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此为林则徐的说法，义律的说法为：清军军舰威胁英军，英军主动开炮。
[2]燧发枪时代也有散兵战术，有时是因为士兵缺乏训练，无法形成密集队形；有时用来配合其他横队或纵队进行骚扰、狙击作战；也可用在丛林等复杂地形中打游击战，比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美国军队就广泛使用游击战术。
[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最活跃的蒸汽战舰为“复仇神号”，为风帆和蒸汽混合动力船。船上只有7门火炮，作为对比，英军最大的主力战舰载炮74门。“复仇神号”因为吃水浅、无风时也可行动等优势，经常深入浅水区、内河炮击。虽然并非主力舰，但因为清军不堪一击，“复仇神号”在一些战斗（如穿鼻海战）中的战绩十分突出。在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参战军舰（包括运输舰、测量船等）有60多艘，其中蒸汽战船有17艘以上，吨位都很小。除作战外，蒸汽船还负责运输，或者把炮舰、登陆舰拖入清军不设防的浅水区，大出清军意外。
[4]最典型的是宁波之战，清军计划收复被英军占领的宁波城，一度攻入城内。清军作战极为英勇，但是只装备了大刀长矛。英军在一条又窄又长的小巷内使用榴弹炮进行射击，杀伤了一波又一波不断涌上来的清军，战况十分惨烈。
[5]1879年1月22日的伊散德尔瓦纳之战。英方1800人中有800多英军，其余为殖民地士兵。英军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马蒂尼亨利步枪。马蒂尼亨利步枪为后膛步枪，弹壳自动抛出，不能连发但是换弹速度快，熟练者一分钟可以射击7—10发。另外英军还有两门火炮。最终英方被祖鲁军队围歼，阵亡1300多人，包括52名军官。祖鲁军阵亡1000到2000人。但是在这一天夜里的罗克渡口之战中，英方150多人抵挡住了祖鲁军3000到4000人的进攻。
[6]蓝诗玲引用英军军事秘书乔斯林的话说，当英军准备进攻舟山的时候，舟山的清军对英军抱怨说，广东人制造了纠纷，却要他们承担后果，这不公平，“你们应该去打广东人，而不是打我们，我们没有伤害过你们；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力量，知道与你们作对是疯狂之举，但如果我们不得不与你们作对，那我们一定会恪尽职守。”（蓝诗玲著，刘悦斌译《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第150页）
[7]古代县以下也有行政组织，如乡、里、保甲等，但影响力不及地主、宗族。
[8]梁启超《李鸿章传》第六章，相关两段值得全录，内容如下：“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颜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已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已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如果看成是批评整个洋务运动而非李鸿章个人，这两段颇为中肯。
[9]晚清批评洋务运动的官员，按照保守程度不同，还可以再分为两类。其中最保守的官员，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鸦片战争之前，拒绝一切改革措施，拒绝和西方的交流，主张对外强硬。这类官员在我国近代史著作中，一般被称为“保守派”或者“顽固派”。更开放一些的，称为“清流派”。清流派官员并不都抵制洋务，其中一些人如陈宝琛、张佩纶和张之洞都主张办洋务，但是他们的西化程度比洋务派更保守，办洋务纸上谈兵的程度更多，对外比洋务派更强硬（张之洞在甲午后思想更开放，逐渐变为“洋务派”）。为了叙述简便，本文所说的“清流派”包括了上述顽固派和清流派的大部分官员。
清流派是按照政策观念划分的，和“东林党”那样的党派不同，内部并不一定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同为清流派官员，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如慈禧利用清流派攻击奕訢，但清流派中也有人和奕訢交好，还有人以儒家立场批评慈禧破坏朝政。光绪时“后清流”同“前清流”也有矛盾。这些矛盾较为次要，本书不再赘述。
[10]对于丁汝昌和方伯谦二事，史学界都有争议。有人认为丁汝昌并未撞向吉野号，也有人认为方伯谦并未临阵逃脱，实为战败的替罪羊。结合目前史料来看，个人认为两种翻案的证据都不够有力，本文仍取传统观点。
[11]当时举子单独上书30多次，其中只有一次为梁启超领导。康有为也曾发起上书，事未成。4年后，康有为在回忆录中将此事描述为在他和梁启超领导下的举子上书事件，史称“公车上书”。参见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近代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页到第43页）、《“公车上书”考证补（二）》（《近代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85页到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