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坐江山容易坐成败家子。然而，唐高宗李治却是个例外。他不但守住了李氏家族得来不易的江山，而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唐高宗李治继承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位，很好地延续了贞观时期的政策，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持续繁荣。唐高宗在位期间，虽然统治阶层政治斗争颇多，但是内政、外交都在稳步前进，可以说唐高宗是一位“守成之君”。
1.太子之位：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
历朝历代的皇位之争，有些按制度继承，有些是手足相残，有些是使阴谋手段，有些是靠建功立业，不一而足。然而，唐高宗李治的皇位得来，却是在意料之外。
李治，小名“雉奴”，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在东宫丽正殿出生。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贞观七年（633年），遥授并州都督。李治小时候性情比较温和，表现出很乖很听大人话的样子，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比较喜爱他。李治小时候刚开始学习《孝经》，唐太宗就提问他有关书中的要义，李治回答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唐太宗十分满意，夸奖他说：“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从那时起，唐太宗李世民便认为九子李治具“宽仁孝友”的品德。
唐太宗共有十四个儿子，其中，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排行第九的李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按照皇位继承制度，嫡长子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加上李承乾从小就聪明伶俐，唐太宗特别喜欢他。唐太宗刚即位时，便将李承乾立为太子，当时他年仅8岁。李承乾初被立为太子时积极上进，颇识大体，得到了唐太宗及满朝大臣的好评。但后来他的生活渐渐荒唐颓废起来，唐太宗见他这个样子就动了废除太子之心。李承乾感觉到自己太子的地位已有危险，就暗地里联络政治上失意的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企图发动政变。不料事情很快泄露出去，李承乾被唐太宗贬为庶人，魏王李泰似乎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李泰恃宠骄横，早有想取代长兄之心，因而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李泰得知父亲有意观察他的行为之后，便每天到宫中小心侍候，讨唐太宗欢心。唐太宗见他懂事曾当面表示要立他为太子，但朝中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却主张立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唐太宗一时拿不定主意。面对这种阻力，李泰为了尽快成为太子，便企图使手段胁迫软弱的李治退出这场竞争。唐太宗得知后，心里很不高兴，又担心李泰也有如李承乾那样的政变动机，就决定不立他，而立李治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
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唐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单独留下了长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和褚遂良等人，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长孙无忌请求唐太宗将心事赐示。唐太宗回答道：“我欲立晋王。”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是李治的亲舅舅，他听唐太宗说到这话，正合他的意，就毫不犹豫地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唐太宗对晋王说：“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还不快快拜谢。”李治于是急忙跪拜。唐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既符我意，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长孙无忌回答到：“晋王仁孝，天下归心久矣。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必无异辞。若有不同者，乃是臣负陛下，罪当万死。”唐太宗听他这样说，也就不再犹豫。于是召集百官上太极殿，询问诸子之中谁最适合被立为嗣君，众人异口同声回答：“晋王仁孝，当为嗣！”唐太宗见李治众望所归，一时龙颜大悦。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七日，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李治以皇九子的身份最终被立为皇太子，以至于后来继承大统，的确是件不简单的事情。
唐太宗在废除太子李承乾以后，不立魏王李泰，是因为他并不希望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赖你争我夺、苦心钻营得到。唐太宗为防止李泰闹事，派人将他囚禁起来。一方面，李承乾和李泰相争，两败俱伤，可以说在此间李治坐收了渔翁之利；另一方面，李治能够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又是因为他的“仁孝”与不争。自古以来，自傲冒进，欺辱别人，都是毁坏名声的捷径，这一点，于魏王李泰的品行中可见一斑。谦卑退让甘处下风，是成就良行美名的坦途，李治又正应了这一点。李治的行为不超越法度，思想不违犯法规，对内勤于修身自勉以受益，对外谦虚礼让以示敬畏。他这样做，朝中大臣们对他便没有非难怨恨之类的事情。最终，众望所归，得到了太子之位，荣华福禄因此长久。
唐太宗确立了李治的太子地位，又为他日后做皇帝做了各方面的准备。为稳固下一任皇帝的统治，唐太宗召集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等几位重臣，统一他们的步调，使他们能够在新君登基之后，死心塌地忠于李治。为了能让李治尽快成熟起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唐太宗把大量心血倾注到了太子的教育上。每逢在朝上议事时，唐太宗常常让太子李治陪侍身边，听取朝政，或令他参议，使他得到实质的锻炼。为树立李治的威信，唐太宗又下令全国的军队都要服从太子的调遣，太子有权力处分大将军以下的官员。唐太宗经常让李治陪同自己朝见群臣，观摩对日常政务的处理，并常听他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意见，以此来培养他的治国能力。在生活中，唐太宗看见李治吃饭，就说：“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不夺取农时，才会常有饭吃。”见李治骑马，就说：“你要知道不尽其力，才会常有马骑。”见李治乘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就像水，君主就如舟。”见李治在树阴下休息时，就说：“木要以墨绳为准才能正直，君要能够接受劝谏才会圣明。”李治每次听到唐太宗的教诲，都会毕恭毕敬地肃立，然后非常感激，表示一定“永志不忘”“铭记于心”。唐太宗晚年还亲自写《帝范》十二篇总结自己做皇帝的治国经验，对李治循循善诱，要他懂得修身治国安危兴废的帝王之道。唐太宗清洗了李承乾和李泰的余党，消灭了颠覆李治皇权的隐患，并让当时有权势的大臣们兼东宫官职，表面是让他们教育太子，其实在培养他们与未来皇帝之间的感情。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病危。在临死前，他把积极支持李治做太子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叫到床前托以后事。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代英主长逝在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一日，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第三位皇帝。对于他的皇帝生涯来说，“子承父业”可以称之为不幸。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人们提及唐高宗时，往往首先看到的是他父亲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夺目光环。不仅如此，在他身后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这两位英主之间，唐高宗的处境未免有些尴尬。然而，李治又是幸运的，他继承了唐太宗的辉煌基业，平稳地做了三十五年的皇帝。在唐朝所有皇帝中，除了唐玄宗以外，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2.平高阳谋反：当仁不让，该出手时即出手
在封建社会，当皇帝的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就连自己的至亲骨肉也不会放过。为了巩固皇位，为了李家江山的安危，唐高宗李治将谋反的妹妹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均赐死。
李治性格宽容仁厚，极重感情，在对宗室皇亲的待遇上从不吝啬，但对于他们放纵不法的行为，也不姑息纵容。唐高祖李渊有二十二个儿子，唐太宗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这些皇室成员往往仗势欺人，横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为。李渊的小儿子滕王元婴与唐太宗的七子蒋王李恽都是出了名的搜刮民财的高手，民愤极大。唐高宗听说以后，借一次普赐诸王的机会在大家面前说：“滕王叔叔和蒋王哥哥都善于自己经营，我看就不必赐给财物，只赏给他们两车麻，让他们回去做串铜钱的绳子吧。”唐高宗这一席话使两人的恶行当场亮相，大失脸面，这比严厉地惩罚他们更加难受，唐高宗此举也算得上是赏罚分明了。
唐高宗被唐太宗选为继承人，虽是长孙无忌力争之下的结果，但同时，唐太宗也是考虑到若李承乾或李泰中的一人即位，另一人必不能活。选李治当皇帝就是因为他性情宽厚，必会保全手足兄弟。但实际上，唐高宗李治登基后，在其他的宗室成员企图谋反的过程中，他也大开杀戒。唐高宗虽有“仁孝”口碑，在外人看来怯弱可欺，但是，他在处置危及皇位稳固与涉及皇帝权威的事件上，从没有表现出缩手缩脚的样子。
高阳公主是唐太宗的第十七个女儿，她性格活泼，在唐太宗的众多女儿中最得宠爱。唐太宗将高阳公主许配给大功臣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房遗爱空有一身蛮力，自幼讨厌学问，他借着父亲的威势，又是高阳公主的丈夫，被封为右卫将军，得到了比其他驸马都优厚许多的待遇。在儒教风行的当时，房遗爱属不学无术之人。高阳公主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可对父皇决定的事情，她不喜欢也不能反对。高阳公主气愤之余，从结婚那天起就不接纳丈夫。婚后不久，公主到郊外的领地打猎，结识了被选为《大唐西域记》撰写人的辩机和尚。辩机长相英俊又饱有学识，当时只有二十一二岁左右，公主大约是十五六岁，两人即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而且持续八九年之久。唐太宗得知以后，怒发冲冠，立刻下诏将辩机处以腰斩的极刑。辩机被处死后，唐太宗表面上没有处罚公主，却无限期地禁止她入宫，高阳公主心中由此充满了对父皇的憎恨。高阳公主彻底变了，她虽然从对辩机的追念中走了出来，却彻底堕落了。她与僧人智勖、僧人惠弘、道士李晃等人日夜狎戏，对此，房遗爱不但不闻不问，反而和高阳公主的这些情夫们结为弟兄。
唐高宗即位以后，高阳公主与房遗爱勾结掖廷令陈玄运，窥探朝中动静，唐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的丈夫柴令武、吴王李恪、太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丈夫薛万彻、太祖李渊的六子荆王李元景等人也满腹牢骚，他们便勾结在一起，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反对唐高宗李治的势力，阴谋发动政变，推翻唐高宗的统治。永徽四年（653年），高阳公主等人谋反的事泄露，被唐高宗一网打尽。长孙无忌审理此案后，唐高宗下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斩首；李元景、李恪及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均赐死。同时，吴王李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株连很广。宗室名王李道宗，已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告老退休。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李道宗不合，便利用高阳公主叛乱之事对其加以陷害，致使他被流放象州，死于途中。唐高宗打击了异己势力之后，帝位从此得到巩固。
3.起用罪臣：恩威并重，以求忠君之士
为了李家江山的安稳，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二人配合默契。一方面是唐太宗李世民对大臣治罪，另一方面则是唐高宗李治对大臣重用施恩。父子二人可谓绞尽脑汁，用心良苦。
唐高宗李治非常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唐太宗在位后期，一般是每三天朝见一次百官，处理日常政务。唐高宗却坚持每天上朝，及时解决各种随时遇到的问题。
唐高宗即位之初，便鼓励大臣们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多提意见，并且每天召见十个刺史询问情况，将其作为一项制度执行下来。唐高宗在执政期间，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也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治国才能，但由于他继承了唐太宗的治国路线，本人也比较谨慎，所以政局基本稳定，经济仍保持持续繁荣的势头，人口也在不断增加。唐高宗能接受正确意见，善于纳谏是他的重要措施。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询问减轻百姓负担的办法，有大臣指出，不必要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延误农时，出钱又需花费很多，建议免除一切不紧迫的徭役征发，唐高宗虚心采纳。唐高宗的善于纳谏成为了弥补他天赋不足的重要措施。
唐高宗即位后，严格遵照唐太宗遗训，在唐太宗多年的苦心培养下，掌握了一些治国本领，特别是唐太宗的言传身教，给了他很大的影响。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宁等都是贞观时代的重要谋臣，对治国都有一套经验。唐高宗初做皇帝的几年被后世誉为有贞观遗风。唐高宗重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无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有人诬告长孙无忌有谋反意图，唐高宗没做任何调查，便下令把诬告者处死了。长孙无忌等人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令，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长孙无忌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句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
唐高宗除了重用辅臣长孙无忌等人外，还调用了唐太宗死前被贬的李勣。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病危，唯恐李勣功高震主，不臣服于继任新君，贬他为叠州都督，又嘱咐太子李治继位后对李勣加以重任，以获得他对嗣君的忠诚。唐高宗即位后，按照唐太宗遗训很快召回李勣，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李勣接到调令，二话不说，立刻赶往叠州，连家都没回。永徽四年（653年），又册拜司空。李勣可以说是位重要大臣，虽不是皇亲国戚，但他为人深沉谨慎，处处小心，对于皇帝家事一概不过问，唐高宗对他非常满意与信任。
近贤臣而远小人，使天子成为明君，唐高宗初登大宝，建树无多，只有依赖于朝中重臣辅佐，使其帝位稳固。长孙无忌自不必说，他是唐高宗的亲舅父，利益所驱，甥舅必为一个共同体。起用李勣，使他感恩于新君，必誓死效忠，使唐高宗在重用前朝老臣的基础上，又为自己培养了新的统治集团成员。
4.以废后立威信：皇权初试，君临天下
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有时候也需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可是，唐高宗李治不遵唐太宗的遗训，以废后来立自己的威信，君临天下第一步就走错，此举直接导致了后来李家江山的改姓易主。
唐高宗在永徽元年（650年）立妃子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的叔祖母是同安长公主，美中不足的是王皇后不能生育。
唐高宗刚做上太子时，他的妃子刘氏就为他生了长子燕王李忠。李忠也是唐太宗的长孙，所以他出生时，唐太宗大摆宴筵，遍赐群臣，整整一天才尽兴而归。唐高宗共有八个儿子，武则天生了四个（唐中宗、唐睿宗及李弘、李贤），郑氏生子原王李孝，杨氏生子泽王李上金，萧淑妃生子许王李素节。在母以子贵的宫廷准则下，王皇后不能生养自然是满腹惆怅。唐高宗即位以后，王皇后渐渐失宠，永徽二年，萧淑妃得宠。为了巩固皇后的地位，王皇后在舅舅中书令柳奭的劝说下企图立燕王李忠为皇太子，因李忠之母刘氏地位低贱，希望他被立以后能够与皇后亲近，从而巩固王皇后地位。为了达到目的，中书令柳奭去请求太尉长孙无忌和左仆射于志宁等人。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同意了他的提议，并向皇帝提出了这一建议。唐高宗答应下来并在永徽三年（652年）立10岁的长子李忠为皇太子。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首的大臣在唐太宗生前“受遗令辅政”。唐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同心辅政，初登大宝的唐高宗对他们颇为尊重，“恭己以听”，君臣之间能够同舟共济，一起度过一段平静的日子。时间一长，唐高宗对处处以前朝老臣、辅政大臣自居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渐生不满，与他们时隐时现地产生了一些冲突。唐高宗在永徽六年间决定废后一事上，毅然与顾命大臣们决裂。
王皇后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不甘心萧淑妃得宠，于是将武则天弄到唐高宗身边，却不料弄巧成拙。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结识是在唐太宗晚年病重时，唐太宗在他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太子李治居住。李治在父皇的寝宫外陪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同样侍奉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有了私情。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驾崩，武则天因没有为唐太宗生育后人，与其他诸如此种状况的宫人一起，被送进感业寺，削发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唐太宗周年忌日，唐高宗李治来到感业寺进香，二人相见，旧情复萌。王皇后知情后，为了打击萧淑妃，她鼓动唐高宗将武则天纳入宫中。武则天进宫后，为报答王皇后，对她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王皇后十分高兴，于是，一有机会便在唐高宗面前称赞武氏的种种好处，使唐高宗越来越喜欢武氏，很快便封她为昭仪。随着武则天的日渐受宠，王皇后达到了排挤萧淑妃的目的，但武则天却又使她惶恐起来。于是，王皇后又把矛头指向了武则天，武则天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永徽五年（654年）初，武则天生了一位小公主，很讨人喜欢，王皇后也依礼前去看望。她走后，武则天残忍地掐死自己的女儿，轻轻盖好被子，以待陷害王皇后。唐高宗来看女儿，武则天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带他来到床前，掀开被子，一见女儿死状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唐高宗十分震惊，赶忙追查。听宫女说王皇后刚来过，唐高宗大怒，武则天又趁机大进谗言，王皇后有口难辩，加上她久未生育，唐高宗于是下定了废后改立之心。
唐高宗要废立皇后之事已为百官共知，在朝廷内部，围绕皇后废立，分为两大阵营。李义府、许唐敬宗、袁公瑜、崔义玄等人成为唐高宗废立皇后的支持者；而作为另一派的辅政大臣们却非常反对。长孙无忌等人认为王皇后出身名门，忠厚贤淑，不应轻废；武则天出身寒微，又曾侍奉过唐太宗，立为皇后不合礼仪。然而，唐高宗却不愿采纳长孙无忌的谏言，褚遂良见劝谏无效，叩头流血，气恼地提出辞官归田。就在唐高宗左右为难之时，李勣对唐高宗说，皇后废立是皇上的家事，不必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在李勣的支持下，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唐高宗下诏，以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的罪名，将二人废为庶人。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之后，关在别院内，处境悲惨，唐高宗事后偶然发现她们，萌发了同情之心，武则天得知此事，立即令人将二人残杀。唐高宗身体不好，性格上也显得懦弱，这给武则天创造了机会，对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惨死，他也无可奈何。王皇后的母亲及兄弟被除职为民，远流岭南，事隔一周之后，唐高宗下达了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书。经过皇后废立事件，贞观时代留下来的元老派大臣除李勣外，其他大部分被罢免或疏远，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均遭贬斥，后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死于武则天之手。而支持武则天做皇后的李义府、许唐敬宗等人则组成了新的统治集团。
唐高宗在废后一事上，可谓是大做文章。他初做皇帝时，在各方面多依靠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但随着已近而立之年，唐高宗已不想再被他们左右，必然要组织自己的新的统治集团，那些支持者必然会借机得势，而像长孙无忌等大臣不能认清形势，不懂得激流勇退的道理，意图永久牵制天子，最后只能落得个颠沛流离甚至身首异处的结局。
5.武后手段：为树威信，谋杀重臣
为谋求皇位，武则天打击陷害异己。懦弱昏庸的唐高宗李治听信谗言，使开国元勋长孙无忌蒙冤，李家江山在政治风雨中开始飘摇。
唐高宗登基后，长孙无忌进拜太尉，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长孙无忌再三辞谢，唐高宗仍令他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当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悉习辅政，数进良策，唐高宗也尊礼二人，虚心纳谏。“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正当君臣同心、政通人和之时，武则天回到了宫中。武则天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回宫后，就嫁祸王皇后，使唐高宗被激怒后废黜王氏，立她为皇后。
唐高宗深知废立皇后乃朝廷大事，必然会招致大臣的反对。经过仔细斟酌，唐高宗决定首先争取权高望重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不久，唐高宗携武则天亲拜了长孙无忌的府第。长孙无忌见圣驾光临，深感荣幸，连忙设宴款待，席间唐高宗欣然任命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将随身带来的十车金银珠宝和绫罗绵缎赐予长孙无忌。借着酒意，唐高宗几次提到王皇后没有儿子，暗示长孙无忌支持自己废后另立。长孙无忌终于明白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此行的真正目的，在长孙无忌看来，武则天曾经侍奉过先帝，万万不可立其为后，亵渎王室。况且，王皇后是唐太宗和长孙皇后亲自选定的，更不可随意废除。但他不便明确表态，便佯装糊涂，频频转移话题，唐高宗和武则天见状，只得怏怏而归。武则天又让母亲杨氏出面向长孙无忌求情，也被长孙无忌婉言拒绝。与此同时，善于政治投机的礼部尚书许唐敬宗为向武则天献媚，多次游说长孙无忌，均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使得许唐敬宗十分难堪。永徽六年，唐高宗不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朝廷重臣的强烈反对，断然将武则天立为皇后。
武则天对长孙无忌等人在易后之事上的强硬表现怀恨在心。她考虑到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舅舅，又有佐命大功，一时扳不倒他，便先将与长孙无忌志同道合的褚遂良贬为谭州都督，后又降职为爱州刺史。不久，褚遂良在爱州（今越南清化一带）忧愤而终。曾经反对唐高宗册封武则天为宸妃的侍中韩瑗，被诬陷与褚遂良潜谋不轨，贬为振州刺史，终身不准入京朝拜，不久，便卒于贬地。王皇后的舅舅原吏部尚书柳奭也从荣州刺史再贬为象州刺史。接着，武则天暗中命令许唐敬宗寻找机会陷害长孙无忌，以泄私愤。
显庆四年（659年），洛阳人李奉节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贵、朋比为奸。唐高宗命中书令许唐敬宗与侍中辛茂将他们拘捕审讯。阴险狠毒的许唐敬宗趁机滥用酷刑，逼迫韦季方供出长孙无忌。韦季方不愿诬陷忠臣，自杀未遂。许唐敬宗便诬奏韦季方与长孙无忌企图谋反，使朝廷大权归于长孙无忌，由于事情败露才惊恐自杀。唐高宗听后吃惊地说：“舅舅受小人挑拨，或许会产生一些隔阂，何至于要谋反呢？”许唐敬宗回答道：“我对此事进行了周密调查，长孙无忌谋反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倘若陛下还持怀疑态度，恐怕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唐高宗不禁落泪道：“朕家门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图谋不轨，使朕愧对天下之人。”许唐敬宗见唐高宗已经心动，赶紧火上加油：“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势单力薄，成不了大气候。长孙无忌可就不同了，他助先帝谋取天下，众人佩服其智慧；任宰相三十余年，众人敬畏其权戚。万一事情爆发，陛下派谁去阻止他呢？现在我们及时查出这个奸贼，真是件值得庆幸的好事。我担心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窘急而谋反，振臂一呼，同恶云集响应，势必危及社稷大业。”接着，许唐敬宗又举出隋朝重臣宇文化及举兵叛乱，倾覆隋室的历史事实，说得天性懦弱的唐高宗不寒而栗，遂下令许唐敬宗进一步仔细审察。当晚，许唐敬宗并没有进行复审，而是秉承武则天的旨意，精心编造了一套谎言。
第二天入朝，许唐敬宗上奏欺骗唐高宗说：“昨夜韦季方已经对勾结长孙无忌谋反之事供认不讳。我问韦季方：‘无忌乃至亲，累朝宠任，为何谋反？’韦季方回答说：‘无忌曾经参与请立梁王忠为太子的事件，梁王被废后，无忌深感不安，遂蓄意谋反。’我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陛下速将长孙无忌收捕正法。”唐高宗闻言含泪道：“即使舅舅谋反证据确凿，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否则天下之人会怎样议论朕，后世之人又会怎样评说朕呢？”许唐敬宗见唐高宗仍然犹豫不决，就进一步煽动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舅，也是畏佐文帝的有功之臣。薄昭不过犯了杀人罪，文帝就令文武百官身穿素衣为薄昭哭丧，然后令其自杀。至今天下之人仍称赞文帝为贤明的君主。先帝与陛下对长孙无忌可谓恩重如山，他却忘恩负义，阴谋叛逆，其罪行与薄昭不可同日而语。幸而奸行暴露，逆党服法，陛下为何瞻前顾后，迟迟不作决定？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长孙无忌乃今日之奸雄，可谓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再优柔寡断，我实在担心变生肘腋，那时可就追悔莫及了。”唐高宗本来就是个没有主见的平庸之主，此时听许唐敬宗引经据典，言辞又颇恳切，便对长孙无忌谋反之事信以为真，竟不再亲自提审长孙无忌，便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太尉的官职和封邑，出为扬州都督，并遣使发州次府兵援送往黔州（今四川彭水县）安置。许唐敬宗又奏称：“长孙无忌谋反，由褚遂良、柳奭、韩瑗等构扇而成。”于是唐高宗下令追削褚遂良官爵、韩瑗除名。褚遂良儿子彦甫、彦冲于流放爱州途中被杀。长孙无忌之子秘书监附马都尉长孙冲除名流放岭表。
武则天不满足于唐高宗对长孙无忌等人的惩处，又在唐高宗面前造谣诽谤，挑拨离间。昏庸的唐高宗便令许唐敬宗等重新审核长孙无忌谋反之事。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唐敬宗等暗中派其亲信中书舍人袁公瑜赶到黜州，逼令长孙无忌自缢，可怜开国元勋就这样含冤而死。许唐敬宗捏造供状还奏唐高宗，唐高宗见供状中牵连多人，不禁大怒，遂下令将韩瑗于贬所斩决，韩瑗已经去世，被开官戮尸。
武则天借此冤狱，又黜斥长孙无忌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清除了平时不肯依附自己的朝廷大臣。从此，朝政大权一步步落入她的手中。
6.司法与边事：文治武功，逞父遗风
皇帝两件事：一是为百姓办事，以安民心；二是维护皇权的稳定。威胁皇权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唐高宗时代，国泰民安，武则天是威胁皇权的内部因素中的一个潜在因素，还没有对皇权构成直接的威胁。当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高宗开始了对外的征伐，结果消除了威胁皇权的外部因素，使李氏家族的政权得到了很好的巩固。
唐高宗与唐太宗相比，有他突出的一面。唐太宗晚年迷恋金丹，而唐高宗对长生之术则持非常冷静的态度，他从不迷信胡僧的长生药。唐高宗曾说：“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与此相反的是，唐高宗对医学非常的信任。唐高宗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他对于御医的治疗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流血也不介意；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一书。
唐高宗的虚心采纳，可以说是唐太宗的政治作风的再现。唐高宗即位伊始，立即停止了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唐太宗时的“政事堂”在唐高宗时以“平章事”“同三品”等行宰相事，参加政事堂议决军国大政，他们品位不高，易于控制。唐高宗继承了贞观时期的疏阔的法律。唐高宗向大理寺卿唐临了解，现在监狱中关有多少犯人？唐临回答说有50多个，只有2人需要处死。唐高宗对囚犯如此之少、死罪率低的情况表示满意。唐高宗又去视察监狱，发现里面很平静，没有囚犯乘皇帝视察之机喊冤求救。他感到很奇怪，便问囚犯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朝廷的处置都非常恰当，我们并不感到冤枉。”这一犯罪率较低的情况与贞观时期相比是一脉相承的。唐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唐高宗时的永徽律在武德律和贞观律的基础上形成，也是最后的唐律。著名的《唐律疏议》，即在唐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公平公正的。
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一定有法律存在，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一个国家的政权要靠法律才能得以实施。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论调，限于法律是由统治阶层所制定的，必定有为其服务的优越性。皇帝是封建王朝中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权力至高无上，皇帝的统治意志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又以臣僚作为他执行法令的工具。为了确保皇帝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李唐王朝在法律上作了严格规定，凡属违反“君为臣纲”危害皇帝的犯罪，包括谋反、忤逆、大不敬等在内，都属于罪大恶极，必将被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所以，唐高宗时期所制订的唐律也只是一部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法律，它始终贯穿着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精神。它按照礼法的原则，将人分为若干等级，每个等级的人按照其地位遵守不同的法律，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当然有很多内容都是维护等级特权的。但无论如何，制定了法律之后，便有了处分坏人、处理办事的依据。唐高宗时期的《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同时，它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与价值。
唐高宗时，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很大。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300万户到永徽三年（652年）已增加到380万户。永徽五年（654年），粮食大面积丰收；国家疆域在拓展，疆土面积达到最大；增强国力，改善了民族关系。
由于国力持续强盛，在唐高宗统治时期，进行了一些对外战争。战争扩大了疆域版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促进了中外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
西域是唐朝苦心经营之地贞观四年（630年）后的大约五十年中（630—682年），东突厥国臣属于唐。唐朝利用投降的突厥军队作为先锋，在西域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正式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在伊吾（今哈密）、鄯善等国臣服于唐朝之后，唐朝又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消灭了高昌国，建立了西州和安西都护府。接着，又陆续剿灭了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几个西域小国，确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安西四镇在当时是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安西都护府则坐落在龟兹镇。
唐高宗于永徽六年（655年），派遣大将程知节领兵攻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至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即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西突厥亡。唐将整个西域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在中亚碎叶川以东至昆陵都护府，以西至蒙池都护府，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原臣服于西突厥的昭武九姓等中亚诸国也纷纷归附唐朝，唐朝的直接统治已经延伸到帕米尔地区。唐的版图在唐高宗时达到最大。
唐朝对西域的管理不仅是屯垦戍边，而是实实在在的开发和统治。首先，在西域建立了十分完善的军政管理机构，以都护府为最高行政机关，下辖军事和行政两大管理系统，官有定员，职有专人。其次，着眼于综合开发，使各方面建设相辅相成。因地制宜，既推行屯田制，又在东疆地区引进内地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对招募的屯民实行租佃制和分成制；军事上推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使驻军部队担负起屯垦戍边的双重职责。三是，尊重各民族的权益，不搞民族歧视。任命其本民族的首领管理其内部事务，各少数民族不必向中央政府缴赋税。这些政策使以安西四镇为中心的西域地区繁荣兴旺起来。
与李唐王朝同时兴起的还有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帝国。吐蕃兴起后，对安西四镇的兴旺觊觎了很久，并于咸亨元年（670年）对安西都护府发动了第一次攻击，拉开了与唐朝争夺西域的序幕。唐朝与吐蕃的争夺使安西四镇数度易手。武周长寿元年（692年），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联兵攻破吐蕃，使安西四镇的争夺战暂时告一段落。从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的六十二年间，唐朝在西域与吐蕃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拉锯战，终于将唐太宗时期打下的基业保住了。吐蕃受挫后，也承认唐朝的实力，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不再进犯。
唐高宗时期最大的军事举猎当属讨伐高句丽。当时朝鲜半岛分成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权臣（官号美支）盖苏文病死，其子男生继掌国事，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驱逐男生。男生恳求唐朝发兵相助。唐高宗任李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军东征高句丽。
李勣作为军事统帅，立下了赫赫战功。总章元年（668年），李勣大军渡辽水，一路连捷，直抵平壤城南扎下大营，一月有余，攻克平壤。高句丽王高藏投降。唐朝共获167城，697000户。至此高句丽国灭，属地置九个都督府，一百县，设安东都护府统管整个高句丽地。自隋文帝以来，屡伐高句丽，无一成功。唐太宗御驾亲征，也因天寒少粮而无功罢兵。唐高宗此番命李勣老将出马，乘高句丽内乱，加之指挥有方，一举讨灭了东边这个多年难拔的“钉子”。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看，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个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唐高宗完成了唐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唐高宗时期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及文化上的强盛，被周边一些小国称之为“文化大国”，在他们心目中，李唐王朝拥有着显赫的地位。唐朝一展大国雄风，使边境稳定，统治政权也得到了很好的巩固。
7.委政武后：君子不与命争
在维护李家江山的安全方面，唐高宗李治可以说是一错再错。以废后立威信是其第一错；委政于武后则是其第二错。武则天插手朝政并逐渐架空了唐高宗，当唐高宗醒悟过来后，抛出了“禅让”这一杀手锏，但为时已晚，“禅让”失败。最后，唐高宗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李显，总算“保住了”李家的江山。但是，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武则天在刚开始做皇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唐高宗百依百顺。她生性聪慧，又有很好的文史修养，当她的皇后地位巩固并拉拢了一批心腹之后，她便开始插手朝政。通过直接处理政务，武则天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她的处理往往也能使唐高宗感到满意。渐渐地，她开始控制唐高宗，甚至唐高宗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她的监视。显庆五年（660年）冬，李治开始生病，头痛眩晕，两眼模糊，难以主持日常政务，上朝时往往委托武则天代为处理。唐高宗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处理国政不能不有所依靠；二是由于武则天自身素质高，与他在政事处理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唐高宗信任并最终委政于她的主要原因。武则天做了皇后就是“母仪天下”，能够得到很多的政治便利。在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障碍相对较弱的情况下，皇后也能够参与国家政务，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参与朝政也是出于唐高宗的意愿。从麟德元年（664年）底唐高宗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唐高宗都会与她商议，朝野内外都恭称“二圣”。从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这样一个帝后同尊、并称“二圣”时代的开始，始于唐高宗撒手人寰前的十年。
武则天当上皇后并不满足，她废掉了旧太子李忠，将自己的亲生子李弘立为太子。李弘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子，但由于他为人宽厚，曾替萧淑妃的女儿求情，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又在许多事情上与武氏政见存在分歧，所以，武则天并不喜欢他。上元二年李弘暴死，成了千古之谜。之后，武则天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喜武，资质聪颖，唐高宗非常喜欢他。武则天对权力的无限愿望，使她感到太子李贤是自己的一个障碍，同时又担心李贤有朝一日登上大统之后，对自己不利，于是，她找借口将李贤贬出京城，后又将其赐死。最终，武则天一个庸懦的儿子李显继了太子之位。
唐高宗委托政事于武则天，虽然心甘情愿，但也不是完全放任。唐高宗病情加重之时，他让太子李显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地依赖武则天一个人。在唐高宗的帝王生涯中，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他不仅在永徽年间勤勉国事，每日上朝，而且，即使到了永淳二年（683年）三月，也就是临死前的几个月，他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不久，唐高宗病死，李显在灵前即位。唐高宗临终遗言，让宰相裴炎辅政，凡军国大事有疑难处，可听从天后（武则天）处置。唐高宗死时56岁，埋葬在今陕西乾县乾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