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魏晋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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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永嘉之祸

晋武帝司马炎一共有25个皇子,其中最小的第二十五子叫做司马炽,太熙元年(290年)被封为豫章郡王。司马炽的豫章王是遥领的,没有“就藩”(到封地去),留在洛阳做京官。八王之乱爆发后,司马炽自然没有实力参与同室操戈,而是冲素自守,不交宾客,不问世事,一心攻读史籍。他这么做,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两大效果:一个是得到了舆论的好评:“多好的王爷啊,一点名利心都没有,就知道学习!”另一个效果是等八王之乱沉寂下来后,司马炽成了幸存的司马炎的三个儿子之一(另两个是晋惠帝司马衷、吴王司马晏)。

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挑选司马炽继位,次年改元永嘉。司马炽就是晋朝的第三个皇帝,历史上称为晋怀帝。

司马炽和永嘉时代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司马炽在皇帝生涯的多数时光里就是个傀儡,朝政全由司马越把持。司马越以太傅身份辅政,兼任了华北六州的刺史或者州牧,并拉拢大世族王衍为太尉,在朝野到处安插亲信。晋怀帝司马炽原本就没有根基,如今更没有可能施展拳脚了。

司马炽即位前,和中庶子缪播关系很好,即皇帝位后任命缪播为中书监,任缪胤为太仆卿,此外还叫来舅舅、散骑常侍王延和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协助自己处理机要事务。这是司马炽能够拼凑起来的可怜的班底。司马越对这个力量微弱的小帮派也不能容忍,在心腹刘舆、潘滔等的劝说下诬陷缪播等人“谋反”,派将军王秉率领3000兵士进入皇宫,当着司马炽的面逮捕缪播等十余人。司马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班底被一网打尽,唯有叹息流泪而已。最后,缪播等十余人被全部斩首。司马越分析了八王之乱以来皇帝被藩王利用的历史,觉得屡次变故的根源在于宫殿侍卫力量的人心向背。为了将司马炽彻底控制在手掌中,司马越决定重组宫廷侍卫。当时宫廷中的武官都封了侯,司马越就上奏请求将有侯爵身份的宫廷侍卫全部罢免。很快,司马炽身边的武官都被解职,司马越改派右卫将军何伦、左卫将军王秉带领几百名东海国的士兵担任皇宫禁卫,等于将司马炽看管了起来。

司马越个人权力巩固了,洛阳城的形势却不太妙。八王之乱的恶果充分显现了出来:晋朝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洛阳府库空虚,而匈奴、羯族等少数民族武装纵横黄河南北,晋朝地方郡县望风披靡。洛阳城就好像是一艘装饰华丽,却缺乏水手和给养的大船,周围全是凶神恶煞般的异族小舢板;司马越就是大船的舵手,面临的已经不是大船驶向何方的航向问题了,而是如何保证洛阳不被异族武装攻陷的生存问题。他想到的办法就是派出羽檄征调地方军队入援京师,号召藩镇和地方将领们勤王。

在求援问题上,皇帝司马炽和权臣司马越的利益是一致的。使者临行前,司马炽叮嘱使者们,要他们转告地方守臣:“现在增援,洛阳可能还有得救;晚了,洛阳就没有了!”华北、西北的部分州县,南方的大部分州县都还在晋朝官吏的手中,但是他们势孤力单(高度中央集权和连年征战的结果),而且自顾不暇(自身也面临异族武装或者农民起义的问题),都不具备增援洛阳的能力。山涛的儿子、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有心报国,派出一支小规模的部队前往洛阳,不想走到宛城的时候被当地流民武装消灭了。而派出援兵后,山简自身力量削弱了,不得不闭城自守,后来干脆弃城南逃。另一个有心增援的人是荆州刺史王澄。他的刺史官职是司马越任命的,而且族兄王衍还在洛阳城中,所以派部队前往洛阳。当山简失败的消息传来,王澄害怕步其后尘,赶紧召回部队,一心保境安民。其他地方官员,情况也类似。所以,司马炽望眼欲穿,没看到一个援兵进入洛阳。

在绝境中坚持了3年多,洛阳的情况更加不妙了。异族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朝廷能控制的郡县越来越少。太傅司马越丝毫没有改变朝廷困局,又揽权专政,大失所望。永嘉四年(310年),司马越阵营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要完蛋,就有谋士建议道:与其在洛阳坐以待毙,倒不如集合城里尚有战斗力的军队,向外发展,也许能打开一片天地。司马越接受了这个带有冒险性的建议,穿上戎服去向司马炽辞行。他借口讨伐石勒(石勒正在横扫黄河以南和汉水以北地区),要率军向兖州、豫州方向发展。司马炽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胡人日渐逼近首都,洛阳官民斗志全无,朝廷社稷正倚赖太傅支撑。你在节骨眼上,怎么可以远离洛阳,孤立首都呢?”司马越辩解道:“臣此次出战,如果能够幸运地击破贼军,则国威可振,总比坐待困穷要好。”应该说,司马炽和司马越对时局的看法各有各的道理。晋朝发展到这一步,要么坐以待毙,要么侥幸取胜。

当年十一月,司马越孤注一掷,集合在洛阳城内外的4万军队,声称讨伐石勒,向许昌开拔而去。太尉王衍担任军司,与司马越同行。洛阳官民见司马越军队要弃城而去,人心惶惶,多数人都想搭上司马越这艘救生船,逃离势必沉没的洛阳大船,于是各显神通往军队里面挤。到最后,4万军队膨胀成人数超过10万的逃难大军,里面有大大小小的洛阳各级官吏、家眷、富翁和其他关系户、难民等等。一路上尘土飞扬、人声鼎沸,有拖家带口的,有丢三落四的,有被百姓打乱行伍队列的部队,也有在百姓队伍中横冲直撞的骑兵,场面蔚为壮观。

当然,司马越也没有完全放弃洛阳——毕竟它是帝国的首都,毕竟晋怀帝司马炽还有政治号召力。他留下了王妃裴氏、世子司马毗在洛阳,并留亲信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率少量军队守卫城池,以防万一。

等庞杂混乱的出征部队都消失在了远处的尘土中,洛阳城顿时变为了一座死城。官署中的大多数官吏、军营中的大部分士兵,都随司马越走了,衙门没有人守卫,治安没有人维持,最恶劣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都没有人去埋葬。每天都有人逃离死城。不愿意走和不得不留下的人,也忙于掘壕沟筑工事,以求自保。

司马越此行,能否幸运地击败石勒呢?晋朝的前途又如何呢?

晋怀帝司马炽对司马越的冒险出征,义愤填膺。司马越前脚刚走,司马炽就于永嘉五年(311年)正月给东边的青州刺史苟晞发去密诏,任命他为大将军讨伐司马越。

晋朝的天下,已经分崩离析了,各块尚在晋朝官吏手中的领土,像淹没在异族和农民武装的海洋中的一座座孤岛。大的势力,在黄河以北主要是并州刺史刘琨和幽州刺史王浚,在江南主要是琅琊王司马睿,在关中地区主要是南阳王司马模,苟晞是晋朝在黄河中下游硕果仅存的地方实力派,是司马炽讨伐司马越的唯一人选。

苟晞是职业官僚,身经百战才跻身高位的,有着奋斗成功后的老官僚的精明和市侩。他见朝政日乱,担心有祸害上身,花了很大力气交结达官显贵,每次得到宝物都往洛阳的亲贵家里送。他在兖州时,驻地离开洛阳五百里,苟晞怕送往洛阳的土特产到达时候不够鲜美,挑选了千里牛,每天凌晨驮着礼物出发晚上回来,日夜不休,用心良苦。苟晞靠此在乱世中求生存谋发展。在政治上,苟晞是个不折不扣的强权者,建立了庞大的官署和幕僚系统,专断辖区内的人事,追求战功,对付异族武装和流民起义毫不手软,日加斩戮,流血成河。兖州、青州一带百姓苦不堪言,暗地里骂苟晞是“屠伯”。

苟晞的青州刺史是司马越任命的,司马越还封他为郡公。两人的关系一度很好。如果能够深入合作,司马越有可能借助苟晞的实力,在黄河下游站稳脚跟,和石勒、王弥等人决一雌雄。遗憾的是,两人的关系在司马越出洛阳前,不幸破裂了。司马越的亲信潘滔、刘望等人诬陷苟晞,可能是想夺苟晞的官职;苟晞生气了,向司马越要潘滔等人的脑袋,又向司马越建议了几项人事变动,司马越一概没有答应。苟晞于是认为:“司马越为宰相,不能平定叛乱,使天下淆乱,我怎么能坐视不顾呢?今将诛国贼,尊王室,匡扶天下的霸业可成!”他移告诸州县,公布司马越的罪状,宣布和司马越决裂。司马炽正是看中这一点,让苟晞去讨伐司马越的。主观上,苟晞有讨伐司马越,甚至取代司马越的心思;可惜他在客观上已经自顾不暇。流民武装领袖王弥所属的曹嶷部队之前大举进入青州,志在占领领土长期经营。苟晞抵抗得很辛苦,节节败退,部队日渐零落,完全没有力量讨伐司马越,两面作战了。他能做的,就是在文字上积极响应司马炽的号召,对司马越口诛笔伐。

离开洛阳后,司马越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所谓的讨伐石勒,不过是逃离的借口而已。全军上下,从司马越到普通士兵,都没有战胜石勒的信心。不幸的是,二月,石勒大军从汉江北上,朝着司马越部队的方向冲杀过来。司马越匆忙躲避,向东方逃去。当月,石勒占领了重镇许昌。三月,司马炽又公开发布诏书,讨伐司马越。司马越还截获了苟晞和朝廷往来讨伐自己的文书。在石勒、司马炽、苟晞三方的巨大压力下,东海王司马越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心力交瘁加上急火攻心,死在了项城。

司马越死后,官民们要推举太尉王衍为首,率领大家谋出路。王衍不敢担当如此大任,百般推辞说:“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欲望,这些年来全是熬资历才升迁到如今的地位。今天的大事,怎能让我这样一个没有才能的人来担任统帅呢?”他要推举随军的襄阳王司马范为新首领,司马范坚决不答应。最后实在没办法,王衍心不甘情不愿地继承了司马越的位置。

王衍,山东琅琊人,在琅琊王家的兴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后琅琊王家在南方的发达,实在应该感谢他。从年轻时代起,王衍就精通玄理,擅长清谈,专以谈论《老子》、《庄子》为事。清谈时,王衍喜欢手持白玉柄的尘尾,手和玉柄的颜色一样白皙。虽然是玄学大师,王衍却没有留下系统的言论,就连只言片语也很少。主要原因是他纯粹是为了清谈而清谈,没有成熟的观点,经常谈着谈着觉得话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随口改过来。世人称之为“口中雌黄”。正如他承认的,因为资历老、家底硬,王衍被视为士族的首领。在人品和能力上,王衍都没有称道的地方。他的夫人郭氏是个悍妇加守财奴,连亲友的钱财都要贪霸。王衍对郭氏的贪财很鄙夷,坚持口中不提“钱”字。郭氏偏要试试他究竟会不会说钱,就让奴婢用钱绕床一圈,把王衍围在床上。王衍醒来后看到钱,大喊:“把这些堵着我的东西拿走!”在政治上,王衍没有丝毫建树,专谋自保,甚至不惜为了讨好贾南风而牺牲女儿的婚姻(王衍的女儿原本许配给了愍怀太子,王衍看贾南风不喜欢愍怀太子,竟然悔婚)。可就是他,连续担任尚书令、司空、司徒等宰相级的高官。王衍年轻时曾去拜访山涛,山涛对别人评价王衍道:“王衍看起来很不错,然而亡国败家的,正是这样的人!”

王衍当了东海王部众首领后,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回归洛阳,和司马炽汇合,号令天下,与叛军对抗,维持困局;第二条路是与其他晋朝势力汇合,比如与苟晞的青州势力抛弃前嫌合兵一处谋求自保,或者继续往东南方向发展,渡过长江去与司马睿的势力会合(与其他势力会合似乎难度很大);第三条道路是就地占领郡县,准备后勤和工事,以之为根据地防御敌人、谋求发展。应该说,这三条路都不失为现实的选择,在石勒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都具有危险性。然而,王衍做出了匪夷所思的选择:对司马越的死秘不发丧,扶着灵柩向东海进发,准备在司马越的封地安葬他。于是,以王衍为首,襄阳王司马范为大将军,全军向东踏上了尘土飞扬的征途。

石勒亲自带人追赶东海王的部队,最终在苦县追上了。石勒的部队只有两万人,而王衍统帅的有10万之众,可这10万之众抱着逃难的心离开洛阳,中途又经历首领更迭,漫无目的地在河南游荡,士气越来越消沉。将军钱端勉强出兵与石勒作战,战死,引起了全军大崩溃,十几万人被石勒的军队围困住了。兵无斗志,大家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跑到东,都在寻找逃生的缝隙,却没有一个人思考抵抗。石勒指挥军队射杀晋军,将一场决战简化成了屠杀。一圈圈的人被射死,尸体一层压着一层,“相践如山”。十多万西晋的官吏、军队和家眷就这么消失了。这可是西晋在北方最后的主力。

石勒下令焚烧司马越的灵柩,给司马越极为恶劣的评价:“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石勒是西晋末年黑暗政治的受害者,他是有资格说这话的。王衍等几十名权贵成了俘虏,石勒把这些人都叫到跟前。除襄阳王司马范神色自若拒不畏死外,其余的人都纷纷哀求石勒饶命。石勒倒没有马上大开杀戒,而是询问王衍许多朝廷往事。王衍陈说了西晋败亡的原因,但解释责任不在自己,并说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参与政事,只求避祸保身。王衍甚至劝说石勒称帝(当时石勒还是匈奴汉朝旗帜下的将领)。石勒对王衍强言狡辩、卑躬屈膝的行径极为不屑,怒喝道:“你名声传遍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就得到朝廷重用,如今头生白发了,竟然还说没有参与朝廷政事?天下残破不堪,正是你这类人的罪过!”把俘虏押下去后,石勒对参谋孙苌说:“我行走天下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无耻的人,还应该让他活下去吗?”孙苌说:“王衍一定不会为我们尽力,杀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石勒不屑于用刀杀他,就命令士兵在半夜里推倒墙壁把王衍等人压死了。据说王衍临死前,终于忏悔道:“我们虽然赶不上古代贤人,但如果平时不崇尚浮华虚诞,勉力来匡扶天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的下场。”

留守洛阳的司马越王妃裴氏和党羽何伦等人,听到司马越去世的噩耗后,仓皇无措,竟然弃城南逃。洛阳最后一丁点武装力量被他们带走了,这就好像一片枯黄的叶子被抽走了最后一丝绿色。何伦等人也没有逃远,很快就被石勒的军队拦截住了。一场接触战过后,何伦、东海王世子司马毗等人都被乱军杀死。王妃裴氏被掳掠卖掉,若干年后辗转来到了江南,才恢复了身份。当时司马睿已经在江南称帝,他是司马越的党羽,裴氏当年对他也多有照顾。所以,司马睿为司马越举办了象征性的葬礼,并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司马越。这些都是后话了。

话说司马越势力被铲除后,洛阳的情势危如累卵。

苟晞看到洛阳无兵无粮、敌人兵临城下,势必陷落,上表奏请迁都,还派出由数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运送了500名士兵、上千斛谷米进入洛阳。同行的苟晞使者请求司马炽前往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避难。这也许是挽救朝廷免于覆亡的最后机会。

司马炽非常愿意迁出洛阳。但公卿大臣们坚决反对,他们有的担心迁到苟晞的地盘后自己官爵不保,朝廷可能被苟晞控制;有的则舍不得洛阳的府邸家财。结果,司马炽和大臣们争论了好久,没有马上就走。几天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再不走就要被匈奴人抓走了。司马炽不想再争论了,决心逃亡。他找不到车子,就徒步出宫,身边只有几十名官员、宫人跟从。君臣一行人在洛阳大街上竟然遭遇盗匪抢劫,狼狈异常,只得返回宫殿。没有一定的力量保护,司马炽君臣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逃出洛阳城去了。城外,刘曜、王弥、石勒各部叛军,正不断逼近。

六月十一日,叛军从南边进入洛阳城,将官署、宫殿的珍宝、美女抢劫一空。司马炽在宫殿中被俘(一说在逃往长安的路上)。皇太子司马诠、吴王司马晏、竟陵王司马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尚书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被杀,百官士庶死者3万余人。史称“永嘉之祸”。洛阳城经过八王之乱和此番洗劫,成为一座废墟。

永嘉之祸的发生,是西晋开国以来种种矛盾累积的恶果。晋武帝司马炎时期的大臣何曾曾悲观地预测王朝很快就会覆灭,对儿子们说:“你们还能够免祸。”指着孙子们说:“他们一定会遭到国难。”何曾判断的依据是司马炎君臣聚会的时候,都是谈家长里短、谈如何享受,没有一个人在关心国计民生。这样的王朝怎么能长久得了呢?即使何曾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也要对王朝覆灭负责。他们何家一顿饭吃几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本身就是穷奢极欲的统治阶层的一员,对国家发展毫无裨益。如果没有八王之乱这样的内乱,西晋可能还能多维持几年,八王之乱的爆发,大大加快了王朝的灭亡。果然到永嘉末年,何曾一家已经没有子孙留存在世了。

永嘉三年(309年),匈奴人判断“不出三年,必克洛阳”,他们果然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