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封建土围子
欧洲和中国古代，都曾存在封建制。封建制度，贵族恒为贵族，农人恒为农人，做工则世代为工。世袭，是那个世代的最基本的特征。中国的封建制，战国以后就消失了，欧洲的封建制，也灭亡了几百年。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偏又出现了“世袭招聘”的怪事，事情发生在温州的公路管理部门，人们发现，那里的员工招聘，多少年来，大体是内部消化，非自己人的后代莫问。
这样的用工世袭制，一直都有听说，铁路，水务，烟草专卖等等部门，或多或少都有点自己人优先的潜规则，当然，做到温州公路部门这样规模的，还是需要一点胆量。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是国家的，子女顶替父母上班，曾经相当流行。但是，市场经济的到来，打破了这个格局，用工世袭不灵了。好些企业，在转制过程中，弄丢了铁饭碗，自然世袭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转制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负有国家管理职能的部门，它们半是国家管理部门，半则具有企业的功能，旱涝保收，从来就没有一般需要转制的国企那样的生存压力。改革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们的日子反而越来越好过。这样的单位，由于日子好过，里面的人不仅不想出去，而且希望自己的子女子承父业。加上这样的单位，原本就没有经过正经的改革，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基本照旧，于是，在行业的默许下，用工世袭制一直就没有消失，在需要招聘的时候，招聘就自然成了幌子，人家该世袭还世袭。只是，世袭的特权只属于系统内的领导。
不用说，这样的世袭招聘，在它们的行业内部，的确是一项得官心的“善政”。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社会而言却相当有害。这样的国家单位，理论上讲，是纳税人供养的。现在的自我生财能力，其实并不合法。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圈起一个土围子来，世袭为王。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是部门内部人的封建领地。况且，这些年，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严重，社会流动出现停滞趋势。一个个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土围子，无疑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的趋势。一项国外的研究表明，在西方，父母所受的教育对子女前程影响巨大，而他们是干什么的，则对子女影响不大。而在当代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对子女前程影响最大的，是父母所处的位置。如果父母是国家单位的，影响就更加正面。
人们都知道，社会流动性的减少，底层的人们上升渠道的堵塞，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危害极大。像温州公路管理部门这样的土围子，也许并不是造成特权横行，社会阶层固化的最大元凶，但是，如果连这样的土围子都打不掉，整个局面的好转，怎么可以期待呢？
被安排的孩子们
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一些被安排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家境都不错，老爸或者老妈大抵有本事。这样人家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切，幼儿园，小学，中学，如果考大学，专业肯定是家长选的。如果出国，一切也由家长定。有更夸张的，三岁四岁，就给安排成了公务员，长大之后，绝不担心找不到工作。没这样夸张的，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家长肯定也给找好了工作。当然，找的时候，一般不问孩子的意愿，只看社会的评价。工作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安排配偶。到了这个阶段，多少会顾及一下孩子的想法，但安排相亲，必须听老爸老妈的，一个一个相下来，总得有一个成了东床佳婿或者佳媳。自然，房子早就给买好了，剩下的事就是结婚生子，连结婚仪式甚至孩子满月酒，都是老爸老妈安排停当。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一辈子都给家长安排了，一旦到了家长不行了，孩子也步入中年了，即使想要自主，也心有余力不足了。
一辈子给家长安排的孩子，也有反抗的，反抗成功，也有能自己飞出去的，有的还小有成就。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试图反抗而不成，挣扎一下，发现外面的世界还挺残酷，自己的翅膀又很软，只好乖乖回到父母的怀抱里。也有的孩子，干脆不想反抗，很享受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有时候还不时地炫耀一下，炫耀父母给予他们的一切。被安排的孩子，彼此碰到了，还要比拼比拼，从皮鞋到挎包，从汽车到房子。
一辈子，或者一辈子的多数时间，都被家长安排了，等于是一辈子都是家长替他们活了。一辈子没有过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也没有用，得老老实实按照父母设计的路线图，亦步亦趋。时间长了，连想法都没有了。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很幸福，但实际上很不幸。他们的一生，无非是父母的复制品，或者父母意愿的实践者。就一个生命个体而言，他们等于是行尸走肉，一个吃好喝好，生活优裕的行尸走肉。
很多中国的家长，都想这样安排自己的孩子。不能这样安排，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财力不够，权势不大。没有办法，才让孩子自己去奔。而多数中国的孩子，也习惯于接受这样的安排。每逢高考咨询，都看见一群群的家长，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奔走打听，结果却让自己考得很好的孩子报考了一些明显是忽悠人的专业，而孩子，只是听从安排而已。一直读到大四，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读这个专业。现在，这样的咨询，已经扩大到了幼升小，小升初，中考，当然还有出国留学。
似乎，在我们富有爱心的家长们眼里，孩子根本就不是人，没有独立的意志和意愿。有能力，就一辈子给孩子安排好，没能力，也安排一半。从来不考虑培养孩子的独立、自立精神和能力，开发孩子的兴趣和潜能，让孩子自己去飞，飞出一个广阔的天地。而是拼了命用自己的翅膀，尽可能把孩子像小鸡一样，拢到自己的怀里，恨不得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断奶，做自己怀里的小乖乖，方才称心如意。
我知道，我们大多数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没人想有个闪失。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有风险。每个孩子都是有别于父母的独立生命，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是父母的义务。替孩子活一辈子，看起来富有爱心，实际上是对孩子的戕害，以爱为名的戕害。
淡定哥和微博控
一个出了车祸，身体受伤的年轻人，在别人惊魂未定之际，却在发微博。几条微博立刻被多人转发，人称他为“淡定哥”，受到热捧。纸媒还找到发帖者本人，对他进行了采访。从采访内容看，“淡定哥”的境界有了进一步的拔高。
出车祸不忘发微博，对于微博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既添了人气，也报告了新闻，而且是最新鲜的现场新闻。任何一种媒体的记者，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第一手的现场报道。但是，如果说这个小伙子因这样的行为受到热捧，要人们学习他的镇定，或者说淡定，好像就未必了。遭遇一场几十人受伤的车祸，而且因汽油泄漏而有爆炸的风险，作为一个只受了轻伤，有能力帮助他人的年轻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要做的，是把车祸向有关部门报告，然后要做的，应该是帮助那些受伤比自己重的人，把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尽可能去安慰同行人，组织大家自救。发微博，应该是这些要务做完之后的事情。
然而，这个小伙子的表现，却更多的像一个微博控，一个发微博有瘾的人，不管自己的状况，也不管他人的状况，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发微博不止。从心理学角度，这样的镇定，其实不是真实的，而是因为他的心思完全被某些事情吸引了，着魔了，以至于什么都可以不顾。这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微博的魅力，而非小伙子良好的心理素质。记者的采访，实际上有了先入之见，而“淡定哥”更可能是就坡下驴。
如何应对突发的灾祸？这在我们这个国家一直是个问题。像车祸，火灾，地震等等灾害，在任何社会都是难以避免的。实际上，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摊上的。出了事之后，情绪镇定，当然是必要的，但这镇定，需要训练。不仅面对突发灾害情绪镇定需要训练，灾害中的自救和救人也需要训练。这样的训练，在发达国家，是学校的日常功课，也是社区居民所必备的课程。除了极少数禀赋异常者，没有什么人天生淡定，天生懂得自救和救人，天生知道如何紧急处置。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急需的，是补上这一课。“淡定哥”的表现，不管他是出于着迷微博也好，还是天生镇定也罢，但他的表现，其实还缺点什么。总而言之，他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好，但也不算是表率。社会和公众，应该从每个事故中吸取教训，让损失降到最小。
分权古今谈
一次制度史的课，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几位同学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论说下来，言外之意，都是说中央集权好，凡是有利于集权，就是好制度，不利于集权，就是坏制度。我忽然意识到，这种观念，实际上成了人们的潜意识，没有人对此产生质疑，甚至连怀疑的可能都没有，径直把它当成了论证的前提。我知道大一统是国人的既有观念，但没想到在国人眼里，大一统就等于中央集权，反对中央集权，就等于赞同分裂，赞同割据。由此，我意识到，以往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中央集权的绝对正当性。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中央地方的分权纠葛，实际上没有什么分权，放也好，收也罢，权力都是中央的。放的时候，是赏赐，收的时候，是惩罚。地方没有任何抵抗，只能忍受。放的时候，地方马上想到的是以后会收，所以，能用则尽量用，扩张边界也要用，不用白不用，反正用的也不是自己的权力，没几天就要收回的。乱，不可避免。
实际上，在历史上，中央集权并不等于大一统。西周的封建制，各个诸侯国都是近似的政治实体，但并不意味着西周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只有到了战国，王室彻底衰落，七雄并立，大一统才告彻底瓦解。秦统一之后，在国家结构的选择上，分权的封建制也是选项之一。即使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的制度性分权，也是存在的。西汉和盛唐，地方郡和州都有相当大的制度性的自主权。其长官在财政、人事、司法乃至军事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于西汉的郡疆域相当大，一郡太守，几乎等于一国之君。他可以自己任命属官，决定开支，享有司法的终审权，还有统领本郡兵马之责。但是，享有这一切大权的前提，是他必须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分权的体制下，汉唐才成就了盛世之名。
只有怀有敌意的地方军事割据，才事实上等于分裂。像唐朝末年的藩镇，五代十国相对于五代的十国，近代北洋时期的各省军阀。我们知道，这样的割据，本质上跟西周的封建诸侯，跟西汉与盛唐的地方政权，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情况下的地方政权，虽然名义上也承认中央政府，需要中央政府的认可，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如果中央政府不认账，他们马上就会翻脸，以公开的军事反叛相威胁。而分权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西汉初年，诸侯和郡都有独立的军权，但从来只有叛国，而从无叛郡。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南北东西，情势千差万别，没有地方的积极性，什么事也办不好。所谓的地方积极性，如果不制度化，也就得不到保证。所以，分权必须是制度性的，不能是政策性的权宜之计。多少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难以理顺，总跳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迷局。就是因为，我们的所谓分权，都是政策性的。分权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证。在人们的观念中，中央就是好的，地方则疑点重重，中央如包公般明镜高悬，而地方则如伺机作案的鼠窃。一出问题，媒体即呼吁加强管理，加强的，都是中央集权。好像只要事事由中央管起来，就都好了。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缺乏监督，中央也好，地方也好，都可能出事。相对而言，地方上的监督还容易些。
富人为何要移民？
有消息说，中国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而家资在一亿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比例更高，达到74%。其实，这种状况已非一日了。现在的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做裸官，演员改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似乎移民成了一种潮流。以至于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蜂拥而来的中国移民，修订了移民的条件，提高了门槛。
这些人为何要走？这是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个难题。其实，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并不想走。即使移民了，也无非是像裸官一样，把老婆孩子放到国外，财产转移到国外，自己依旧在国内打拼。这样的现象，不止官员如此，企业家和演员也如此。试问，眼下当红的有了外国国籍的一线演员，有几个是去好莱坞发展的呢？还不都是拿着国外的护照，照旧在中国混。在他们中间，有的甚至拿的不是发达国家的护照，但是，就是泰国的护照，似乎也有必要拿的。很多企业家，生于斯长与斯，创业和生活，都在国内。很多人连国外生活的经历都没有，连起码的外语都不懂。他们去国外，如果全家迁走，不仅意味着此前生活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挣钱历程的结束，从此以后，只能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寂寞地生活了。对于已经习惯了国内的生活的人来说，国外的好山好水，其实跟他们无关，好山好水，只意味着好寂寞，好无聊。
不想走，却不得不走，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不踏实。在中国古代，富人，贵人，哪怕高官厚禄，哪怕皇亲国戚，只要风云转换，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财产，包括家室，就都会一风吹。任何人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法律的切实保障。“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红楼梦》里《好了歌》描绘的场景，其实是社会严酷的现实。严格说来，这样的场景，今天尽管有了《物权法》，还并没有从人们的心灵深处抹去。有权的，有钱的，有名的，都没有真切的安全感。说句大白话，他们不踏实。即使有些人很有权势，但他们仍然不敢确定，一旦他们出了事，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对待。有人说，这些人是在用脚投票，其实并不确然。至少，对于他们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而言，他们只是求一个踏实，一个保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投票和选择，不如说是在买保险。
不用说，这几部分有心思移民的人，都是现阶段中国的精英。无论哪个国家，精英流失，绝非流出地之福，但是，要想遏制这种移民潮，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以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给他们一些安全感。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生命线
做慈善事业，得让人们信任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有公信力，否则，就没有人给你捐款。在旧中国，中国人的慈善，靠的是个人的公信力。所以，凡有大的慈善募捐，必须有足够大的大人物领衔。这样的大人物，必须既有号召力，而且个人声誉又好。民国时期，像做过总理，而且一直热心慈善的熊希龄，有资格，而青帮大亨杜月笙，也有资格。杜月笙虽然人在帮会，靠的是黄赌毒发财，但却非常热心慈善，每年都在救济穷人上花大笔的银子，甚至自己闹亏空，也要施舍。这样的事做多了，公信力也就有了。很多次长江大水灾，都是由于杜月笙的参与，慈善救济才能办起来。
如果不靠个人的公信力，就得依赖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在晚清和民国，依赖组织的慈善事业，主要是教会办的。教会的募捐，主要来源是国外，但公信力则来自教会本身。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多年做慈善事业，其组织的公信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到了民国时期，即使非教徒的中国人，也有乐意参与教会捐助的。
显然，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是跟从事慈善者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如果依赖的是个人声誉，则不仅主持的大佬声誉要好，底下具体办事的人，也得规矩，否则，一旦弄出事来，也一样声名狼藉。民国期间，出过好些借救灾募捐牟利的事，每个事件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大佬栽了进去，实际上，都是底下人坏的事。而这种事，似乎只有杜月笙有金刚小坏之身，做最多的慈善募捐和义演，但却一次没有出过娄子，原因大概人家是帮会老大，底下办事的，帮规森严，没有人敢糊弄老头子。而从组织上讲，则更是因为教会多少年来，主要行为就是慈善，积累甚丰，所以容易让人信任。所以，从事慈善的人或者组织，自身的行为，要经得起推敲。
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人人都知道是红十字会。中国的红十字会，是官方组织，而且拥有红十字会的名头，从事的是单纯的慈善事业。来头大，出身好，有天之骄子的感觉。但它也有先天的劣势，第一，无法依赖大佬的个人信誉，第二，由于是纯粹的官方组织，难免沾染官气，在官府整体声誉下降之际，会受连累。当然，红十字会最大的问题，还是长期运作过程不公开透明。这些年来，有关红十字会的传说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的说它挪用善款违规盖楼，有的说它倒卖捐赠品，有的说它借红十字会的名义做违法的买卖。令人诟病最多的，是它对善款征收的管理费。有的说它提成10%，有的说提成19%，甚至还有人传说它们提成50%。真佩服红十字会的领导人，这么多年，面对这样的传说和质疑，居然一不出面解释，二不公布账目，一任流长蜚短。
现在网上正在发酵的郭美美事件，实际上是公众对于红十字会多年怀疑的大爆发。事件也许像网友说的那样，水很深，内幕很黑，也许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红十字会多年灰箱乃至黑箱的运作，的确是惹祸之源。这么多年了，来自红十字会和官方的公信力，大体已经透支干净了，新的信任，要依靠自己的所作所为了。但是，红十字会却依然我故，在这个网络时代，照样像过去那样行事。郭美美事件出来，不及时申请第三方调查，反而自己出两个杀气腾腾的声明，一面干巴巴地撇清自己，一面威胁网民不许再说。结果，火上浇油，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大。
在任何一个国家，慈善都是国民的敏感神经。任何人都受不了自己的爱心捐赠被人挪做他用，或者贪污掉。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差，令人无法不愤怒。所以，慈善组织要想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就必须永远谦恭地接受监督。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严苛的检验和监督，这就是慈善事业的现实。一旦失去了公信力，那么慈善事业的生命也就告终了。
官员迷信的奥秘
这些年来，佛道很风光，会看风水的人，生意也特别的好，名气大一点的，每每宾客盈门。有权和有钱的人，似乎都好这一口。特别是有权人的热衷，对这些人的生意，有极大的广告效应。这些大师们，自我吹嘘之时，一般都会提及他跟哪个领导关系如何如何。
无论到哪个寺庙道观，总有人告诉我，大年初一的第一道香，是哪个领导的特权。哪个哪个大师，或者活佛，跟哪个领导过从甚密。这些事，我都无法考证，即使这样的话出自号称不打诳语的出家人之口，我也没法信。现在道观佛寺，尽管香烟缭绕，但却有了太多的衙门气和铜臭气。佛门清规都靠不住，话能靠得住吗？但是，却总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一会儿这个官员信风水平白修了条路，架了座桥，一会儿那个官员建了一个风水广场。还有堂堂的法院，门口安上了辟邪的宝剑。看来，官员的迷信，绝非空穴来风。
按说，信佛信道，不能说是迷信。就算受了戒，也只能算是进了人家的教。共产党的官员，虽说按道理不能进教，但信仰自由，也没有大不了。但是，眼下信了这个信那个，跟僧道活佛关系密切的官员们，说到底，其实什么都不信。他们之于佛道还有风水，无非是想找一点彼岸世界的助力，帮他们升官发财。这样的信法，就是迷信。
佛教也罢，道教也罢，不仅有让人尊奉的神佛体系，而且背后有相应的道德说教和信条。信徒守戒，就是要通过这种外在的约束，实现道德的净化。但是，迷信佛道的官员们，守戒者一百个里面一个都没有，根本也不在意宗教的道德信条。他们的信，就是让宗教业者通过某种操作，给他们带来福祉。当然，这需要付费，即使不付费，也要转让一点权力。很多围着领导转的僧道活佛，都很能办事，其本领，就是从领导那里渡让过来的权力。实际上，官员们在意的是大师们的法术，一种正常人的世界没有的功夫。风水先生可以通过“看”，看出来，算命大师可以通过“算”，算出来，而佛道和活佛，则可以通过各种更加神秘的法会、道场展示出来。大师无非是中介，是官员和神界之间的中间人。官员通过中间人，贿赂了神佛。有神佛相助，自然可以升官发财，犯了事，也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们相信彼岸的神灵有神通，但也相信有神通的神灵，跟人一样，都是可以收买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官员们的迷信，跟他们在官场上的作为一样，无非是私下操作，潜规则，走关系，塞包袱。黄道，黑道，白道和裙道。塞钱贿赂，一路顺风。当然，一般来说，风水和算命大师，原本就是江湖中人，做生意挣钱的。即使佛道，又有哪个不乐意跟权力交结呢？所以，这样的贿赂，中间人大都是乐意的，但神佛乐意不乐意就不得而知了。
这样极端性的功利信仰，跟中国人固有的宗教意识有关。或多或少，国人传统的宗教信仰，确有功利性的一面。但是，即便如此，一般人的信仰之中，还是存在对宗教道德信条的敬畏。没有太多的人相信，可以一边做恶，一边给神佛掏点香火钱，就可以平安无事，官运亨通。但是，官员们信，在他们看来，没有权力运作和金钱运作做不通的事，只要有了权，就什么事都能办成。这样的极端，本质上是官员们在既有信仰崩塌之后的一种变态反应。在这个时代，如果真的有信仰危机的话，主要体现在某些官员身上。
何以全民寻找郭美美？
这几天，网上最大的事，就是寻找郭美美。一个流行的套话在流传：郭美美的事没查清，我们无心工作。这个“我们”，可以是任何人，包括外国朋友。自打一个自称“红十字商会”总经理的郭美美炫耀了一下自己的身份之后，这个在照片上看十分年轻，也十分靓丽的小MM，已经消失了多日，而网上大虾们，也人肉了她多日。这期间，红十字会两次声明，会中所有人跟郭美美毫无关系，也没有红十字商会这个组织，还威胁到，如果有人再把他们跟郭美美扯在一起，将要被起诉。其他被郭美美事件牵扯进来的人和企业，也纷纷撇清自己。但是，寻找郭美美的热潮，却方兴未艾，有人甚至担心，郭美美会不会被灭口，因而要尽快找到她。
寻找郭美美，为的是找红十字会的麻烦。刚刚出过天价饭费事件的红十字会，显然还没有学会如何网络公关。他们不知道，干巴巴撇清自己的声明，再加上点“法律手段”的威胁，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火上浇油，而且是轻质汽油，想要不闹大都难。主导中国慈善事业的红十字会，多年以来，面目神秘，账目不清，已经引发大范围的非议。好多年了，有关红十字会的传闻各式各样，有说红十字会挪用善款盖楼的，有说他们倒卖捐赠品的，有说他们假借名义经商的。最多的非议，集中在红十字会管理费的提留上。有人说提留10%，也有人说19%，最高达到50%。
慈善，在任何国度都是人们比较敏感的神经。没有谁乐意看到自己的爱心捐款最后没有到接受捐助者手里，而是派了别的用场。如果真的像网上传说的那样，郭美美跟某些红十字会的大人物有关，民众的捐款，被人用来包二奶。那么，可以想象人们会有多么愤怒。
郭美美事件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我无法预料。但红十字会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澄清自己，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声明是没有用的，唯一的途径，是来自第三方的严肃调查。更关键的是，红十字会必须透明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不要以为，自己是官办的，来头大，就可以无视民众的要求。不要以为自己是办慈善事业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无论怎么做，做什么都合理合法。假借慈善之名做坏事的现象，中国有，外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当然也会有。一个接受亿万人捐款的组织，必须接受亿万人的监督，挑剔而苛刻的监督，才能具有公信力，否则，一直朦胧下去，含糊下去，出了事，还不知改悔，一味强顶硬拗。就算可以挺过去，此后你的公信力也没了。红十字会毕竟不是权力机关，一旦公信力没有，其生命也就结束了。
令人困惑的代际贬损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中国人迷信进化论，相信一代会比一代强。年轻胜过老年，是一个规律。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那个总是嘀嘀咕咕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其实是那个时代落后、冬烘、颟顸的象征。鲁迅之后，现实生活中，不是九斤老太嘲笑八斤，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不断嘲笑老年人。
然而，风水轮流转，当年进化论的信仰褪了色。社会又开始了岁数大的看不起岁数小的轮回，五零后看不起六零后，六零后看不起七零后，大家一起看不起八零后。现在，轮到八零后看不起九零后了。近来，经常听到八零后的孩子，痛心疾首地贬损九零后如何如何地不靠谱，那感觉，就跟前几年人家说他们一样。
人们总喜欢给某一大群人做定性的判断，有的是按地域分的，比如哪个省份的人怎么样。有的是按血型或者属相以及星座分，O型血如何，A型血如何；属鸡的如何，属马的如何；射手座如何，双鱼座如何。再就是按代际分，比如七零后如何，八零后如何。一定性，就是道德判断，好或者坏，奸猾还是老实等等。一个省的人口，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十三亿人，属相只有十二个，星座十二个，血型更可怜，只有四个。每个群体，都大得惊人。这么大的一群人，怎么可能只有差不多近似的秉性特质？这样的定性判断，原本就是人世间最不靠谱的事，但是，奇怪的是，几乎人人都信。平时闲聊，动辄就是这种大群体的定性判断，还说得津津有味，言之凿凿。其实，就算每个人的判断，都会举出某种例证，也只是以点带面，拿个体证明全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好些相反的例证，都会有意无意忽视掉了。
一般来说，人们都喜欢各自划圈子。籍贯也好，年龄也好，属相也罢，无非都是一种圈子。哪个圈子话语权大些，哪个圈子的声誉就要好些，但大体上也差不太多，可以达成某种平衡。年龄段上的八零后与九零后，似乎整体上负面评价多一点。现在，我们说说八零后和九零后。
八零后和九零后，自己也互相看不起，但他们被“前辈”所诟病，理由却大体相近——不靠谱。所谓的不靠谱，实际上就是责任心差，待人待事，缺乏责任感。八零后和九零后，是独生子女的两代人，也是大学扩招之后的大学生。如果说他们真的不靠谱的话，他们的不靠谱，也是他们的父母一代，五零后和六零后造成的。正是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一手制造了大学的扩招，一手培养了他们。从家庭到学校，只顾一门心思让他们读书，忘记了让他们去做事，劳动。从小到大，不让他们做任何事情，不担任何一点责任，没有经验，不会比较辨别，道义是书本里的道义，是非是老师的是非。当年饱受非议的八零后，现在已经先后进入社会。从八零后的表现看，饱受这样的教育摧残的他们，能有今天的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在今天这个信息的时代，网络的存在，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育的缺失。
在任何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之事。在农业社会，年老的看不起年轻的是常态，九斤老太的表现，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信息时代，这个变化就更大。如果不是中国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九斤老太现象的重现，原本是不可能的事。尽管如此，八零后和九零后，也不见得真的会如他们的前辈所言垮下去。
没有文化的文化单位
中国资格最老，也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文博单位——故宫博物院，最近接二连三出事。先是一个蟊贼，轻而易举破掉了故宫号称森严的安保措施，从宫里盗走了香港来的展品，丢人丢到了香港同胞那儿。一个宫殿的展室，警报器的电路断了，居然会没有人知道。明明发现了窃贼，却又让人跑掉。北京警方在破案之后，故宫的副院长给警方送锦旗，明晃晃地错了一个字，把捍卫的“捍”写成撼动的“撼”，意思全拧了，锦旗写成了“反标”。露馅儿之后，故宫还硬挺，说是问过专家了，没错，就是“撼祖国强盛”，跟“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一样的意思。这样写，显得厚重。惹得全国媒体都在笑，好些抑郁症患者据说都因此症状减轻不少。故宫的故事，丢东西，丢人之后，还没完。马上又传出消息，说故宫的建福宫，成了私人会所，大款们每年交一百万，就可以把个国家一级文物当私人俱乐部，吃喝玩乐都行。事情曝光，故宫一面全盘否认，否认锦旗跟领导有关系，是保卫处私下办的；否认建福宫跟领导有关，同样是底下人私下办的。一面大肆裁人，下属文化公司，据说怀疑有“内鬼”走漏消息，干脆把所有员工都裁了。
作为中国顶级文化单位的领导，有没有文化我们不知道，但在武术上估计肯定有功夫。一套太极推手，八卦连环，臭拳打出去了，影响极坏，但人家四两拨千斤，一口气推个干净，自己落个一尘不染，跟山里来的天仙妹妹似的。有知情人告诉我们，故宫领导的办公室，离建福宫不足五十米，如果里面大办宴席故宫领导都不知道，那么，这样的领导可真够绝的了，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看文件。这样纯洁的领导，哪儿找去？
但是，再好的功夫，也会有破绽。出了这么多糗，立马把自己摘干净，其实是摘不掉的。全国人民基本都认识字的，那几张故宫送锦旗的新闻照片上，明明写着是送旗人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副院长不是领导吗？怎么全推给保卫处？一个保卫处，有这个胆子？敢于不经领导过目，擅自以单位名义送旗？事情曝光之后，又擅自面对媒体抗辩。这事，没有经过全体领导开会研究也许是真的，要说没有请示领导就敢擅自说“撼”比“捍”厚重，在当今这个吃官饭的人都怕担责任的年月，谁信呢？
故宫发生的系列故事，向中外游客展示了这个顶级文博单位领导的一种状况——没文化，不仅没文化，而且没担当，不仅没担当，而且还贪婪，监守自盗，管什么卖什么，管故宫，就敢把文物当会所卖了。卖了之后，还无视法律——《劳动法》，擅自裁人。系列故事出来之后，除了给某些小说家一些灵感，让他们编新编故宫系列小说之外，当然会招来举国一致的嘲笑和谴责。不过，在笑了之后，故宫的领导也许会感到有点冤。这年头，有哪个文化单位的领导是有文化的呢？文博单位如此，号称人文重地的大学，不也是如此吗？那一年台湾的几个政党领袖，突然兴奋了，接二连三跑来大陆，一来就到大学演讲。这一讲糟了，不要说跟台湾学者比，就是跟台湾的政客比，大陆的大学校长们居然纷纷露怯，掉了链子。北大和清华的校长不认识字，人大的校长错解“七月流火”。真佩服他们，就这个水平，居然敢现场直播。没办法，我们的文化单位的首长们，尽管个个都有职称，都是院士，教授，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许都有点知识，但是就是没有文化，这个文化，指的是文化素质。
这是一片曾经不讲文化的土壤，领导都以大老粗为荣。好不容易改革了，大家补课补得飞快，文凭补上了，职称也补上了，但凡叫个领导，不是博士，也是高工或者教授，但就是文化素质这点东西补不上。甚至连贵为博物院的院长，顶尖大学的校长，也补不上。关键时刻，一不留神，秘书一看不到，就丢人现眼。要知道，这样的位置，都是中国国家文化意义上的脸面。丢脸，丢的是中国国家的脸。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们是官本位，所有的文化单位，说白了，无非是大官场上的一个小官场而已。做官的时候，谁考察过他们的文化素质呢？所以，时不时弄出点没文化的丢人事，也是难免。
迷失的中国父母
天底下少见不爱儿女的父母，对于中国人来说，爱不爱的，基本上不是问题，问题是爱得太多。多少年都是一对夫妇一个孩，两个人，有时还要加上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个团队对付一个小孩，一般都是爱过了头，爱汁四溢。看上去似乎要在爱的海洋里淹死的孩子，其实真的未必幸福。
老话说，溺爱等于害人，惯子等于杀子。但是这样的老话，已经没有人听了。只有到了孩子一无是处，在家啃老之际，才会感慨悔不当初，但是什么都晚了。一堆人对付一个孩子，所有人的希望都系于这个孩子身上，父母望子成龙，父母的父母望孙成龙。都想用实际行动，催进成龙的速度，哪里有工夫理会什么老话。商家和无良的专家们，看准这个市场，炮制出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无端制造出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的恶劣氛围，又有哪个父母敢不中招呢？不仅所有的父母都在掏赞助费，争上所谓重点幼儿园。而且拼命地给孩子报班，上一个接一个的兴趣班。孩子有没有兴趣无所谓，反正都是大人之间的竞争。你的孩子报两个班，我的就得报三个；你报三个，我就报四个。好些家长，孩子刚刚三岁，就报了一堆兴趣班。从幼儿园下课之后，每天晚上都不闲着，周一学外语，周二学画画，周三学书法，周四学围棋，周五学跆拳道，周六周日，全天学舞蹈、学钢琴。问他们为何这样拼命？答曰：不行啊，人家的孩子都学，我们不学，就落后了。
如果说这样拉孩子拼命，还是我们现在恶劣的环境造成的。那么，在家里的教育，则是父母的自觉选择。现在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不会让孩子做哪怕一丁点儿的事情。从小到大，孩子能学会穿衣吃饭，似乎已经是个奇迹了。我连续两年给大三的学生上课，让学生给我倒杯茶，一次把茶叶放在保温杯的网罩上面，水在底下。一次则茶杯里装满了水，但没有茶叶，茶叶罐也给灌满了水，依旧是茶和水两分离。二十几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连倒茶都不会，因为在家里从来没干过。从小上学，别说家务活，就是学校里做值日，也是家长代庖。父母们的理念就是，只要你学习好，什么都不用管。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大学生，上学来，都是父母送，送到之后，上街还会丢，丢了之后，只会哭。上大学之后，生活能力弱到弱智程度的，一群一群的。
所有父母的培养方向，都是单线的，上好中学，考好大学，然后出国，成名成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惜代价。有的甚至破釜沉舟，不成功，则成仁，一家人一起成仁。他们忘了，他们培养的其实是一个人，不是机器。在成名成家之前，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健全心理的人。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健康的学习过程，而不是恶性竞争的厮杀。孩子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感，有担当。从小不让他们做事，如何培养责任心？如何让他们了解社会，分辨是非？自古以来，成名成家者毕竟是少数，不成名成家，莫非就不生活了？就算养孩子就是为了成名成家，单线的学习，就是终南捷径？如果一不留神，反而弄巧成拙，缘木求鱼，岂不悲哉？
名校掐架为哪般？
每逢高校招生季节，各个高校的竞争在所难免。眼下生源减少，学生用脚投票，有能力的都去了外国，所以，竞争更加激烈。低端的学校紧张，高端的学校也紧张。低端的担心招不足额，而高端的，则在抢尖子，尤其要争状元。北大和清华的竞争，由来已久，争到最后，媒体都烦了。上海的两所顶尖高校，在网上公开互掐，一个爆料说对方不正当竞争，背后下刀子。一个声明，如果谁敢诋毁本校声誉，法律解决。
一般来说，大学之间的争斗，暗斗的比较常见，台下踢脚，踢到何种田地都没有人奇怪。但是，公开撕破脸皮这么打，还真不多见。显见得，招生竞争进入了新境界，由此争来网上的关注，也是自然。
虽然说，两校之间吵嘴打架，孰是孰非，我等平民百姓无从判断，但是这样的掐架，却反映了高校招生的某些乱相。这些年来，各校招生的不正当竞争日益恶化，各个大学，为了抢生源，往往各显神通，各施奇招。不是正面宣传，而是做背后的工作。动员中学的校长，班主任也就罢了，连当地地方政府也被动员起来，谁有关系就利用谁，如果县长书记是哪个学校的老毕业生，似乎命里注定要为本校在当地拉生源。如果是状元，那工作就能做到家里去。这两年除了香港的大学，谁也争不过北大清华，北大清华也就持续开展状元争夺战，也学香港，许各种的愿，迄今为止，好像胜负未分。由于北大清华是高校金字塔顶的两颗明珠，社会知名度最高，各地的中学，地方政府纷纷把上北大清华视为最高的政绩，所以，没有人能争得过它们。一等等地降下来，每一等级相同的学校，竞争都异常激烈。此番复旦和交大的掐架，就属于仅次于北大清华的高端竞争，只是，从掐架的内容看，如果属实的话，它们的竞争，已经相当下作。
下作的竞争就是互相诋毁，你说他的学校差，他说你的学校不好。不是专业不行，就是学术声望不好。你说他是文科，学了没有用；他说你是工科，学了在大城市留不下。反正考生和考生家长跟招生者信息不对称，无论招生的人怎么说，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无从辨别真伪。谁说得好，说得像那么回事，就听谁的。
其实，中端和低端高校的竞争，也许还有点道理，不争，兴许就连名额都招不满了。但是像复旦、交大这样的学校，如此明争暗斗，斗得如此下作，其实没有多少必要。高端的考生，差了几分十几分，其实并不意味着素质真有什么差别。真正的素质差距，在考分上是看不出来的。恢复高考这么多年，那么多的状元，到今天，有几个真有大出息的？一旦入学之后，高考的考分，就成了历史，不说明什么问题。不见得考分高的人，在大学一定会比考分低的人学习好，至于毕业之后的出息，就更不好说了。复旦和交大这样的顶尖高校，争来争去，无非就是几分的高下，多几个高几分的学生，能说明什么？为了这几分，在学生没入学的时候就显出自己的卑劣，值吗？如此掐架，说白了，无非是争闲气，争无谓的高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学的吸引力，在于自身的品质，这个品质，也包括大学的道德素养，大学人的道德素养。
南科大学生是拒考吗？
今年的高考，最大的一个惹人眼球的事件，就是南科大的学生拒考。据说，南科大的学生在高考之前得到通知，要求参加考试，而学生们却全体一致表态拒绝，学生相关的微博，还特意要求我关注。果然，到了考期，南科大所有的学生都不进考场，考场被迫关闭。这个消息，引起了网上的热议，支持的、反对的、担忧的，各执一词。
在我看来，这原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现在南科大45名学生，按道理，已经是经过南科大面试录取的大学生了，任何一个国家，大学已经录取的学生，如果不是本人自愿，有什么必要再参加一次入学考试呢？按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不参加高考就入学是不符合相关教育法规的，那么，南科大本身就没有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等于是一个不合法的大学，既然学校都不合法，你们干嘛非得要求里面的学生参加合法的高考呢？
没错，不经教育部批准，任何大学在中国都不合法。没有参加高考，按现行法规也就没有学籍。但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办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大学的兴办，是要行政部门批准的，更没有什么国家，大学里设置什么专业，可不可以设硕士点和博士点，也需要行政批准，没有什么国家，大学生的文凭是教育部发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大学的层次，学生的优劣，都是要教育行政部门的恩准核定。首先是行政主导的高考来核准，按录取分数高低，划分学校的档次，录取高分学生的学校，就是好学校。能不能招高层次的学生，也需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学校的层次是行政决定的，连学生的优劣，也是行政决定的。就像一个企业，不仅企业档次由行政机构决定，连产品的优劣档次，也是由行政机构决定。比计划经济时代还要过分，因为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企业级别由行政机构决定。这样的办学，不是办学，而是在办衙门。难怪学生纷纷用脚投票，高考率逐年下降，学生质量，令各界诟病。
众所周知，教育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阵地。现行的办学体制，高考体制，以及相应的法规，都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鲜明色彩。改革现行的教育体制，已经成为全民的呼声。高考体制首当其冲，不改掉目前这种行政导向的类科举制度，素质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整个教育体系，都会被作为龙头的高考拉着走，沿着应试的路径走。南科大的自主招生尝试，也许并不完备，但毕竟是一次有勇气而且有益的尝试。不经过这样的尝试，中国教育的改革，就无从谈起。南科大的改革尝试，也就成了春梦一场。当然，凡是改革，就难免与现行不合理的法规有抵触。当年小岗村的承包分地，难道是合理合法的吗？如果合理合法，为何尝试者要冒坐牢的风险？进一步说，连深圳这个特区的建立，当年也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依据，就不做了吗？
所以，以所谓违反现行法规为由，否定南科大的改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事事循规蹈矩，改革也就没了。南科大的改革尝试，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头，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要看改革者的勇气和胆略，也要看全国人民的支持。推一把，南科大就会走出它的卡夫丁峡谷。
是官员万能还是权力通吃？
中国工程院今年的院士选举，候选人中出现了好些官员以及带官衔的央企高管。消息传出，舆论又是一番热议。其实，这个现象并不起于今日，自打中国工程院设置管理组别，官员和央企高管，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当院士了。问题不是出在候选人身上，而是出在体制上，为何中国工程院，要有这样的一个争议颇大的组别，为高官和高管准备院士头衔呢？
我等均是小民，只知道当初设这个组别，很有争议，但争议归争议，最后还是设了。有了这样一个组别，那些没有科研成果的管理者，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戴上院士帽了。也许，恰是因为这一点，这个组别才能落地。
我们处在一个官员万能的时代，官只要做得大一点，大抵都有职称，而且基本上是高级职称。有的职称是学而优则仕之前，原来带的，有的则是仕而优则学之后的产物，官当大了，自然就有了职称。有职称的官员，当然都有文凭，好些文凭，都是做官之后得来的，真是不明白，为何成天忙于开会、处理公务的现任官员，怎么会有时间去大学上课，而且还能通过考试和论文答辩？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博士帽，都落在了官员头上。有职称，有文凭的官员，接下来就可以做教授了。我们的大学，有种奇怪的规矩，现任官员，可以在大学做兼职博导。虽说一堂课不上，也没有个别辅导，但报考这样的教授博导的学生，却络绎道上。在官场上，凡是这样的官员，大抵有一个雅号，叫做“儒官”。对外号称，既是官员，也是学者。如果，赶寸了某个官员有了特别的爱好，喜欢诗歌什么的，那么，只消人家官阶足够的高，中国的最高文学奖，也得给人家。当今之世，教授已经有点贬值，但院士还正吃香。只要是个院士，不仅官方捧，老百姓也看着眼晕，有高耸入云的感觉。所以，开一个“管理”的口子，让高官和高管顺理成章地做院士，是多么英明的一个决策！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没听说哪个国家给高官送院士帽，但有谁敢不承认管理是科学吗？
官场上的官员，都成了学者，那么，大学里的官员，自然更是大学者。每个学科最牛的专家，一论起来，不是校长就是院长。带了长的人，没工夫做学问，但成果却一堆一堆涌出来。不用说，各种荣誉，也都是人家的。几届全国名师评选，选出来的人净是长。其他的荣誉，也不例外。
在这个世界上，有权在手，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事了。做了高官或者高管，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哈着，出门警车开道，小民避让，飞上天也头等舱，优先起飞。还要把所有的荣誉，包括院士都拿走。演员牛了，就要导，还要唱，一定要两栖，三栖而后止。没想到我们的官员也是这样，做了官员还不知足，还非要做学者，而且是大学者。既懂管理，也懂经济，还明白工程学，还作诗，都是万能的全才。
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万能的全才是没有的。官员的全才，都是一个地方出产的怪胎：权力制造。当年林彪的名言，有权就有一切，的确所言不虚。只要有了权，成名成家做院士的障碍就都不见了。只要你敢想，想做什么，就能成什么。想做教授，有大学请你，想做院士，有管理组别给你机会，想当诗人，有作协配合。就算五音不全的你想当歌唱家，也会有人给你开演唱会，不仅能拉来专家给你捧场，连鼓掌叫好的粉丝都给你准备好。
这样权力通吃的国度，如此吃下来，还能剩下什么值得人尊敬的头衔呢？对不起，已经没有了。
说虚荣
什么叫做虚荣？这是个令我多少年都弄不明白的词儿。小时候，做了点儿好事，就想让老师知道，然后表扬几句。但这种时候，表扬没来，反倒被批评，说我爱慕虚荣。做了好事期待表扬，就是虚荣？那么古代的某些老太太最虚荣。还没嫁人，未婚夫就死了，从十八岁一直守寡，望门寡，守到八十岁自己也死了，赢得皇帝赐给的一座牌坊。这能顶什么呢？几十年的罪，还不是自己受了，这样难以忍受的罪，最后换一个虚名。
其实荣誉这玩意儿，都是虚的，不当吃不当喝。就跟我们过去当先进做劳模似的，即使评上全国劳模，也不过是一张奖状，或者一个奖章，一分钱的奖金也没有，但是就是那么多人玩儿了命地追求，每年评的时候，都有激烈的竞争。在某些时间段内，单位的领导，就凭这种不当吃不当喝的奖励，就能让人们玩命地干活。现在的荣誉，都有奖金了，但这种激励，反而起不到给人鼓劲的作用。一毛不拔就哄人卖命当然不好，但做所有的事都必须有报酬，整个社会没有一丁点儿精神方面的荣誉感，也不怎么样。
追求荣誉，其实至少是一部分人的天性。为了那点荣誉，就可以付出很多，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因为荣誉可以换来人们的尊重，什么都没有，但有周围人的尊重，就可以活得开心。所以说，做了好事，要求得到表扬，其实不算爱慕虚荣。不给表扬，反而加以打击、泼上一瓢凉水，实际上是对人天性的某种摧残。在我看来，只要付出了，做到了，哪怕是为了赢得表扬做出的付出，都不算是虚荣，包括古代那些追求牌坊的老太太，因为在她们心目中，那座牌坊值得她们的付出，尽管在今天看来，她们很傻，很天真，也很不值，背后是制度在杀人，摧残人。
只有没有付出或者付出很少，没有做到那个份上，就要求荣誉的现象，才能叫做虚荣。过去贵家公子喜欢唱戏，玩票玩得上瘾，没那个水平，非要登台唱戏。花钱雇人给他们配戏，花钱雇人看戏，花钱雇人鼓掌叫好。这个庶几近乎虚荣。但只要玩票玩得真好，观众是自发地鼓掌叫好，也就不算虚荣了。但是如果有人依权杖势，无论干点什么都非得逼着人家给他们鼓掌叫好，那就属于彻头彻尾的虚荣了。
从古至今，好些特别牛的人，权倾朝野，却都有一个毛病，虚荣心很强。在任何场合，都想要掌声，想要人家夸奖。人家说好，自己就高兴，稍微有点微词，就不高兴。碰巧不高兴的人是皇帝，那么，说不好听话的人就倒霉了，弄不好，吃饭的家伙就丢了。其实这些人也知道，自己做的事，不见得件件都好，说不定糟的很多。但是他们就是要求别人夸奖，说好听的。哪怕说得言不由衷，言过其实，阿谀奉承，近乎欺骗，但在上面的人就是喜欢听，就算自欺欺人，但就是喜欢。得不到，就动用强权强行去拿，以利诱取之。他们发现，只要大权在握，掌声和叫好声，不拿钱也能得到。
不用说，这样的虚荣，相当可怕。古往今来的暴政，大抵在这样的虚荣中成长，也在这样的虚荣中倒塌。这样的爱慕虚荣，说到底，无非是自己虚弱，弱到了全然没有自信的境地，非得靠别人言不由衷的夸赞，才能稳住心神。
污染的潘多拉盒子里有什么？
哈药总厂一直很有名。好些年了，几乎一打开电视，就会有它和其分厂的广告。地毯式的广告轰炸，让很多孩子，还没识字，就记住了哈药的大名。但是，这个每年在广告上投入将近六个亿的制药业巨头，却一直是哈尔滨的污染大户，废水直接排入松花江，废渣就地烧掉，废气则害得周边的居民一年四季带口罩，各种污染物严重超标。相对于将近六个亿的广告费，百多亿的销售额，哈药总厂每年的污染治理费，不到两千万。
从表面上看，哈药的问题，跟许多地方一样，是GDP主义的恶果。无论如何都要追求GDP，宁可把钱花在营销上，也不肯投入治污，在污染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扩大重污染的原料药生产，等于是用污染的代价，换取GDP的增长。这样的案例，在中国成千累万，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实际上哈药的事情稍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哈药是国企，一个在地方举足轻重的国企。这样的国企，由于地方政府对它们依赖甚重，又加上“长子”的身份，对于治理污染根本不会上心。污染的代价，由于国家一直缺乏相应的法规，一般来说，只能由污染地的居民自己来付，如果不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也不会真的在意。即使土地，河流和空气都污染了，也不耽误地方官员的升迁。退一万步说，就算出现了大规模的污染灾害，像2005年中石油的松花江苯污染这样的国际性事件，最后治理的成本依旧由国家来承担，也就是说由纳税人来扛。而位于哈尔滨市区的哈药总厂，在居民密集的地段也敢放肆地排污，无论环保部门怎样监督，媒体怎样批评，都大体置若罔闻。依仗的，就是它们的“长子”身份，不是中央政府的长子，也是地方政府的长子，只要能给老爸挣了钱，惹出多大祸来，自有人给它们擦屁股。换言之，销售上不去，没人替它们分责，但污染了，有人替它们买单。这样的体制，想让它们不污染都难。
当然，中国医药体制的乱相，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因素。多少年来，医药企业，既不在研发上做投入，也不操心治理污染，却总是在营销上下功夫，大投入。明的是广告，暗的为公关，白道黑道全来。只要营销到位，药品的质量再怎么烂，价格有多高，都能卖出去。反正患者和医药产业，特别是医生之间信息不对称，坑起人来，特别方便。
医药企业，原本是治病救人的事业，但是，现在却成了坑人，甚至直接毒害人的所在，在药被天下的同时，先为祸一方。在这里，单单要求企业拿出良心，是远远不够的。体制不捋顺，法制不健全，大规模的污染事件，就一直会泛滥，直至成灾。
学会跟陌生人打交道
很多请过保姆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对保姆越是好，她对你越是不好。给得越多，对方索要得也越多。一个做过包工头的人对我讲，做包工头，必须心狠手辣，如果不将手下的民工打服，民工就会把你欺负死，一点钱也挣不到，还可能赔钱。我本人几次请装修队的经历也是这样，对装修工最好，给钱最多，装修往往是结果最差的。买卖也是如此，商家彼此之间，卖方和消费者之间，也没有正常的关系。只要你好心一点，就可能被宰。
当然，这样说也许有点绝对，但类似的事情肯定存在，而且还相当普遍。因为保姆也好，工人也罢，跟业主的关系基本上属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习惯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明了熟人之间的处事原则，在陌生人的环境，对于陌生人是不用讲道德，也无需负责任的。所以，对方越是好，就意味着越是好欺负，不欺负白不欺负，欺负了能获利，只有傻子才不干。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傻子，但一般来说，傻子是要被人耻笑的，尽管所谓的傻子，其实就是讲良心的人，这种人，在公开的社会道义里，是应该受到表彰的。可惜，一个彼此隔绝的农业社会，哪里会存在这样的表彰呢？人做了好事，善事，一般都得不得正面的激励。只有讲因果报应的宗教说教，才能对人的行为起一点约束作用。但是，如果人们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跟现实的物质利益比起来，这样的说教，则显得过于苍白了。所以，陌生人之间，能坑则坑，反而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
可以理解，为何在清朝，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在异地他乡从事车船店脚牙之类的行当时，非得组织帮会不可。这些帮会，无论青帮、洪帮、哥老会，其实最初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他们无非是要在异地他乡建构一种类熟人的关系，互助互利。然而这样的帮会，在帮内可以讲道义，在帮外就可以无所不为，等于是把原来的乡土宗法关系，用另一种形式移植出来，又没有乡绅的控制和领导，所以，多少有点邪。不仅朝廷，连正经的乡绅也视之为异类。
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尽管还有城乡二元的结构，有户籍的壁垒，但毕竟让中国迅速进入了城市化的轨道。过去的熟人关系，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最大限度地遭到了破坏，中国人进入了一个不得不经常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新时代。由于城市化的规模和幅度都是空前的，人口流动的频率，大大超过了以往。不仅清代难以比拟，就是民国时期，也难以望其项背。像民国那样，靠建立帮会复制乡土熟人关系，从各个方面讲，都不大可能。社会在呼唤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一种基于契约，基于社会诚信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多人还是按照传统熟人社会的处事潜规则行事，凡是陌生人，能坑则坑。他们不知道，坑了人之后，也许能得到暂时的好处，但对于建立自己的信誉，却大大不利，而且弄坏了自己的习性——习惯坑人，最后总有一天被人坑了。现在人特别喜欢说公民社会，其实，西方的公民社会，大抵是从正常的契约社会开始的。学会跟陌生人打交道，是公民社会的起点，无论如何绕不过去。
“砸场子”漫议
有好几年了，我讲课也好，演讲也好，总有人在网上宣称要来砸场子。只是宣称归宣称，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来的。不过，没有砸我的场子，却有人砸别人的场子，虽说不至于带家伙打砸，但是大声喧哗，打断演讲，不按规矩提问等现象，还真是不少。
当年的革命党和保皇党，开始是互相辩论，后来则革命的一边大打出手，看见康梁党人集会，就去打砸。理由是，跟不革命的人，有什么可辩的！不革命就该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两派开始也是辩论，辩到后来，也上演全武行，动枪动炮的。双方的理由，也是对方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其实，双方都宣称誓死捍卫毛主席，辩论的武器，都是毛主席语录。非要致对方于死地，无非是相互看不上而已。
今天要砸场子的人，砸场子的理由，比当年似乎要充分了几分，但也就是几分而已。其实连这几分，都似是而非。无非攻击人家拿外国人的钱，做外国人的走狗。当今之世，中国经济一直是外向型的，挣外国人的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事，作为学术机构，拿外国基金会的课题，也是国际惯例，有哪个国家的学者不这样做呢？拿外国课题就是外国人的走狗，逻辑跟当年义和团攻击国人用洋货就是二毛子一样。本质上，要砸人家的场子，就是对人家的言行看不上眼。很多人，其实连人家真正说了什么都没工夫深究，只听说如此，就跳到半空，非要跟人家没完没了。
砸场子，无非不让人家说话——有我说的，没你说的。因为你是洋奴，你是走狗，一言以蔽之，凡是他们反对的人，都不是人。都该被活活吊死。凡是这一点，古今中外一个道理，要致人死地，先把人打成非人。还真有这样一个网站，把所有他们看不上眼的人，有男有女，照片上都弄上一个绞索。如果他们真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氛围，像希特勒消灭犹太人之时的冲锋队一样，相信他们真的会这样干。
有时候，跟这些动辄砸场子，要绞死人的人说话，进了他们的网站，感觉进入了一个非人的场域。这里没有人和人的起码尊重，攻击和谩骂，几乎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讲理，只要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哪怕昨天还是一起喝酒的同志，今天就可以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所有人共处的世界。所有的人，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仇视也罢，都得共处。谁也不能把谁赶尽杀绝，清除出这个地球。只有极端的恐怖主义者，才只许自己活，许赞同我的人活，不许别人活，不许别人按自己意愿活，公然宣布判处某个他们认为说出了伤害他们话语的人的死刑。
从某种意义上，砸场子的思维，就是恐怖主义思维，他们没有搞恐怖袭击，是胆量不够，对法律还有忌惮。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恐怖主义大亨本·拉登死了，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为他叫屈，奉他为英雄。他们思维深处，有太多的相通之处。
国人正在步入自己的二零一二
据报道，中国的粮仓东北，农业正在陷入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农民的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不仅造成了土壤土质的恶化，而且某些化肥所含有的重金属，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而过度使用的化肥，也使水和空气的污染加剧。实际上，化肥的边际效应在逐年递降，但农民对于化肥就像吸毒一样，产生了依赖，欲罢不能。
其实，这样的状况，早在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黑龙江兵团做农工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跟当时的人民公社不一样，国营农场的耕作，早就开始大规模使用化肥和农药。化肥的施用量，除了新开荒的土地，一般都逐年增加，否则就保证不了产量。由于化肥的施用，号称黑土地的北大荒，黑土层连年变薄，很多地段，露出难看的白浆土。而且由于化肥的使用，土壤的板结也越来越严重。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居然一点都没有好转，从前的板结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有新添了土壤氮磷含量过剩，磷肥中重金属被作物大量吸收的新难题。有识者惊呼，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土壤的进一步被破坏，东北这个粮仓，将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换言之，粮仓将有崩溃的危险。
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农业跟自然是构成自我循环的。人类的种植，给自己提供了粮食和蔬菜，但自身的排泄物，剩余物质，也回馈到土地上，保持了土壤的肥力。但是，这个循环，被人造的工业替代品所打断。浓缩的化肥，取代了农家肥，农药取代了人工和自然灭虫，除草剂取代了人工锄草。土壤只能接受干巴巴的人造物，对于自身有害无益，无法实现自身的恢复和再造。时间一长，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现在看来，土壤和水，是受害者，其实，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人类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所谓绿色革命，其实只是白色革命（化肥和农药），这样的革命，对于人类的确有短时间的好处，但后遗症也是巨大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不得不面对这种后遗症的时候了。一方面，我们应该加紧研制和引进低负作用和无负作用的化肥农药，加紧推广。另一方面，生态农业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些观光景区，供人参观。应该在城市和农村，实验和推广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像过去那样，一方面农民使用化肥，找不到农家肥，一方面城市却为人的排泄物无法处理而发愁的局面，理应得到正视和改观。人类在今天，已经飞到火星上，理应找到一种方式，回馈自己生长的地球。否则，漫说这样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就是人类的生存，都会出现危机。传说中的二零一二年，也许真的就来了。
虎妈狼爸又如何？
美国出了一个虎妈，在美国，按传统中国式的严厉管教，培养出了令人羡慕的好儿女。中国，又发现一个狼爸，在他的棍棒教育下，四个孩子三个考上了北大。在记者的说法，这些孩子个个彬彬有礼，好学，懂得节约，自理能力很强。其实，虎妈和狼爸的成绩，并不是奇迹，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杰出人士，都棍棒教育的产物。不仅在家里挨父母的棍棒，在私塾还要挨老师的戒尺。胡适先生小时候是挨老妈打出来的，轮到他儿子了——新式教育，不打不骂，结果两个儿子，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
按现代教育理念，棍棒教育绝对是一种不合人道的过时教育形式，必须被彻底埋葬的。但是，在过去的时代，至少在中国，除了极少数被打坏的孩子之外，这样的教育，还真不能说没效。棍棒底下出孝子，棍棒底下，有时也出才子。那个时代孩子的习性，孩子的知识和能力，还就是这样的棍棒教育打出来的。
当然，打孩子不是好事，能不打还是尽量不要打。但有过教育经历的人都知道，教育孩子，即使不打，必要的惩戒也是难免的。让心智正在发育的孩子学会规矩，具有常识，一点惩戒没有，几乎是办不到的。孩子多半不能天生地知晓对错和是非，知道怎样才是合乎规矩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人与人之间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的必要条件。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骄纵。而在当今的中国，骄纵，几乎成了一个育儿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民间有句老话，惯子等于杀子。但这样的老话，已经没有人在意了。由于独生子女的缘故，很多家庭都在惯子，百依百顺。即使孩子的父母不想娇惯，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会娇惯。惯得孩子在大街上打爹骂妈，不给钱就拔刀相向。惯得孩子一无是处，上不了大学在家啃老，上了大学，毕业不找工作，依旧在家啃老。不让啃，就恨不得把爹妈杀了。人人都怕孩子输，怕孩子折，教育过程，没有一丁点的惩戒，也似乎没法下手惩戒，于是，育儿的过程，充满了骄纵，骄纵，把教育埋葬了。越是怕输，就越是输，不仅输，而且事实上，一个没用而且骄横的孩子，长大以后依然没用和骄横，即使不折，也等于折了，比半途折了，还令人苦恼。说不好听的，有这样孩子的家长死了，都闭不上眼。
很明显，虎妈和狼爸的成功，其实背景恰是众多不成功的家长，和众多教育不成功失败的孩子。虎妈和狼爸的教育，也许不能作为榜样，但是他们的成功，却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尽管人类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人的教育过程，还是离不开必要的惩戒。对于多数的孩子而言，没有惩戒，就没有教育。走遍天下，骄纵都是孩子成长的大敌。再过一万年，那个古老的格言都是正确的：惯子等于杀子。现在的父母和学校，应该研究的是除了棍棒以外，什么样的惩戒方式更合适，而不是一味强调爱。事实上，没有惩戒，爱就没了落脚点，纵有千般爱，让孩子无从体味。他们会觉得，父母给他们的，无论有多少，都是应该的，天经地义。这样的爱，就是骄纵。
虎妈狼爸来了，对于千千万万的家长，也许是件好事。
举国体制下的乞丐
曾经得过大运会体操冠军的张尚武在北京行乞，这个消息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质疑。其实，类似的事情，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不是世界冠军在搓澡，就是世界冠军摆地摊。每次，都会在网上激起起一点不小的风波。主要是世界冠军光环，跟冠军后来的境遇有着太大的反差。
张尚武事件还在发酵，网络和媒体，又陆续挖出了有关他更多的猛料，有消息说，没有退役前的张尚武，已经劣迹斑斑，他的退役，也许跟伤病无关，而是违纪在先。这位退役后因盗窃罪蹲过监狱的世界冠军，其实是有前科的。但是，这样的猛料，也无法掩饰一个看起来很无情的事实。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退役，这个练了十八年体操的年轻人，一旦退役之后，就身无长技，找不到维持自己脸面的合适工作。毕竟，张尚武还拿过大运会的世界冠军，那些没有得到如此荣誉的人更多，他们的付出，也不比冠亚军们少，他们退役之后，境遇会怎样呢？没有了冠军的头衔，就算是街头行乞，也许也不会有人关注。
我们的体育事业，为国家争得了很多金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是一个金牌大国了。但是，我们的金牌，却是靠举国体制得来的。以国家的力量，从全国找一些合适人选，集中力量培训强化，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这些项目冲上去。如果投入依旧，维持这些项目的优势，也不难。只要这些项目不属于市场化的，我们就一直有机会。可只要是市场化的项目，就我们只能向隅，无论怎么投入都没有用。更大的困局是，举国体制的体育，只是一小撮人的体育，为了金牌短促突击的体育。跟“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长远目标，没有多少关系。像中国跳水、体操这样的优势项目，在全民体育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为了突击金牌组成的专业队员，一旦青春已逝，不得不退役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在本该受教育的年月，一直在体育场上，一点谋生之技也没有。冠军尚有活不下去的，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作为一个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举国体制在引进一些运动项目上，的确有开山之功。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国力已经有相当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达到一定程度的今天，是到了谢幕的时候了。就像女子网球一样，到一定时候，就得放这些优秀运动员单飞，让她们飞向市场，飞向世界。体育，原本就该是人们的一种爱好，有自己职业的人的一种业余爱好。只有那些市场化的项目，才可以专业吃这碗饭。在大赛之前，国家固然可以临时组队练习一下，但长年的专业队，还是散了吧。否则，张尚武的悲剧，还会接着演。
开拓团不应被纪念
黑龙江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中的日本人公墓旁，竖起了一块不小的碑，中国传统的琉璃瓦结构，碑的上首，几个大字赫然在目：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下面是密麻麻的日本人名字。据说，这是日本投降时，集中在方正的五千死亡的开拓团成员的一小部分的名单。
当然，死去的人，拥有一块刻有其名字的石碑，并不过分。但是，这些人的身份有些特殊，他们是当年的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成员。日本的满洲开拓团，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由日本关东军组织实施的武装殖民团体。开始几批都是武装团，后来虽然号称从由复员军人为主的武装团转为农民为主的农业团，但开拓团始终都是军事化的编制，一直拥有武装。他们在殖民过程中，不仅掠夺了中国人的大量田产，而且变成了所谓满洲国的统治者，上等人。高度参与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民众的压迫，一直就是日本军队控制东北和镇压民众反抗的辅助力量，可以说属于一种半军事化的侵略团体。他们中间，有的人还参与过对抗联的围剿。尽管日本战败之后，开拓团的团民，尤其那些老弱妇孺，境遇很悲惨，大量的死于非命，但是，就像死于中国战场的日本士兵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的孽，不能把账算到中国人头上，也无需中国人来纪念他们。
作为一个在这场延续了十四年的侵略战争中的受害国，当然不可能，也不应纪念侵略一方在自己国土上的死难者。况且，这些人还属于一个准侵略团体。尽管死者中，有些人只是妇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罪过，但即使要纪念，也是日本方面的事。即便如此，如果日本方面高调地把他们侵略中国的战犯的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中国人依然不能容忍。作为中国人来说，在自己国土上立这样一座碑，带有明显的纪念色彩，对于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战争死难者来说，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方正县方面对此的说明，说是立碑带有反思战争向往和平的意思。但是，从报刊和网络所提供的照片上，我们没看到有这样的说明。而这座碑，又足够的高大宏丽，让人看了不舒服。
网上有消息说，方正县之所以立这块碑，是着眼于从日本招商引资。如果这个消息确实，那么就更不应该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耻辱，一种令当年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各国不齿的耻辱。在日本政府一直不肯就强迫劳工和慰安妇问题做出道歉和赔偿的时候，立这样的碑，仅仅是为了换一点投资，不能说我们的某些地方政府实在是过于市侩了，已经精明到了脸面都不要的地步。
拦路收费何时了？
北京首都机场高速过路费降价，而且改为单向收费。这个消息，不知是该让人喜呢，还是令人悲？这条中国流量最大的高速路，一口气收了三十四年的过路费，而且一直都是双向收取，期间，只降了两次价，第一次从十五元降到十元，这次，从十元降到五元。但降价只适应于T1，T二航站楼方向，T3航站楼那条支线，依旧收十元。对于经常需要出入机场的人而言，我们还是喜一次吧，毕竟，人家还是做了一点让步，尽管是在五部委高调宣称要整顿路桥收费的高压之下作出的。至少，北京还给了五部委一点面子，其他地方，连这点面子都不给。
在任何国家，公路包括高速公路，都是理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交了税，包括在燃油税里的养路费，就该免费通行。只有在特别的情况下，才由政府贷款修路，然后收费还贷，贷款一旦还完，收费就应该停止。中国多年基础设施欠账，多一点收费还贷的路，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路上收费的这个模式一出来，各地就纷纷设立路卡，原本不收费的路也收，公路一段段患了肠梗阻，收费最疯狂的时段，几乎每十公里，就有一个路卡。很多公路，包括高速公路，贷款早就还完了，收费时间也到了，但就是收，谁说也不听。不仅如此，各地还纷纷成立路桥公司，几乎等于无限制延长收费时间。这样的公司居然还上市。这样的上市公司，盈利模式倒是简单，拦上路，就收钱。有一条路，就等于多了一台印钞机。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收费公路在中国，天下独一无二的路桥收费上市公司也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纪录，是中国人的耻辱。
从晚清到民国，曾经有几十年，中国的道路上，到处布满了厘卡，密度跟今天的路桥收费站类似。过往商品，只要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就得缴费。那时，人们称之为政府派来的车匪路霸。任何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货畅其流，是统一市场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路，就是给这些路卡弄得像患了严重的肠梗阻。在中国境内，商品的运输费用，由于一段段路桥费的缘故，竟然比运到美国的运费还高。自然，在中国销售的中国产品，价格也要比在美国消费更高。这样的荒唐事，在厘金时代，是因为中国实际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而今天，一个外面看起来大一统强国，居然荒唐依旧。即使中央下令，地方也置若罔闻，这样的“车匪路霸”，居然还能上市。
改革进入深水区，凡是涉及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所在，一般都改不动。哪怕这个改革，对于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地方的长远利益，都有莫大的好处，也一样改不动。道理很简单，每个路桥公司，都是地方政府的印钞机，每任地方官只管自己任期的一小段，后面的事，谁管得？即使有天大的好处，但眼前的钱没了。
卢美美的父亲及其迷魂阵
郭美美的事情还没有完结，又冒出一个卢美美，高调宣称要在非洲建希望小学。卢美美的高调，扯出来她的父亲卢俊卿，这个父亲的身后，是一个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光听名号，就能吓死个人。这个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自二零零五年起，每年都要在北京举办一次世界杰出华商大会，迄今已经举办了七届。这个协会，不仅有诸多退休政府高官的身影，而且它的活动，有前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号称跟联合国有关机构有合作关系。真不愧有“世界”的头衔。
但是，再大的名头，也怕查。一查，所谓跟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子虚乌有，所谓联合国要员，无非是民间人士，协会的出版社、刊物，居然也子虚乌有。这个所谓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原本无非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后来虽然做了社团注册，但运作还是公司。就跟前些年很是热闹一阵的所谓中国管理科学院一样，就是某些人想弄一个公司，挣点钱花。注册一个公司，在香港容易得就像买部手机。但是这样的公司，不是经营产品，而是营销名头，只消自家公司起的名好，再花钱拉来一些名人，尤其是退休的高官，莫名其妙的洋人，钱就滚滚地来了。
戏法蒙人容易，说破了简单。中国的企业家，土鳖多于海龟，但个个有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谁没个虚荣心呢？何况企业家。如果一个籍籍无名的企业家，突然之间，交上点银子，就可以成为世界杰出华商，有谁会不乐意呢？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分为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和理事单位，只要每年交几万到数千元不等的年费，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可以称自己是协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如此说来，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可以有一个排，或者一个连。除了年费之外，参加杰出华商大会，需要交更多的钱。不要紧，交了一大笔钱，你就可以获得跟退休政府高官以及某些政商娱界名人单独合影的机会，回去巨幅的大照片摆在企业里，看看也风光。
不是入会的企业都不知道这里面的名堂，也不是所有人都被蒙了。但是，有卢俊卿这样的人出面搭这样一个台子，尽管就是个草台班子。但人家毕竟可以拉来退休的高官，高官退了休，闲极无聊，有机会出来露露脸，挣点钱，何乐不为。而企业家看中的，则是这个退休高官的剩余权力价值，虽然退了休，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关键时刻，也可以利用。另外，尽管来的洋人莫名其妙，但总是有点来头，照张合影，多少也能蒙人，让人不敢小瞧了自家的企业。一个是周瑜，一个是黄盖，愿打愿挨，你蒙我，我再蒙人。
民意缺席的公推遴选
这些年，干部选拔机制的改革，各地都有试点，无论叫公推公选，还是叫别的什么名堂，对于从前的干部选拔，至少在公开性上，是一种进步。中山市拿出个镇区副职，实行公推遴选也是如此。比较起来，虽然中山市此番试点，步幅比较大，一下子推出二十五个副处级职位，但却没有一个正职，看起来还是有些谨慎。
从有关报道上看，此番干部选拔，是公开进行的，无论是单位初推还是最后评委打分，基本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而且，还实行了履历量化计分制，把被推选者历年任职状况，考核成绩以及获得的奖励折成分数，增加了评选的可衡量度。这样的公推遴选，至少可以避免以往干部选拔中的诸多猫腻，用报道者的话来说，就是从相马变成了赛马。有心人想要从中作弊，多少有些难度。
不过，此番的公推遴选，从程序看，虽然说是公推，但一来限制过多，有资格入选者，不仅有学历限制，而且必须是公务员，而且得是现任科级干部（含副科级）。学历限制，如果没有特别的国民教育要求的话，难度倒是不大。但科级公务员这个门槛，却把相当多的优秀人才卡在了外面。我们知道，即使在中山市，人才也不见得都在公务员里，尤其不在科级公务员队伍里。若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如此人为设限，除了对于选拔过程有点简单省事的“好处”，其实并不合适。
当然，最严重的缺陷，是整个公推遴选，缺乏民意的份额。初推部分，由各单位负责，我们看不到单位的民意在哪里，公推遴选部分，评委说了算，这些评委的选拔，似乎也没有民意什么事，只有个别的人大代表，好像跟民众有点关系，但实际上，人们也知道，人大代表，不见得是民众代表，很可能也是领导干部。尽管我们知道，现在的任何一种干部选拔机制，都有公示的部分，但这个部分即使民众想提不同意见，也只能就被公示者的严重缺陷发出质疑，这样的质疑，能否有作用，都很难说。
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官员选拔，最大的问题是合法性不足。一方面，官员的选拔要面向民众开放，让民众有机会进入体制，如果需要设限，至少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应该有资格。另一方面，要逐步让民众对官员的选拔，有发言权和有选择权。
莫把民意变成官意
不知怎么一来，上头开始注重民意了。开听证会，就是有关部门注重民意的一个表现。凡有涉及民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开个听证会，征求一下意见，从形式上看，当然是好事。国外也有这样的事，但是，听证会落到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居然变成了这样的东西——凡是有关部门的决策要损害民众利益的时候，就必开听证会，听证会上，一般来说，拥护政府决策（一般都是公共物品的涨价）必定占多数。当然结果必定是，逢涨必听，逢听必涨。
这几天，网上爆出一个成都老太，据传是七次参加听证会，每次都跟政府站在一边，属于政府的托儿。成都方面做出了澄清，说是老太只参加了四次，政府没托儿。听证会不是逢听必涨，而是逢涨必听（听完必涨的话，其实一个意思）。但也承认了，实际上参加听证会的民众是有组织听证会的政府部门挑选的（比如发改委）。当然，政府有关部门都说，他们挑选参加听证会的人选，都是随机的。但奇怪的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多数的听证会政府部门怎么那么命好，都能挑选出那么多跟他们意见一致的民众。比如像前些年北京出租车涨价，问十个司机，有九个半不乐意。打车的民众，自不必说，谁乐意多出钱呢？然而，到了听证会上，居然民众的意见一边倒，从开车的到打车都说该涨。
这样的神奇听证，神奇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听证会参加者的选择权，在政府有关部门手里，而这个有关部门，恰是决策的利益方，是涨价的获利者。开成这样的听证会，组办方说是没找托儿，只消是有正常智力的人，没法相信。
从政府有关部门角度，听证会真是个好东西，听证一下，官意就变成了民意，我要涨价，就变成了民众自己要涨。我不过是顺从民意，多么的美妙。可是，凡是有托儿的会，民众都知道，那就是骗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傻子，没有人多掏钱还高兴地热烈拥护的。骗局设了，骗一次两次也许行，骗多了，也就没人信了。曾经很火的听证会，已经变成了笑话。也就是说，官府已经没法通过这个程序，把官意变成民意。骗，也只能骗上级。但在网络时代，骗上级也不大容易，除非上级乐意装糊涂。
这种官意变民意的操作，本质上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戏法，玩弄民意的戏法。历史证明，玩弄民意，如同玩火，从来都是要遭殃的，更何况如此拙劣地玩。玩多了，不仅自己的公信力全搭了进去，还必然会引起民意的反弹，给本来就劣化的官民关系，多加一条裂痕，多拱点火。现在网上逢官必反的状况，不能不说，都是这些年官方自己折腾出来的。不思改善，还继续折腾，我们看了都害怕。
弄虚作假的保障所为何来？
按照中央要求，各地每年都要建一大批保障房，其中很大的比例是类似香港的公租房。不消说，这样的保障房，属于救助贫困人口的社会公益用房，这样的“房产”，不仅不能挣钱，政府还要往里贴钱的。
跟诸多惠民政策一样，中央往往只有政策，并没有下达配套的资金。各地建保障房，主要的资金要自己解决。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上的内轻外重局面已经颠倒了过来，中央各个部委都变得财大气粗，各地要钱，得跑部钱进。好在，自从房地产事业兴盛之后，各地土地财政大多挣得满坑满谷。这些年各地的大手笔建设，多半跟土地财政有关，少半跟融资平台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穷的地方也好，富的地方也罢，无论土地财政挣了多少，融资平台融了多少资，都跟保障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中央大手笔的惠民政策，中央不出钱，地方也拿不出钱。指标年年下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地处珠三角的特区珠海，为了应付今年的保障房任务，把回迁房和企业的宿舍，都算了进去。尽管到今天为止，政府方面还硬着头皮狡辩，但企业方面却一点面子也不给，摆明了说，企业的宿舍，就是走市场的，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地方政府，肯定不是珠海一个地方。也充分理解，在拿不出钱的情况下，让地方政府做无米之炊，的确有难处。地方政府个个都热衷于房地产事业，因为那个事业是无本或者少本的生意，政府只需要卖地就会财源滚滚。不仅挣了地钱，而且能挣到地产开发之后的附加值。而土地，说起来虽说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管就是谁的。尽管中央有农地的红线，但善于折腾的地方，总可以从农民手里弄到廉价的土地，转手高价出卖。但是，保障房建设，却明摆着是个赔地又赔钱的买卖。这样的买卖，你让早已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来做，谁会有积极性呢？说地方政府没这笔钱倒是没错，但不等于它们真的就没钱。如果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把建政府大楼、豪华广场的钱，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三公消费省下来一点，再多的保障房指标也能完成。但是，千里做官，谁不图个享受，有哪个政府能舍得割自己的肉照顾民生？民生的重要，一般来说，重要在政策上，重要在纸上，将之落实在地面上，是要花钱的。中央如果肯掏，万事大吉，如果不肯，还非逼着地方做，那么对不起，糊弄和应付，这种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就自然派上用场了。
改善民生，的确是这些年鼓吹得最响的主旋律。但是，这个主旋律，可不是说说就行的。如果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保障房的配套资金，那么，就真得委屈一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多少砍一点三公消费。每年少吃喝一点，少增加点公车，少没事出国乱走，连计生部门都要出国考察人家本来就没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从牙缝里省点，从指头缝里抠点，最弱势的百姓，就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