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南北朝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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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盛极而衰,北魏也不能幸免

南方齐梁两朝交替的时候,北方是北魏宣武帝在位之时。

宣武帝名叫元恪,是孝文帝的次子。元恪的即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首先是大哥因为反对父亲的汉化政策被诛杀;其次是孝文帝在南征的途中突然死亡。元恪是在一片混乱中被群臣拥立为新皇帝的。

拥戴元恪的大功臣就是彭城王元勰。彭城王元勰和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晚年最信任的两个宗室。任城王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坚定支持汉化政策。元勰是孝文帝的弟弟,是孝文帝南征时的得力助手。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孝文帝在南征途中病重,元勰内侍医药,外总军国之务,掌握了实权。第二年,孝文帝在弥留之际,想将政权托付给元勰。他对元勰说:“嗣子幼弱,社稷就只能倚重你了。”元勰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不愿意在政治上涉入太深。他苦苦推辞,说自古以来托孤的重臣也好,大权在握的权臣也好,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元勰更不想以皇叔身份辅助幼主了,认为这是“取罪必矣”。他举例说:“昔周公大圣,成上至明,犹不免疑,而况臣乎!”孝文帝说服不了弟弟,叹息几声,不再勉强他了。元勰还主动求退,孝文帝就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定州刺史。

孝文帝随即驾崩,元勰主持了南征军队的撤回,还坚定地拥戴侄子元恪登基继位。之后,他主动处于退休状态,都没去定州办过公。

元勰辞让后,孝文帝指定了6个顾命大臣。他们分别是:广阳王元嘉、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两个汉族大臣王肃、宋弁。其中,元嘉是太武帝的孙子,是皇室中的老长辈、老好人,他在顾命大臣班子里的象征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宋弁进入班子没几天就去世了。所以,真正主事的是任城王元澄、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和王肃。

这四个人之间,矛盾重重。元禧和元详是亲兄弟,都是孝文帝的弟弟,自然抱成了一团。王肃是归降的南齐大臣,在孝文帝时期深受信任,提出了不少汉化主张。但他在北魏朝野的根基很浅。孝文帝死后,王肃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立刻受到了鲜卑贵族们的排挤。任城王元澄是个忠厚长者,但他对只动动嘴皮子、没几年就和自己并列为顾命大臣的王肃很不服气。恰好此时有一个投降的南齐人诬告王肃是南方的奸细,一直和南方暗通情报。元澄不核实情况,就草率地上表称王肃谋反,并且不等皇帝诏令就软禁了王肃。这一下,事情闹大了!咸阳王元禧等人很快查明王肃并未谋反。元禧对功勋卓著、资历深厚的堂叔原本就心存畏忌,如今迅速抓住元澄陷害王肃的机会,以“擅禁宰辅”的罪状让宣武帝元恪罢了元澄的官,外贬为雍州刺史,赶出了京城。事件的另一主角王肃也被外贬为扬州刺史,镇守寿阳。王肃在寿阳郁郁寡欢,于景明二年(501年)去世。

至此,元禧和元详两兄弟掌握了北魏的实权。这二人才能平庸,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贡献,却热衷于享受。景明二年(501年)初,元禧派家奴找到领军将军(负责捍卫皇宫的羽林军)于烈,要调羽林军官兵充当自己的仪仗队。于烈直摇头,说这是“违制”的行为。皇帝的侍卫官兵怎么能去给一个王爷当仪仗队呢?元禧不甘心,第二次派人找到于烈,态度强硬地说:“我是天子的叔父,我的话同诏书没有什么区别。”于烈倔强得很,就是不同意。元禧大怒,调于烈当恒州刺史。于烈干脆请了长期病假,闭门不出。

表面上看,元禧赢了。殊不知,于烈虽然官职低小,却在羽林军系统有不小的势力。他早早安排儿子于忠掌握宣武帝的宿卫亲兵,长期跟随宣武帝左右。被元禧“修理”了以后,于烈授意儿子劝宣武帝“亲政”。皇帝一旦亲政,就不需要顾命大臣了。元禧自然就失权了。

宣武帝元恪已满18岁了,正是血气方刚,期盼大展拳脚的年龄。他也觉得顾命大臣碍手碍脚,想要亲政。北海王元详和元禧意见不合。他看到皇帝有亲政的念头,选择跳出来揭发元禧“专横不法”,希望给侄子留个好印象,争取亲政后自己能“失权”不“失势”。

于是,请了长期病假的于烈突然有一天全副武装起来,带上宫中卫士六十多人,“宣召”在京城的元勰、元禧、元详三位王爷进宫。元禧措手不及,只得乖乖被押解入宫。宣武帝元恪宣布亲政,调整三位叔叔的官职。元勰被客客气气地解除职务,反正他也一心求退,所以叔侄双方都没有意见;元禧“升任”太保,明升暗降,被剥夺了实权,元禧敢怒不敢言;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元恪对他的主动揭发很满意,重用了他。一场权力之争,和平地谢幕了。

我们来看看亲政的元恪的个人素质。元恪大体上还过得去,算是一个认真工作(没发现他荒废朝政的记录)、关心百姓疾苦(正史上有不少他赈灾救民、警诫贪腐的诏书)的正常皇帝。《魏书》还记载了元恪射箭能射一里五十步,可见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差。

元恪亲政后,做了一些好事。比如他拒绝鲜卑遗老们返回平城故里的建议,扩建新都洛阳,继续父亲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对外政策上,元恪趁南齐末帝萧宝卷统治荒唐造成国家动乱,频繁南伐。北魏陆续占领了扬州、荆州等地的重要城镇,疆域进一步扩大,拉开对南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元恪也遭遇了两次对梁朝作战的惨败,导致北魏军队元气大伤。(详情见下一节“南北方又打起来了!”)

《魏书》称赞元恪“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人君之量”。喜怒不形于色、在朝堂上沉默不语,这些特点说好可好,说坏可坏。皇帝的确要端着架子,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有很多皇帝沉默不语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大臣们的争论没有准确的判断。元恪就属于这类皇帝。他对军事、历史、政治都能说上话,但对人心善恶、对政治的微观操作了解甚少,感觉很迟钝。这就造成元恪虽然能留下不少冠冕堂皇的诏书,却很少有切实的政绩。相反,北魏在他统治时期走上了下坡路。

却说元恪亲政后,让北海王元详做了大将军、录尚书事,主持朝政,又信任左右亲随茹皓、赵修等人。这几个人都不是好东西:元详能力平庸,整天不干正事,就知道贪污受贿,聚敛钱财;茹皓、赵修等人暴得富贵,头脑发热,仗着元恪的宠信在外面弄权用事。他们一起将北魏的政治越弄越糟。

咸阳王元禧失势后,也不消停。自古权臣失势,免不了要抄家灭族。元禧很担心自己的命运。原来聚集在他身边的一帮人,本想仗着元禧谋取荣华富贵,如今看主子失势了,就怂恿主子孤注一掷地造反。元禧的亲信常常向他传递一些“宫中的消息”,今天说皇帝如何不喜欢元禧,明天说哪个大臣主张诛杀元禧。元禧为了自保,联络小舅子李伯尚、氐王杨集始等人商议造反。当年五月,宣武帝元恪到洛阳郊区的北邙打猎。元禧乘机紧闭城门,商议起兵,并派长子元通到河内起兵。在政变的节骨眼上,一帮人却在具体细节上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元禧当断不断,竟然决定暂不起事,让大伙先散了,“从长计议”。参与谋反的杨集始见状,觉得如此造反绝不可能成功,一出元禧的家门,就跑到北邙向元恪自首了。元恪闻讯,不打猎了,调动兵马围捕元禧去了。元禧身边并无军队,被于烈派几个卫士就轻易逮捕了。元恪亲自审问后,责令元禧自杀,并诛杀参与谋反者十多人。咸阳王长子元通被河内地方官杀死。

元禧造反,对宣武帝元恪的刺激很大。“亲叔叔都会谋反,我还能相信谁呢?”他亲政前就对宗室诸王没有好感,如今更加疑忌宗室,进一步依靠身边亲信赵修等人,同时提拔母系外戚作为新的依靠力量——父亲的亲属不能相信了,就只能信任母亲的亲属了。

宣武帝的生母高氏,原籍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遵照鲜卑族“子贵母死”的传统,在儿子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就被迫自杀了。她的兄弟亲属散落民间,默默无闻。元恪即位前从来没有与高家的人见过面。现在,元恪在民间找到了母亲的两个兄弟高肇、高显和一个侄儿高猛,都封为公爵。其中高肇被封为渤海郡公,最受元恪倚重。

高肇兄弟子侄三人,之前都是帝国底层的小百姓,如今突然被召入连想都不敢想的皇宫大内,一则惊恐万状,二则不知礼节,闹出了不少笑话。可在元恪看来,这却是母系外戚纯朴敦厚的优点。这又是小皇帝想当然的地方。土得掉渣的人不一定就纯真老实。高肇“数日之间,富贵赫弈”,变成朝廷大红人后,心理也变了。一个人从底层突然跃升为顶端权贵,往往带有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他要掩饰自己的自卑,同时要抓紧享受,并且聚敛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财富,来缓解内心的不安。高肇知道高家在北魏朝廷没有根底,本家又人丁稀少,就选择勾结朋党、招降纳叛来壮大实力。对于主动依附投靠的人,高肇竭力拉拢、保举,让他们几十天内就升官;和高家过不去的人,高肇就百般陷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把社会底层那一套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流氓伎俩都搬到了帝国朝堂上来,朝野群臣们还真不是对手。在财富上,高肇进一步败坏风气,大把大把抓钱。咸阳王元禧伏诛后,王府的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大多入了高氏的私囊。

宣武帝越来越倚重高肇。高肇的势力膨胀得很快。当时,宣武帝的头号亲信是散骑常侍赵修;朝廷的实际主政者是北海王元详。高肇决心扳倒二人,取而代之,让势力更加壮大。

赵修出身卑微,是元恪当太子时期的侍卫。元恪非常信任赵修,登基后一路将他提拔到散骑常侍的高位。赵修在家中设宴,元恪都会亲自参加,还招呼许多王公贵族官僚一同前往。赵修小人得志,顿时忘乎所以。他仗着皇帝宠信,在外面胡作非为,欺负同僚。父亲落葬时,赵修毫不悲痛,宾客在送葬路上竟然掳掠奸淫民间妇女,甚至把人家的衣服剥光取乐。对于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角色,高肇对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他大义凛然地揭发赵修的罪行。赵修早已犯了众怒,大家见高肇挑头,纷纷跟进,争先恐后地控诉赵修的罪状。宣武帝就是想袒护赵修都不行了。景明四年(503年),宣武帝元恪不得不把赵修公开审问,判决鞭打一百下,发配敦煌充军。高肇是要取赵修性命的,所以安排了五个五大三粗的壮汉轮流鞭打赵修,实际打了三百鞭。不想,赵修出身侍卫,身体素质过硬,吃了三百鞭竟然没有死。虽然没死,赵修也伤痕累累了。高肇紧跟着让人把赵修绑在马后,赶马飞跑。可怜赵修重伤得不到休息,又被马拖着跑,跑了几十里地就血肉模糊,死了。

几个月后,高肇又告发北海王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四人谋反。元恪已经不信任宗室亲王了,而茹皓等四人都是元详推荐到元恪身边的。他把两者联系起来一想,越来越觉得高肇的告发有道理。元恪迅速抓捕茹皓等四人,第二天就处死;派羽林军将元详押往华林园软禁。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元详之兄)等几个宗室商议如何处置。大家的处理意见是将北海王元详废为庶人,严加圈禁。元恪很可能是想留元详一条性命。不想,北海王府的几个家奴策划劫狱,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连累元详被杀了。

元详“谋反”事件,让宣武帝元恪进一步猜忌宗室诸王。高肇猜透元恪的心理,劝他加强防范宗室诸王。元恪派出禁军驻守各王府邸,名为保护,实际上将各位王爷当做囚犯看守了起来。彭城王元勰劝谏元恪,说国家分封诸王就是为了让诸王拱卫皇室,如今形同囚禁,怎么让诸王发挥作用?万一皇上出事,谁来保护?可惜,元恪不听。元勰心中苦闷,干脆自我封闭起来,不与人来往了。

宗室诸王集体失势后,元恪自然更加倚重外戚高氏。高肇的气焰日渐嚣张。他出任了尚书令,主持朝政,又娶了宣武帝的姑姑高平公主做妻子,还送侄女进宫做了贵人。不久,于皇后暴亡(很多人怀疑是高肇下的毒手),高贵人就升格为了皇后。高家的权势多了一层保障。至此,高肇阴谋得逞,成了北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

元恪暗于识人,不擅微观实践,却有很高的佛学修养。他喜欢在宫中召集名僧,亲自讲经论道,带动佛法在北方的报复性发展。

皇帝醉心佛法,方便了高肇在外面任意胡为。史书很不客气地说他“每事任己,本无学识,动违礼度”。为了显示才能,高肇特别喜欢“改革创新”。他修改了大多数的先朝旧制,又不能制定成功的新制度,造成了政务的混乱。其中,改革涉及现任官僚、贵戚们的勋位、封秩,高肇都进行了削减,造成官场上民怨沸腾。他将自己置于非常重要危险的地位了。

永平元年(508年)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宣武帝的叔叔、彭城王元勰的弟弟)在信都称帝,公开造反了。促使元愉造反的原因很强大:他和侄子宣武帝有矛盾,宣武帝曾经逼死他所爱的女子,逼他迎娶高氏女子;他对高肇的大权独揽很不满,又担心朝政被高氏败坏;他自己也想过过当皇帝的瘾,等等。可惜,元愉造反的实力却很弱小。朝廷镇压的大军很快就到达冀州。元愉只抵抗了一个月,就在逃亡途中被擒。在元愉被押解往洛阳的半路上,高肇派人把他杀害了。(元愉生前没当成皇帝,日后次子元宝炬成了西魏皇帝,他在九泉之下被追尊为了皇帝。)

元愉造反事件,被高肇利用来向彭城王元勰开刀。元勰才华出众,声誉很好,被北魏军民公认为“贤王”。之前,孝文帝有意让他主政,元勰主动推辞的事情,被传为美谈。高肇就觉得元勰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他之前多次诬告元勰,元恪都不相信——毕竟,元勰对元恪有拥立的大功。这一次,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潘僧固被裹挟参加了元愉造反。高肇又一次诬告元勰,说元勰不仅暗通元愉,还联络南边少数民族,参与谋反。高肇还收买元勰旧部魏偃、高祖珍做证人,一起诬告元勰。在种种似是而非的证据面前,宣武帝元恪又一次做出了错误判断,无奈地接受“又一个叔叔谋反”的事实。

于是,元恪设下酒席,召高阳王元雍、彭城王元勰、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四位皇叔,以及广阳王元嘉和高肇赴宴。散席之后,元恪安排各位王爷分别择地休息,然后派人带着武士给元勰送去毒酒,逼他自杀。元勰不肯喝,力辩清白,大喊有人诬告,再三要求和告发者对质。来人不肯传达,拔刀相威胁。元勰大呼:“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最后饮毒酒自杀。来人担心元勰不死,又命武士补上了一刀。天亮以后,元勰的尸体被一床被子包裹着,送回彭城王府。宣武帝对外宣布彭城王“醉酒而亡”,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赐彭城王谥号“武宣”,企图掩人耳目。(元勰的儿子元子攸后来当了北魏皇帝,追尊他为文穆皇帝。)

高肇又一次阴谋得逞,又一次升官,当了车骑大将军、司徒。如果按照这个状况发展下去,高肇会加速蚕食北魏的实权,说不定还会成为第二个王莽。不过,朝野百官暗中早已对他心怀怨恨,恨他为人歹毒。特别是元勰遇害后,军民们普遍同情元勰,认为高肇“屈杀贤王”,是幕后黑手。鲜卑贵戚们更是对高肇恨之入骨。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元恪突然病故,享年33岁。太子元诩即位,年仅6岁。

元恪一死,宗室诸王和不满高肇的大臣们立即策划反击。依附高肇的官吏也纷纷“倒戈”。前一年的十月,高肇以司徒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领兵进攻益州,刚好不在洛阳。于忠当时担任领军将军。之前他被高肇“修理”过,处于受压制状态。如今,他调动羽林军,控制局势,又与侍中崔光等人商议,请出高阳王元雍、任城王元澄主持朝政。

新领导班子用新皇帝的名义,召高肇回京。高肇得知洛阳的变故,知道不妙。这时候,不学无术的缺点就暴露了出来。他竟然想不出摆脱危局的方法,只得乖乖回京。高肇进宫对着元恪灵柩痛苦哀号。高阳王元雍和于忠早已埋伏了十多个武士,等高肇哭完先帝,就把他拉出去杀了。高肇专权之祸,终于解除。

高肇对北魏命运起了恶劣的作用。原本平庸的元恪带着北魏缓慢前行,高肇就像是一股催化剂,引着大家走上了下坡路。他的揽权胡为,加剧了北魏朝野的贪腐之风;他的改制乱为,恶化了北魏帝国的政治运作;他的诬告陷害,打开了北魏内部倾轧的大门。这些加上同期北魏对南梁作战的两次大败,使得整个帝国由盛而衰,不复孝文帝时期的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