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们非常思念一个人。
这个人其实是我们过去非常不待见的。
我们所以思念他，是因为突然发现他其实很光荣。他不仅光荣了他自己，还光荣了我们一家。我们逢人必提高强。是凡家里来人，母亲一定对人家说，高强插队了，到了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当时，年轻人除了当兵，就是下乡插队最光荣。别说我们这样的家庭了，就算是成份很好的工人家庭的子女，也很少有参军的机会。
姐姐很羡慕哥哥高强。
我也羡慕。
在我眼里，高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队（我并不很清楚“插队”的意思，但我也知道，那就是到农村里去劳动。可是，它对我还是有强大的吸引力），而是去了一个天堂。我根本不知道天堂的样子，但他去的地方，一定就是天堂。天堂里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充满了无限的乐趣。如果不是天堂，为什么大家那样强烈地要求下乡呢？至少，有一点是我们所羡慕，那就是到了乡下，可以吃饱大米饭。能够每天吃饱，这本身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父亲对高强是有过担忧的。毕竟，黑龙江离我们这个城市，相距有好几千里地。但是，母亲对他的担忧给予了非常严肃的批评。她认为他这样的担忧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如此一来，父亲也就不吭声了。她的积极，左倾，让他刮目相看。他们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分离，心与之间变得非常的遥远。因为遥远，而变得冷漠。他们变得不再像夫妻了。他们真的就像是一个单位里的男女同志，很客气。除了谈些有关革命的内容，他们之间，简直无话可说了。他们没有一点的私情。
“没有什么好说的，”母亲后来对我说，“那个年代的人，大多都那样。我自己的出身不好，家里又出了你哥那样的事。我们只有表现得比我们更革命，更积极，更坚定，更彻底，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我能理解，那是一个疯狂的年头，缺乏理性。
“只有表现得非常‘革命’，你才能生存。”母亲说。
为了减轻罪责，我们家甚至表态和哥哥高枫划清了界限。父亲在单位里，写了“决心书（也是检讨书）。他的文化不高，一张大白纸上用毛笔写得歪歪歪扭扭的，大意就是他生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罪该万死。他表示，要坚决和他划清界限。高枫不再是他的儿子了。他们彻底决裂了。他是他的敌人，更是全国人民的敌人。他对他的判刑，拍手称快，毫不怜惜。在学校里，我和姐姐也写了“决心书”。
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对于高枫，我们当时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的反动。他的反动不仅是顽固的，而是猖狂的。据说，他用刀割破自己的手腕，在墙上写了许多的反动标语。他那样的年轻，居然如此的疯狂。我们在心里不仅不能理解，而且很气愤。我们不能原谅他。是他，让我们在整个院子里都抬不起头来，背负了很沉重的包袱。我们希望他能回头，可是他却义无反顾，一路地反动到底。他让我们觉得陌生。他简直就不像是我们家的人了。
那段时间，我们努力地想忘记他。
我们不提他的名字。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真的差不多把他忘记了。我们不知道他关在哪。有人说关在上海的一所监狱里，也有人说是在苏州，还有人说他是关在青海或者新疆。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在哪。既然他那样死不改悔，我们为什么又要关心他的死活呢？只要他悔改了，我们全家的压力也小一点啊。
我们都有些恨他。
相比之下，我们越发地想念高强。
高强一年后，才回来探亲。我们看到他明显地长高了，瘦了，人也黑了。他告诉我们，他在黑龙江一个县里的一个农场。在那个农场里，过得还不错（我们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并不是实情）。他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秋季分配，全队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现金总共不到一千五百块钱，平均每人不到六块。夏季分配，现金只有不到八百块，平均每人三块钱多一点，时间是六月到九月，三个月。队里最强壮的单身男劳力，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配。至于口粮，夏季分配（小麦），三个月口粮最高不超过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红薯（五斤顶一斤原粮），每人最多不超过三百斤（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这些，还都是原粮。好在他们是住在知青点，粮食不够吃，最后队里会想办法补足。知识青年，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在最后风起云涌的回城那段时间里，他们那个小队里简直就成了土匪窝，经常偷鸡摸狗，无所不为。高强没能回来。当然，这是后话。
在那样的年代里，人们对男女关系是非常保守的。除了是已经结婚的夫妻，一般的男女是不可以有任何亲热的举动的，哪怕他们是恋爱中的对象。即使是夫妻，他们也不可以在外面有什么亲热的行为。一切行为，都应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至于夫妻关系以外的男女关系，一经发现，那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再严厉的法律（那时候其实是没有法律的，公众的普遍认知，就是法律），也压制不住人性。高强和叶莉莉，就是这样的。
他们马上就粘在了一起。
高强加城探亲，总共只有二十天的时间，但是，却有十三、四天是和叶莉莉一起的。他们的行踪，肯定是引人不少人注意的。母亲也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但对高强的行为却没有多加管束。
她变得很软弱。
一方面，当时我们那个社会普遍的很闭塞。除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的声音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消息渠道。我们对整个国家情况的理解，是混沌的。我们理解的只是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在中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主的革命路线，另一条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上的坏人很多。但是，坏人总是被打倒的）。另一方面，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们都是在私下里说，谁也不敢摆到台面上。大家都知道危险，非常的紧张。
我记得有一年，说是要查反标，形势非常紧张。据说，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很多的反动标语，还有一些诗歌，在地下流传。许多年后，我读过据说是当年曾经很流行的一首：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中，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读完了，全身有一种触电一样的感觉。是的，从肉体到灵魂，都被震撼了。虽然它只是一首诗，但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首诗会有这样的力量。也许，只是因为我有那样的感受，获得了一种共鸣。我甚至认为它可能是我哥哥高枫写的。高枫写了许多日记，在日记里除了写下他的许多认识，还有不少是诗歌。当然，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母亲说，当年查“反标”，我们家是重点怀疑对象。因为我们家的历史有问题，而且高枫还是个现行反革命。革命群众认为我们家有这样的土壤。我们有动机，有条件。动机自然是我们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是我们家的人都是识字的。居委会的人，还真的领来了公安，到我们家检查了，翻箱倒柜，取走了所有的纸片，还让我们每个人写一句话。带回去，以验证我们的笔迹。
对于这件事，我早忘了。但是，母亲却记得非常清楚。她知道这是歧视。然而，她却很无奈。她曾经是那样积极地表现，可还是得不到革命群众的信任。这让她内心里很沮丧，甚至是一种绝望。
这份绝望，最终让她在得到哥哥被枪决那天，进行了爆发。
我记得那是个下午，外面的雨很大，哗啦啦的，很响。我们听到了一个声音，是在叫母亲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谁会叫她。听那个声音，是很陌生的。我们打开门，看到一个穿着军用雨衣的人，骑在自行车上。雨帽把他的整张脸都遮住了，我们只看到他一双黑黑的眼睛。他一只脚支在地上，并没有从车上下来。
“交五分钱子弹费。”来人硬梆梆地说。
母亲一手扶着门框，脸上显出的是一片茫然。
“反革命分子高枫昨天下午被镇压了，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来人再次不耐烦地说。
姐姐听清楚了，她拉开抽屉，从里面翻出了五分钱，从母亲的肋下钻过去，递给了雨中人。
雨中人没有说话，默默地接过钱，塞进了雨衣下的挎包里，调掉了车头，猛地一蹬，就出了院子，消失在前面拐弯的小巷里……
很长时间，我一直也没明白那五分钱的意义（或者说是意思）。随着真正长大懂事了，才听人说，那是一颗枪毙我哥哥高枫的子弹钱。枪毙一个坏人，怎么能让国家破费呢？必须要家属承担这样的成本。毕竟，坏分子是从这个家庭里出来的。家庭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我们无话可说。姐姐是很顺从地，交出了那五分钱。
那是一枚崭新的五分硬币，我记得它从姐姐手里递到那个人手上的时候，它在雨里闪耀着一道银白色的漂亮弧线。是的，因为当时我的目光是集中在那五分钱上。我知道五分钱可以买许多东西，比如说，买一本练习册，三支铅笔，或者两块彩色棉花糖。但是，因为哥哥的被枪决，五分钱就这样白白地充公了。
五分钱，它是一颗手枪子弹的成本，还是一颗步枪子弹的成本呢？这个问题一直很让我困扰。
母亲那天像疯了一样。应该说，相当长一段时间她还很平静，不说话，只是呆坐着。姐姐、我和弟弟都是小心翼翼的，我们甚至连气都不敢大声地喘。姐姐一直在落泪。但是，她的眼泪是无声的。它是透明的，晶莹地，从她的脸颊上滑落。弟弟那时候也已经知道点事情了，他的一张小脸刷白的。到了傍晚的时候，父亲突然踏进了家门。就在父亲踏进家门的刹那，母亲疯狂地扑向他，大声地嚎哭起来。
父亲的脸色是铁青的。
他一直也没有说，他怎么会正巧在那天的傍晚回来的。是他们父子间最后的一点灵犀？抑或只是一种巧合？与母亲相比，他是一个很少敞开自己心思的人。或者说，他干脆就不敞开。他不善于表达。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母亲一直在哭，直到哭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打父亲，没头没脸的打，而父亲居然一声也不吭，让我们感觉好像哥哥被枪决，好像是和父亲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完全是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里。
从那以后，母亲就发疯地收罗着哥哥生前所有的东西，哪怕只是衣服上的一粒纽扣儿。家里任何人，都不准再提哥哥的名字。原来高枫的一些旧衣服，都是缝缝补补让我来穿的，出事后她都收回去了，仿佛我穿着是不配似的。
父亲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就又从家里消失了。
我们当时都很吃惊他的不声不响，直到半个月后，他回来了，手里捧着一个盒子。我们知道，哥哥已经静静地躺在那只灰色的四方的盒子里了，成了一堆粉齑。
一个大活人，成了一堆灰色的灰齑，这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