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8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何谓“道”？这是个大问题。有时我们说要有“人道主义”精神，还有“惨无人道”的说法。“道”到底是什么，具体是什么？绝对值得好好说道说道。
朱熹说：弘，廓而大之也。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张载说：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
邢昺说：此章论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虚无妙用，不可须臾离。但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随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则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随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李泽厚《论语今读》直译：孔子说，“人宏扬真理，不是真理宏扬人。”
李【注】《集释》[论语集注述要]：夫子之时，老氏之流曰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曰道无为而无不为，是道能弘人之说也。彼以礼义出于人为而不足贵，而欲不籍人力，一任道之自然，究人事日就退化，是夫子非道弘人之说也必。
李【记】，展现出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及观点，供学习参考：
这又是后世理学家(如王阳明)今日新儒学(如牟宗三)的一个大题目。无非是讲中国的“道体”“本体”均与人的“心”“性”相联，而非另有一物。“本体”即在人的“心”“性”中，所以“道”靠人(当然是“道心”)去光大，而人不可依赖任何外物即使是“道”来光大自己。这从形上角度说明了儒学“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非人格神的人文精神。如前所说，我以为中国包括“儒、道”，由于均源出于“巫”，“天道”都由“人道”提升建立而成，由“伦常日用之道”上升为“于穆天命”的“道”。这“提升”当然是一种“假设”和“约定”。但又不能说它是“假设”“约定”，相反，为了它的神圣和尊严，必须说它是“先验”“先天”，不需推理而由良知、顿悟去体验去认识，但它又毕竟不是人格神。因之，我以为最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假设”和“约定”使这本体和人生具有十分浓重的悲剧性质。人生一无所本，被偶然扔掷在此世间，无所凭依，无所依皈(因为没有人格神)，只能自已去建立依归、凭据和根本，比起有一个外在的上帝，这岂不更悲苦、更凄怆、更艰难、更困苦?充满人文精神的中国乐感文化，其实有这样一种深层的悲剧基础，而并不是“忧乐圆融”的“喜陶陶”。但这要点一直没有被充分闸释，这个悲剧性的方面经常被引向敬畏的“天命”的准人格神方向，或引向所谓“忧患意识”的政治社会方向。只有在《古诗十九首》之类所谓“一字千金”的人生咏叹中，才略约展示出这种深深的人生无所凭依的本体悲哀。儒家对待这悲剧，是强打精神，强颜欢笑，“知其不可而为之”，故意赋予宇宙、人生以积极意义，并以情感方式出之。我已多次说过，一切“乾，元亨利贞”、“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等等都不是理知所能证实或论证的，它只是人有意赋予宇宙以暖调情感来作为“本体”的依凭而已，即所谓“有情宇宙观”是也。(见拙作《哲学探寻录》)道家对待这悲剧，则是冷静观察，并予概括，指示出人应如何有效地处理自己的一生，和如何有效地对应万事万物。“道可道，非常道”，“上下相倾，有无相成”等等，便是这种讲变迁讲行动的无情辩证法。(亦见《哲学探寻录》)儒道两家都从“人道”到“天道”，由功能建实体，以人事见天意，认审美为指归，一以情，一以智，都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呈现。所以，审美在这里就不是“静观”(如希腊)或情欲(如近代的酒神精神)。审美因为由全身心所发动并作用于整个心灵，便可以转化为实现人的各种潜能、品质、性格的积淀物，从而使个体成为创造的主体。我所谓“以美启真”(见拙作《主体性论纲》)，所谓“审美乃天地境界”等等，均在发掘这种个体创造性。因为它的特征正在于不合于一般的理知认识和一般的道德律令，而成为充分实现个体主体性(独特性)的真正途径。这也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孔门儒学区别于许多其他哲学、宗教的关键处。由此可知，审美的意义就在此情感塑造陶冶中，使人尽量实现其个体性、独特性、主体性，而成为历史(“道”)的主角。鲁迅说，世上本无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大意)，亦“人能弘道”的传承。这“人”既是历史的群体，也是实在的个体。
“道”字，在汉语言中实在是内涵丰富，含义颇多，自有“道”以来，至今未有“一言以蔽之”而天下公认的释义。每个人的人生之路不同，人生轨迹不同，人生感悟不同，所以知“道”、悟“道”亦不同也。有人喜走阳光道，有人喜过独木桥，不一而足。孔子说“人能弘道”，弘的哪个“道”，走不同“道”的人心中各有各的理解和答案。曾参、子思认为此道应该是“中庸之道”，孟子认为是“仁义之道”，朱熹认为是“天理之道”，张载认为是“为万世开太平之道”……后世无数志士仁人经孔子启发而思考形成了诸多蔚为壮观的思想、思想体系，形成了特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道”，孔子是其中的核心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