地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他的信念是，任何人的罪孽再深重，也不至于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他就得悔过，变得像孩子那样心灵纯净，无保留地接受神意。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上，几乎就在我的头上晃动着十字架。说老实话，他的这番论证，我真难以跟上，首先是因为我感到很热，又因为他这间房子里有几只大苍蝇正落在我脸上，还因为他使我感到有点可怕。与此同时，我觉得他的论证也是可笑的，因为不论怎么说，罪犯毕竟是我。但他仍在滔滔不绝。终于我差不多听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看来，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我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其实一切都很明白，只有这一点，他一直没有……没有搞懂。
我正要对他说，他讲的这点并不那么重要，他如此钻牛角尖实在没有道理。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又一次对我进行说教，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相信，他愤怒地坐下。他反驳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叛了上帝的人也信仰。这就是他的信念，如果他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就失去意义了。他嚷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但他已经越过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杵到我眼皮底下，疯狂地叫喊道：“我，我是基督徒，我祈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上十字架的？”我清楚地注意到他已经称呼我为“你”，而不是“您”了，但我对他的一套已经腻烦了。房间里愈来愈热。像往常那样，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以为自己大获全胜，得意扬扬起来：“你瞧，你瞧，你现在不是也信上帝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啦？”我又一次说了声“不”。他颓然往椅子上一倒。
他显得很疲倦，待了好一会儿没有吭声。打字机一直紧追我们的对话，这时还在打那最后的几句。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我，带点儿伤心的神情，低声说：“我从没有见过像您这样冥顽不化的灵魂，所有来到我面前的犯人，见了这个十字架，都会痛哭流涕。”我正想回答说，这正是因为他们都是罪犯，但我立刻想到我也跟他们一样。罪犯这个念头，我一直还习惯不了。法官站起身来，好像是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显得有点儿厌倦，只是问我是否对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某种厌烦。当时我觉得他并没有听懂我这句话。不过，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这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在此之后，我经常见到预审法官，只不过，每次都由我的律师陪同。他们限于要我对过去重述过的内容的某些地方再加以确认，或者是预审法官与我的律师讨论对我的控告罪名。但在这些时候，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渐渐地，这类审讯的调子改变了。预审法官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已经以某些方式把我的案子归类入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像第一天那么激动过。结果，我们的交谈变得较为亲切诚挚了。提几个问题，稍微与我的律师谈谈，一次次审讯就这么了事。照预审法官的说法，我的案子一直在正常进行。有几次，当他们谈一般性问题的时候，还让我也参加议论。我开始松了一口气。在这些时候，没有人对我不好。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有条不紊，恰如其分，甚至使我产生了“亲如一家”这种滑稽的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使我颇感惊奇的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竟是我生平以来最叫我高兴的事：每次，预审法官都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然后让法警把我带走。
二
有一些事情我从来是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将来我不会喜欢谈及我这一段生活。
过了些时候，我觉得对此段生活有无反感并不重要。实际上，在开始的几天，我并不像是真正在坐牢，倒像是在模模糊糊等待生活中某个新的事件。直到玛丽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视我之后，监狱生活的一切才正式开始。那时我收到她一封信，她在信里告诉我，当局不允许她再来探视我，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从这天起，我才感受到我是关在监狱里，我的正常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被捕的那天，先被关在一个已经有几个囚犯的牢房里，他们多数是阿拉伯人，看见我进来都笑了，接着就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一听就不再吭声了。但过了一会儿，天黑了，他们又向我说明如何铺睡觉用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当做一个长枕头。整整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我被隔离在一间单身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还有一个木制马桶与一个铁质脸盆。这座监狱建在本城的高地上，通过一扇小窗，可以望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住铁栅栏，脸朝着有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走进来，对我说有一位女士来探视我。我猜是玛丽，果然就是她。
要到探视室去，得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上一段阶梯，再穿过一条通道。我走进一个明亮的大厅，充足的光线从一扇宽大的窗口投射进来。两道大铁栏杆横着把大厅截成了三段，两道铁栏杆之间有八到十米的距离，将探监者与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就在我的对面，穿着带条纹的连衣裙，脸晒成了棕褐色。跟我站在一排的，有十来个囚徒，大多是阿拉伯人。玛丽的旁边全是摩尔人，紧靠着的两人，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她身穿黑衣，嘴唇紧闭，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她说起话来指手画脚，嗓门儿很大。因为铁栏杆之间隔着一大段距离，探监者与囚徒都不得不提高嗓音对话。我一走进大厅，就听见一大片嗡鸣声在高大光秃的四壁之间回荡，强烈的阳光从天空倾泻到玻璃窗上，再反射到大厅里，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单身牢房又寂静又阴暗，来到大厅里，得有好一会儿才能适应。最后，我终于看清了显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脸孔。我注意到有一个看守坐在两道铁栏杆之间隔离带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徒与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这些人都不大叫大嚷。虽然大厅里一片嘈杂声，他们仍然低声对话而能彼此听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底下往上升起，汇入在他们的头上回荡的对话声浪，构成了一个延绵不断的低音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朝玛丽走去时敏锐注意到的。这时，她已经紧贴在铁栏杆上，努力朝我微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表达出这个心意。
“怎么样？”她大声问我。
“就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