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源溥为此拟订计划，并向蒋介石打报告。报告通过后，蒋介石下拨10万银元作为“海外工作布置费”。季源溥拿到活动经费后，便派特务徐公严去越南建立情报组织。徐公严，江苏人，抗日期间曾担任中央政治学校发育教授，1940年担任重庆试验区考核科科长。此人虽然身居高位，但是能力一般，只因此人是陈果夫的心腹，季源溥才勉强同意此人去越南工作。由于此人能力一般，海外计划也很快破产了！
除此之外，季源溥还在西南各省进行一些布置，原因也有三个方面：
一、西南地区仍属国民党军阀势力范围，此地区长期割据，各特务系统保留完善；
二、西南曾是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尤其在重庆时代，蒋介石把西南当作自己的“后花园”，并在此地囤积大量人力物力，以待复辟；
三、西南还属偏远地带，距离解放区较远，共产党短时间内无法解放此地区。因此，季源溥对大西南地区仍旧抱有幻想，所以对西南各省加强了部署。
其中，季源溥在保留四川、重庆、贵州三处班底不变之外，派其亲信余仲篪担任西康调查处处长；委派中央党校毕业的孙秉礼担任云南调查处处长，并让曾经担任重庆区区长的老特务李拓天在云南筹建一秘密潜伏据点，以接应东南亚特务人员的潜入活动。后来季源溥还在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处成立调查处，并委任自己的老班底刁寄萍担任处长一职。
1949年10月，重庆已经解放，西南各省也已经“摇摇欲坠”。季源溥仍旧不死心，竟然偷偷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任命大特务甘青山为调查处处长，计划将此处迁至西昌，通过老特务刘野樵与彝族土司邓德亮的关系建立地方武装，继续与共产党“打游击”。
除此之外，野心勃勃的季源溥还打算拉拢川滇边区武装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但是那些地方武装有自知之明，他们为了保留元气，最后选择弃枪投降。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季源溥还从台湾偷偷乘飞机回到重庆，秘密指挥工作。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来重庆，主要精力竟然用在处理内部矛盾上。
曾经在党通局期间担任重庆区区长的王难三，此时担任重庆调查处处长一职。但是此人不愿接受地方势力操纵，得罪了许多地方势力，情报工作难以开展，于是招致了重庆党部组织处处长龚曼华和立法委员陈铁夫的不满。
龚曼华和陈铁夫秘密商议，决定推荐代理过重庆区区长的刘介鲁担任重庆调查处处长一职。
此时季源溥的心腹甘青山也随季源溥一同来到重庆，而甘与刘介鲁是老朋友，自然无话不谈。甘青山告诉刘介鲁自己虽然已经在经济部担任要职，然而还是想做重庆调查处的处长，并且托刘介鲁在季源溥面前为自己美言。
事实上，刘介鲁也一直觊觎着重庆调查处处长的位置。
于是，王难三、刘介鲁和甘青山的三角矛盾就此形成！
几天后，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在重庆皇后餐厅为季源溥召开欢迎会，与会人员有二百多人，其中还有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张益民及甘青山、刘介鲁等人。宴会上，季源溥发表了讲话，并强调“现在时局艰难，但希望在座各位团结一致，争取最后胜利”之类的话。在座之人也没有心情听季源溥啰唆，对于季源溥的“精神灌输”也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宴会结束后，季源溥便单独拉着刘介鲁和甘青山来到附近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坐下不久，季源溥竟对刘介鲁说：“龚曼华、陈铁夫等人推举你当重庆调查处处长，现在大敌当前，凡是要以大局为重！我的意思是暂时不予变动，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此时，甘青山听到刘介鲁也有此野心，心中暗骂。
几天后，龚曼华再次找到刘介鲁，试图通过刘介鲁向季源溥施压，赶王难三下台。不过季源溥思路已定，为了暂缓重庆调查处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决定由重庆市党部、重庆调查处、重庆市参议会三方各推荐三人组成九人工作小组，并指定王难三为小组组长。
听到这个消息，刘介鲁和甘青山等人都非常失望！
季源溥在重庆待了几天，又去成都视察。他先是视察了四川调查处，并下令调查处想方设法掌握地方武装势力，继而与共产党打游击。随后，他又拜访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并向王陵基推荐了1个专员，10个县长，让其掌握一个地区的地盘，并依附地方势力开展武装破坏工作。不过此时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季源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打道回府。
季源溥前脚刚走，陈立夫后脚就到了重庆，陈立夫此次来重庆的目的也为传达“精神”的，与陈立夫一同来重庆的还有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听到陈立夫来访，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打算给陈立夫举办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陈立夫考虑到当时的局势，决定闭门不出，没给王难三面子。在王难三的多次请求后，陈立夫才决定一切从简，和大家见个面。
按照陈立夫的要求，王难三将“见面”地点安排在江苏同乡会，并在皇后餐厅搞了一个六菜一汤的湖北菜。来此“宴会”的都是内政部调查局科级以上人员，还有个别的参议员、立法委员，大概几十人，规模不大。宴会开始后，陈立夫便开始发表讲话，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了。
1949年11月，解放军兵分三路向西南进军，驻守西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害怕了。为了不给共产党留下“重要情报”，季源溥制订了一个应变计划：
一、除组织名册、机密文件、关防印信应指定专人携带，其余文件则一律销毁；
二、给每个专职特务发放三个月薪酬作为安家费，本人须与本党组织、机关共同进退；
三、对“细胞”分子，凡身份未暴露者，可继续布置任务，对于身份已暴露者，在本地区无法立足的，也可以随组织行动；
四、尽一切可能掌握地方武装力量，必要的情况下与共产党打游击。
计划不如变化快，许多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解放军的子弹打落了，重庆调查处乱成了一锅粥，特务们纷纷选择逃命。
首先逃跑的是内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张益民，然后特务们各自奔逃。
大多数特务跑到了成都，偷偷藏匿于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的办公地点内。
张益民跑了之后，重庆调查处已经群龙无首。
四川指导处在接到电报后，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匆匆赶到重庆收拾残局，不料发现重庆已经乱作一团，于是撒了个谎便匆匆离开重庆。
而交通处的副处长袁更也率领其部下逃到成都，成都成了特务们的临时大本营。
此时，季源溥已经安全抵达台湾家中，他的中统局局长的美梦终于结束了！
1949年12月，特务们的临时大本营成都也被和平解放了。中统局以及其所属的四川、重庆、川康滇边区等调查处瞬间土崩瓦解。
12月9日，死不服输的蒋介石派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去云南，将国民党政府迁至昆明，但是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随后卢汉将张群软禁，并于当晚宣布起义。国民党最后的“后花园”也随之覆灭。
中统局，终于随着国民党的覆灭，结束了自己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使命”。
1950年初，季源溥在台北西门町闹市区的一栋民房里翻开了报纸，这里，就是国民党中统局的“新家”！报纸上赫然写道：共产党成功举行政协会议……
1950年的3月1日，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商议，重新调整“情报组织”，由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将季源溥的“中统局”划归“国防部总政战部”名下。随后，蒋经国对“中统局”进行整改，清除了过去与之有矛盾的CC系成员，换上了自己的人手。但此时的中统已非曾经的中统，各个机构形同虚设。1957年，失望透顶的季源溥终于离开了中统局，晋升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而中统局局长也被张庆恩接替。几个月后，军统大特务沈之岳又顶替了张庆恩，出任调查局局长一职。
1979年10月28日，中统局最后一个大特务季源溥离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