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户人家，倘若一名子弟快要长大而又不能获得一个优越的位置，无论是实际拥有的，复归享有的[11]，残留继承的[12]，还是有望得到的位置，他都会被送到海上去当水手，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习俗。管委会决定仿效这一明智而又有益的榜样，一起磋商是不是物色一条驶往哪个危险港口的小商船，把奥利弗·特威斯特送到船上去。看来这是把奥利弗打发走的最佳途径。这是因为，哪天饭后，船长说不定会乘着酒兴用鞭子把他打死，或者用铁棍砸扁他的脑袋。众所周知，两者都是那个阶层的绅士们最心爱的，很普通的娱乐活动。管委会越从这个角度去探讨问题，越觉得这个办法的优点很多。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刻不容缓地送他去当水手，这是唯一能为奥利弗提供生计的有效办法。
邦布尔先生已被派去做各种摸底调查，旨在发现哪位船长想要一名无牵无挂的小厮。此刻，他正返回教养所汇报他执行使命的结果，忽然在大门口碰见一个人。他是教区的丧事承办人索尔贝里先生。
索尔贝里先生个子很高，骨瘦如柴，手粗脚大，身上穿一套很旧的黑色长礼服，脚上穿一双打满补丁、也是黑色的棉长袜，以及一双与之配套的鞋子。他长着一张生来不宜含笑的脸。不过，总的来说，他是个颇有职业风趣的人。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脸上露出内心的高兴劲儿，走到邦布尔先生跟前，同他热情地握手。
“我已经替昨晚死去的两个女人量过尺寸，邦布尔先生。”丧事承办人说。
“你要发财了，索尔贝里先生。”干事一边说，一边把拇指和食指伸进丧事承办人递过来的鼻烟盒；那玩意儿是个小巧玲珑的专卖棺材的模型，“我说，你要发财了，索尔贝里先生。”邦布尔先生重复说，同时用藤杖友好地敲敲丧事承办人的肩膀。
“你是这么觉得的吗？”丧事承办人不大相信，以半信半疑的口气说，“管委会定的价钱是很低的，邦布尔先生。”
“棺材也不大呀。”干事脸带笑容地答道，不过他笑得很有分寸，不失一位要员的身份。
索尔贝里先生听见这话乐了，他乐当然是有道理的；他笑了很长时间才停下来。“嗯，嗯，邦布尔先生，”他最后说，“不可否认，自从采用新的伙食制度以来，棺材做得确实比过去窄了一点，浅了一点；不过，我总得赚点钱呀，邦布尔先生。干透的木料价钱很贵，先生；再说，铁把手是通过运河从伯明翰运来的。”
“没错儿，没错儿，”邦布尔先生说，“行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赚点合理的钱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那当然，那当然，”丧事承办人答道，“要是我在这笔或那笔生意上赚不到钱，哎呀，我迟早也要把它捞回来，你明白——嘻！嘻！嘻！”
“一点不错。”邦布尔先生说。
“不过，我要说，”丧事承办人回到被干事打断的思路，接着说，“不过，我要说，邦布尔先生，我不得不对付一种十分不利的情况，那就是，胖子们倒个个走得特别早。那些过惯好日子的人，多年不欠税款的人，一旦进了教养所，老是最先垮下来。我告诉你吧，邦布尔先生，只要多用三四英寸料，你就赚不到钱，出现大亏空。对我这样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更是不得了的事儿，先生。”
索尔贝里觉得自己吃了亏，因此说这番话的时候带有一点火气，这是情有可原的。而邦布尔先生觉得这有损于教区的声誉，认为最好换个话题。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奥利弗·特威斯特，于是谈起关于他的事来。
“顺便问一声，”邦布尔先生说，“你知不知道谁想要个学徒？教区有个孩子，他眼下是套在教区脖子上的一块石头——一块磨石，我要说。条件很优厚，索尔贝里先生，条件很优厚！”邦布尔先生一边说，一边举起藤杖指着大门上的布告，在以特号正体大写字母书写的“五镑”两个字上咚咚咚地敲了三下。
“我的天哪！”丧事承办人拉住邦布尔先生公服上的金边翻领说道，“我正想找你谈这件事呢。你知道——啊呀，这扣子真漂亮呀，邦布尔先生！我还从没有注意到呢！”
“没错儿，我也觉得挺漂亮的。”干事一面说，一面低下头去，得意洋洋地瞥了一眼缝在外套上的黄铜大扣子，“上面的图案跟教区的印章是一模一样的——慈悲的撒玛利亚人在救治一个身负重伤的人[13]。这是元旦上午管委会送给我的，索尔贝里先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穿着它，是去出席那个破产商人的死因调查会；他是半夜里死在大门口的。”
“我想起来了，”丧事承办人说，“陪审团宣布说，他‘死于冻馁和缺乏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对吗？”
邦布尔先生点点头。
“他们还作出一项特别裁决，”丧事承办人说，“加了这么几句话：要是救济人员及时——”
“呸！别瞎说了！”干事打断他的话，“要是无知的陪审团胡说什么，管委会就去管什么，他们根本忙不过来。”
“那倒也是，”丧事承办人说，“他们确实会忙不过来的。”
“陪审团。”邦布尔先生一边说，一边将藤杖握紧；他情绪激动起来总有这个习惯，“陪审团都是些没有文化、低级庸俗的卑鄙小人。”
“一点不错。”丧事承办人说。
“他们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干事说，还鄙夷不屑地打了个“榧子”。
“千真万确。”丧事承办人表示同意。
“我瞧不起这些人。”干事满脸通红地说。
“我也瞧不起他们。”丧事承办人附和说。
“但愿哪个自说自话的陪审团到教养所来住上一两个星期，”干事说，“管委会定下的规章制度很快叫他们神气不起来。”
“别去理睬他们。”丧事承办人答道。说着，他显出表示赞同的样子，还朝那位怒不可遏的教区官员笑了笑，想要平息他正在冒上来的火气。
邦布尔先生脱下三角帽，从帽子里取出一块手绢，抹去额头上因为发火而沁出的汗水，然后重新戴上帽子。他朝丧事承办人转过脸来，用平和一点的口气说：
“那么，这孩子的事儿？”
“嗬！”丧事承办人答道，“哎呀，你是知道的，邦布尔先生，我可是缴了好多扶贫税的。”
“哼！”邦布尔先生说，“那又怎么样？”
“哦，”丧事承办人说，“我在想，既然我为穷人付出这么多，我也有权利尽可能从他们那儿得到点东西；因此——因此——我想，我想把这孩子要下来。”
邦布尔先生抓住丧事承办人的胳膊，领着他走进教养所。索尔贝里先生跟管委会密谈了五分钟，作出了以下安排：奥利弗当天晚上去他家“试用”——就教区里的学徒而言，这个词的意思是，要是经过短期试用，师傅发现孩子干活干得不少，吃饭吃得不多，便可将他留用几个年头，听凭师傅的吩咐。
那天晚上，小奥利弗被带到“绅士们”面前。他们对他说，他当晚要去棺材店当勤杂工；他要是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或者胆敢再次回到教区来，就要被送到船上去；那样的话，他不是被扔进海里，就是被砸扁脑袋。奥利弗听了没有流露多少感情，于是他们异口同声地称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小坏蛋，命令邦布尔先生立即把他送走。
倘若有谁缺乏最起码的感情表示，管委会自然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感到义愤，感到震惊。可是，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他们搞错了。事实很简单，奥利弗不是感情欠丰富，而是感情太丰富，只不过他已经受尽虐待，很可能一辈子就是那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样子了。他听到自己要被打发走的消息以后一声不吭，拿起别人塞到他手里的行李——这也不难拿，全部物品都装在一个大约半英寸宽、三英寸深的褐色纸包里——把帽檐拉下来遮住眼睛，再次抓住邦布尔先生的衣袖，跟着那位大人物出了教养所，去一个新的受苦受难的地方。
有好一会儿工夫，邦布尔先生只管拖着奥利弗往前走，既不看他，也不说话。原因之一，干事脑袋昂得很直——当干事的总是那副模样的；原因之二，天刮着大风，吹开了邦布尔先生身上的外套，威风凛凛地露出里面的折边背心和灰色毛绒短裤，把小奥利弗遮得严严实实。然而，他们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邦布尔先生感到非得往下瞥上一眼，看看这孩子是不是处于良好状态，可以接受新主人的检验。于是他这么做了，而且摆出了相应的姿态，俨然是一位慈祥的保护人。
“奥利弗！”邦布尔先生说。
“在呀，先生。”奥利弗以颤抖的声音轻轻答道。
“把帽檐往上推一推，露出眼睛，抬起头来，小祖宗。”
奥利弗立即照办，飞快抬起那只空着的手，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但是，他抬头看着那位带路人的时候，眼睛里还留着一滴眼泪。而当邦布尔先生以严厉的目光望着他时，那滴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接着又是一滴，又是一滴。孩子竭力想忍住眼泪，但是没有成功。他从邦布尔先生的手里抽出另一只手，两只手同时捂住脸，哭得泪水从瘦小的指头缝里往外涌。
“好啦！”邦布尔先生停下脚步，大喝一声，朝小家伙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好啦！我见过好多好多没有良心、心地险恶的孩子，奥利弗，你是其中最——”
“不，不，先生，”奥利弗紧紧拉住干事握着那根著名藤杖的手，抽噎着说，“不，不，先生；我一定会当个好孩子；我真的真的会的，先生！我年纪还小呢，先生；可我是这么——这么——”
“这么什么？”邦布尔先生吃惊地问。
“这么孤单，先生！这么孤孤单单！”奥利弗哭起来，“人人都讨厌我。哎呀！先生，别这样，请你别对我发脾气！”孩子用手捶着自己的胸口，痛苦万分，泪汪汪地望着他的伙伴。
邦布尔先生有点吃惊。有几秒钟工夫，他看着奥利弗那张可怜而又绝望的脸，干咳了三四声，说了一句“这咳嗽真讨厌”之类的话，然后让奥利弗擦干眼泪，做个好孩子。接着，他又拉起他的手，领着他默默地往前走去。
邦布尔先生进门的时候，丧事承办人刚刚上好店里的窗板，正借着昏暗的烛光在记账。
“啊哈！”丧事承办人说。他从账簿上抬起头，没有来得及写完一个字，“是你吗，邦布尔？”
“还会是别人吗，索尔贝里先生？”干事答道，“瞧！我把孩子带来了。”奥利弗鞠了一躬。
“哎呀！就是这个孩子吗？”丧事承办人说。他把蜡烛举过头顶，仔细看了奥利弗一眼。“索尔贝里太太，请你过来一下，亲爱的。”
索尔贝里太太从店铺后面一间小屋里走出来；她是个又矮又瘦的干瘪女人，看上去一副悍妇的模样。
“亲爱的，”索尔贝里先生毕恭毕敬地说，“这就是从教养所领来的孩子，我对你说起过他的。”奥利弗又鞠了一躬。
“天哪！”丧事承办人的老婆说，“他这么小呀。”
“没错儿，他是小了点。”邦布尔先生答道。他瞪了奥利弗一眼，仿佛他不够大是他的过错似的；“他是小了点。这不可否认。不过，他会长大的，索尔贝里太太——他会长大的。”
“啊！我敢说，他是会长大的，”女人没好气地说，“吃我们的，喝我们的长大呗。我看，领教区的孩子也省不了多少，反正我是这么看的，供养他们要花好多钱，根本划不来。不过，男人总是自以为懂得多。算了！下楼去吧，小火柴棍儿。”说着，丧事承办人的老婆打开一扇边门，把奥利弗推下一段很陡的楼梯，来到一间又潮湿又阴暗的石屋子。这间屋子连着储煤的地下室，美其名曰“厨房”。里面坐着一个样子很邋遢的女孩子，她穿一双磨平了后跟的鞋子，一双千疮百孔的蓝色毛线袜。
“听着，夏洛特，”索尔贝里太太跟着奥利弗来到楼下，对那姑娘说，“给这孩子拿点儿留着给特里普吃的冷饭。它早晨出了门还没有回过家，不吃兴许也没关系。我敢说，这孩子很挑剔，说不定还咽不下去呢——对吗，孩子？”
奥利弗听说有饭吃，眼睛都发亮了；他恨不得一口把饭吞下去，连身体也颤抖起来。他回答说他吃得下。于是，一盆粗劣的剩饭放到他的面前。
但愿哪位吃得肥头大耳的哲学家——一位酒肉在肚里变成胆汁的哲学家，一位血液冰冷、铁石心肠的哲学家——能看到奥利弗在怎样拼命吃着连狗都不屑一顾的美食佳肴。但愿他能目睹奥利弗饿成怎样的可怕样子，馋得把剩饭撕成碎片。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看到那位哲学家本人也吃着同样的饭菜，而且吃得同样津津有味。
“怎么样？”丧事承办人的老婆见奥利弗吃完晚饭，就说。她一直在默默地望着他，心里着实感到惊慌；她预见到他的饭量很大，不由得忧心如焚。“吃饱了吗？”
看到手边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奥利弗作了肯定的答复。
“那么，跟我来吧。”索尔贝里太太说。她拿起一盏昏暗而又肮脏的油灯，领着他上了楼梯，“你的床在柜台底下。你不会在乎睡在棺材堆里的，我想。不过，你在乎也罢，不在乎也罢，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没有别的地方让你睡觉。快点，我可不想在这儿待上一个通宵！”
奥利弗不再犹豫，乖乖地跟他的新主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