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娱乐为主的节序风俗和士大夫社会的生活风俗，为宋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同时，也决定了宋词具有娱乐、交际和抒情三大社会功能。这些功能作用于宋代士大夫生活的各个领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情趣，促进了宋词的大量创作。
关键词：宋词；社会功能；娱乐；交际；抒情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识码：A
在宋代，郊游、赏花、听歌、观舞、饮酒、品茶等等，是文人士大夫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这种以娱乐为主的节序风俗和士大夫社会的生活风俗，为宋词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证。事实上，宋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作为这些风俗行为的一种表征、一种特殊的语言而存在的。在数量上zhan有绝对优势的应歌词、应社词、节序词、酒词、茶词、寿词的出现，便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流行于宋代民间与士大夫社会的风尚习俗，不仅仅停留在娱乐之上，具有娱乐功能；而且还具有抒发qing感、探亲会友、契阔谈燕的机制，具有抒情、交际的功能。而作为风俗行为的一种表征和特殊语言的宋词，也自然而然地具备这三大功能。换言之，作为反映社会群体的心理积习与情感趣味的宋代风俗，赋予宋词以娱乐功能、交际功能和抒情功能。[1](P179)而这三大功能又给宋词的生命力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源泉。
一、宋词的娱乐功能
由于词本来就是为适应酒筵花间、歌台舞榭娱宾遣兴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宋词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其娱乐功能。
（一）侑觞劝酒
宋词的娱乐功能，首先表现为侑觞劝酒。[2](P139)饮酒和听歌，在历代士大夫的生活中常常是相伴而行的。以词为侑觞劝酒的手段，从中晚唐起到两宋，都十分流行。不少词人正是抱着这一目的而在酒席上当场挥毫的。北宋词人黄庭坚即是如此。据清徐轨《词苑丛谈》卷一记载：“韩文公《遣兴》诗：‘断送一生惟有酒’；又《赠郑兵曹》诗：‘破除万事无过酒’。山谷各去其一字，作《劝酒》词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远山横黛蘸秋波。不饮旁人笑我。花病等闲瘦弱，春愁没处遮拦。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斜人散。’”[3](P34)他的《木兰花令》（庾郎三九常安乐）也是一首劝酒词。该词词序说：“庾元镇四十兄，庭坚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坚假守当涂，元镇穷，不出入州县。席上作乐府长句劝酒。”[4](P523)
很显然，黄庭坚之所以作这首《木兰花令》，目的就是为了劝他那位“四十年翰墨故人”庾元镇多喝一杯酒。当时贺铸正好路过此地，于是也在酒席上作词为黄庭坚等劝酒。《词苑丛谈》卷一引《复斋漫录》说：“方回词有《雁后归》云：‘巧剪*****罗胜子，钗头春意翩翩。艳歌浅笑拜嫣然。愿郎宜此酒，行乐驻华年。未至文园多病客，幽襟凄断堪怜。旧游梦挂碧云边。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山谷守当涂，方回过焉，人日席上作也。”[3](P24)
因此，从词人的创作意图和实际效果来看，这两首词的存在价值，首先是它的侑觞劝酒的功能。将侑觞劝酒作为作词的目的，在宋代词坛上实属普遍。除黄庭坚、贺铸的作品之外，其他词人的作品也向我们透露了此中消息。仲并的《好事近》词序说：“宴客七首。时留平江，俾侍儿歌以侑觞。”[4](P1665)毛滂的《剔银灯》词序也作了同样的说明：“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4](P723)除了由词人在词序中说明其目的之外，更多的作品则未作说明，但是在事实上，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词人创作的当初，都曾发挥过侑觞劝酒的实用功能。
（二）劝茶延客
劝酒需要歌词，劝茶同样也需要歌词。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略。事实上，就宋词的社会功能而言，它不仅用来侑酒，还用来送茶助兴。元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正月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赵抃）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曾帅蜀）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2](P140)与这一风气相适应的，是词人们纷纷写作“茶词”。
在宋代茶词创作中，黄庭坚的创作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且影响最大。如黄庭坚词直接标明“茶词”的有《品令》、《惜余欢》、《看花回》、《西江月》、《阮郎归》、《满庭芳》等诸多词牌。从这些茶词中，可以知道：第一，宴后烹茶唱茶词是为了延续酒后未阑之余欢。如黄庭坚《看花回·茶词》上片云：“夜永兰堂醺饮，半倚颓玉。烂漫坠钿堕履，是醉时风景，花暗烛残，欢意未阑，舞燕歌珠成断续。催茗饮、旋煮寒泉，露井瓶窦响飞瀑。”[4](P521)酒歇而欢意未阑，于是便再烹清茗、唱茶词以振余欢。再如其《惜余欢·茶词》下片云：“歌阑旋绕绛蜡。况漏转铜壶，烟断香鸭。犹整醉中花，借纤手重插。相将扶上，金鞍騕裹，碾春焙、愿少延欢洽。未须归去，重寻艳歌，更留时霎。”[4](P521)也是以碾点春茶，再唱艳歌来少延欢洽。第二，由于茶词是在酒阑宴散时所歌，故而其中还含有留客和送客的意思。黄庭坚《惜余欢》词所谓“愿少延欢洽”、“更留时霎”即是如此。此外如黄庭坚《阮郎归》词的“绛纱笼下跃金鞍。归时人倚阑”、《满庭芳》词的“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则是替客人想象家人倚楼望归的情景。
（三）娱宾遣兴
所谓“娱宾遣兴”，是指作为主人的一方在迎接和招待来宾之时，运用各种方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从而使客人尽情地享受作客的乐趣。[2](P141)显然，这也是与人们的生活情趣密切相关的。在两宋时期，无论是君臣之间，还是文人士大夫之间，他们用以遣兴的手段之一，便是唱词、作词。
清徐轨《词苑丛谈》卷六引周密《武林旧事》云：“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驾诣德寿宫，奉迎上皇观潮。百戏撮弄，各呈技艺。上皇喜，曰：‘钱塘形胜，天下所无。’上启奏曰：‘江潮亦天下所独。’宣谕侍臣，各赋《酹江月》一曲。”[3](P327)这里所记载的是君臣在一年一度的观潮节时，边观潮边赋词的情景。又曰：“澹庵老人胡铨《玉音问答》云：‘隆兴元年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阁。时方欲易金人书稿。蒙赐金凤笺，就所御玉管笔并龙脑墨、凤咮砚，又赐以花藤席。命某视草毕，唤内侍厨司满头花办酒。上御玉荷杯，某用金鸭杯。初盏，上令潘妃唱《贺新郎》令，兰香执上所饮玉荷杯，上注酒，顾某曰：‘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某再拜谢。《贺新郎》有所谓‘相见了，又重午’句。上曰：‘不数日矣。’又有所谓‘荆江旧俗今如故’句。上曰：‘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赖天地祖宗留卿以辅朕也。’某流涕，上亦黯然。俄而迁坐，进八宝羹，洗盏再酌。上令潘妃执玉荷杯，唱《万年欢》。此词乃仁宗亲制。上饮讫，亲唱一曲名《喜迁莺》以酌酒；且谓某曰：‘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间，被上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意勿嫌。’某答曰：‘方今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正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时有。’”[3](P364－365)这也是君臣相聚时以作词、唱词为娱乐手段的例子。胡铨还以大臣的身份，对宋孝宗说“陛下御宇，正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时有”之类的话，让人听了觉得颇含辩证之理。
二、宋词的交际功能
从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的生活风俗来看，他们作词大多表现为应歌、应社的创作动机。以作词相互赠答、唱和，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交际的一种重要手段。
（一）祝寿贺诞
两宋祝寿的风俗之盛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难以企及的。用于祝寿祈福的歌词，在唐五代词中并不多见。至两宋则大部分词人染指其间，使寿词创作成了一种新的词学现象。在宋代，第一个大量创作寿词的是晏殊，《全宋词》收录其存词135首，其中寿词有28首；南渡时期的曹勋存词182首，寿词有29首；南宋沈瀛存词99首，寿词有53首；廖行之存词41首，寿词有21首；而孙惟信“岁为一词自寿”；魏了翁有词186首，几乎全是寿词。据统计，现存的两宋寿词达1876首之多（其中题序标明祝“寿”的1270首，祝“生日”的400首，祝“生朝”的59首，祝“生辰”的35首，庆某某“六十”或“八十”的23首，无题序的89首），占全部宋词的8.91%。
从创作动机来看，这些寿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用于自寿；一类用于他寿。用于他寿者，既有寿皇帝、太后、宰执、长官，又有寿同僚、亲人包括父母、兄弟、叔伯、妻子、儿女，对象极为广泛。不过，无论是用于自寿，还是用于他寿，寿词都是庆寿祝生的风俗行为的表征，都是一种社会交际功能的体现。
作为一种风尚习俗，祝贺寿辰，祈祷长生富贵，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作为该行为的一种表征，寿词虽然绝大部分重复着一个不变的主题——长寿富贵，而且在近两千首寿词中，无论出自何人之手，无不洋溢着和乐吉祥的气息，在风格上明显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堪称“无谓”（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但是事实表明，当日的词人们并不以此为嫌，而是争相染指其间。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祝寿庆生中，自寿抑或庆贺他人寿辰，创作和进献寿词，成了他们诸多社会交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礼数”之一，具有重要的社会交际功能；另一方面在劝寿酒、唱寿词、佐清欢时，激发了词人自我生命的***和律动，表现了个体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因此，在赋予寿词以流行的、普泛化的情感和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丰富了祝寿的表现形式，推进了祝寿风俗的盛行，反过来，又促进了寿词的大量产生。
（二）礼仪交际
众所周知，宋代词人中的一部分，其身份是“亦官亦文”的。因而，宋词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也就随着其生活范围的变化而增多。如果说宋词的娱乐功能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的话，那么，这种社会交际功能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仕宦生涯中，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礼节、仪式之中。[2](P143)如当某一官员赴任、离任，或者是到各地巡视时，当地的官府大都要举行规模不等的迎、送仪式。于是，那些“亦官亦文”的词人便作词相赠，或恭喜，或慰籍。
据宋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二记载：“侍读刘原父守维扬，宋景文赴寿春，道出治下，原父为具以待宋。又为《踏莎行》词以侑欢云：‘蜡炬高高，龙烟细细。玉楼十二门初闭。疏帘不卷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叶新声，榴花美味。南山宾客东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闲，忙中偷取功夫醉。’宋即席为《浪淘沙近》，以别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觉韶光换。至如今，始惜月满、花满、酒满。扁舟欲解垂杨岸。尚同欢宴。日斜歌阕将分散。倚兰桡，望水远、天远、人远。’”[5](P149)宋祁（谥景文）即将赴寿春任职，路经维扬，维扬太守刘原父（敞）便设宴招待他，并作词“侑欢”。宋祁出于礼貌，也即席作词相赠。很显然，他们的作词，起到了很好的社会礼仪交际作用。
宋代大词人苏轼和辛弃疾也经常以词作为社会交际的手段。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苏轼任杭州通判。在这三年里，杭州三易太守。在后两位太守陈襄（述古）和杨绘（元素）离任时，苏轼都曾经写词相赠。其中送陈襄的有《南乡子·送述古》、《菩萨蛮·述古席上》等词；送杨绘的有《定风波·送元素》等词。这些词很显然是与苏轼作为杭州通判的身份有关的。词人写这些词的主要目的便是出于礼仪交际的需要。
与苏轼相似，辛弃疾的不少词，也是其仕宦生涯中为某种礼节的需要而作。如《西河》（西江水）词，就是在一位名叫钱佃（仲耕）的官员，从江西转运副使移守婺州时写的，该词词序说：“送钱仲耕自江西漕赴婺州。”[4](P2429)与此相对应的是，当辛弃疾自己调任他地时，也常常以词送给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僚。即便像那首千古绝唱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词，最初也是出于礼仪交际的需要而写的。该词词序说：“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4](P2413)因此，这首词的成功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那就是，宋词的社会功能有时完全能够与其审美功能完美地统一起来。
三、宋词的抒情功能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心灵的表现，都是为了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情绪。所谓“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就是宋词抒情这一功能特性的最好说明。
（一）言情
提及宋词，人们总是把它与唐诗并举，列为我国韵文的两大极致，并且以“诗庄词媚”来界定二者的区别，认为诗居正统地位，是“言志”的领地，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社会功效；而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艳科”“小道”，是“言情”的工具。从实际创作情况来看，宋词中的大多数篇章确实是用来歌咏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的，具有“言情”的主导倾向。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词一旦从阡陌流入城市，从村夫传到文人手中，便显示出它特有的审美功能，这就是它给宋代文人提供了抒发“七情六欲”的领地。这个时期有关女子怀春、男子钟情的生活内容在词中得到了表现；青年男女无视礼教而约会的情事在词中得到了展露；情人话别、夫妻分离、朋友远行、歌妓交往以及感时伤世的种种情愫在词中得到了透视。并且这些复杂的情感又因为内容的不同，分别形成了怀春词、幽会词、夫妻恩爱词、怜香惜玉词、送别词、相思词、伤春词、悲秋词、悼亡词等等。也许正是缘于一个“情”字，王国维《人间词话》才会有“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5](P4258)的概述。
（二）言志
随着北辽、西夏的经常犯边，宋朝的国势已渐趋衰弱，加上官场黑暗，争权夺利之风盛行，政治纷争时起，文人动辄得咎，贬谪流放之事屡有发生。于是，他们在冶游欢娱的同时，也滋生了忧国忧民之心，因而感时伤世、指陈时弊之作大量出现，并且词的境界也由身边的“言情”扩大到家国的“言志”。
苏轼是一位有着敏锐才思的大词人，他不仅在词中寄予了满腔的热情，而且借词抒发了一生的忧愤。他认为自己“帕首腰刀是丈夫”（《南乡子·赠行》），况且还“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他很想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发挥自己非凡的济世之才。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在经历了几起几落，尝尽人间甘苦之后，他曾总结“人生不如意”的经验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但是即使这样，他仍不改报效国家、积极入世的人生初衷，“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
周邦彦也借作词表达了他在仕途中的甘苦体验和对社会、国家的高度责任感：“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兰陵王·柳》）。在经历了几度的返、离汴京的羁旅生活之后，他深深地尝到了人生的艰辛，认识了人世的复杂多变。他曾经试图让自己忘却身外之事，却是“不堪听、急管繁弦”（《满庭芳》）；他也曾经自宽自解，“无事小神仙”，却“惊觉。依然身在江表”（《隔浦莲》），因而免不了生出几番感慨：“楚客忆江蓠。算宋玉、未必为秋悲”（《红罗袄》）。在这些词中，词人的情绪虽然有些抑郁，意志却是那么坚强，表现出了一个文人在仕途迷茫、情绪忧郁的情况下仍然不屑与世浮沉、不忘国家的人生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说北宋词主要反映了当时文人积极入世、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南宋词则随着国家、民族的危亡，转向了爱国主义这一重大的社会主题。综观整个南宋词坛，写爱国题材、表现爱国情怀的词人不绝如缕，如李纲、张元干、岳飞、陆游、张孝祥、辛弃疾、陈亮、刘过……等等。正是爱国文人们的这种“壮怀激烈”的心态，给宋词注入了一股浩然之气，从而揭开了宋词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并使宋词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巨变。于是，在宋词中，“女性形象逐渐让位于男性形象，男子汉逐步登上了词世界的统治地位”。[6](P63)因而，慷慨激壮之气，遍被词林：“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苏武令》）；“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满江红》）；“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诉衷情》）；“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水龙吟》）。听着这一声声的怒吼，谁还能够说词一定应该是“要眇宜修”、“深美闳约”的呢？
综上所述，宋词的三大社会功能，作用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情趣，促进了宋词的大量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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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12月“教育教学研究”〈2〉，署名陈中林，徐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