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做人绝学
做人需要技巧，内智不妨外愚
【原文】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
【大意】孔子说：“我和颜回谈论一整天，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就像一个愚笨的人。可是，我注意观察他课后的情况，却发现他很能发挥我所讲的内容，颜回并不愚笨！”
有大智慧的人，不显山露水，不卖弄聪明，表面上看起来很愚笨，其实却很聪明。有句俚语说得生动：“面带猪相，心头嘹亮。”可惜颜回没有照片留下来，我们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
《小儿语》告诉我们：“洪钟无声，满瓶不响。”俗话说：“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如果你留意观察，生活中这种现象真是不少。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课堂上发言最踊跃的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
《老子》有句名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苏东坡补充说：“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颜回不正是这样一个外愚内智的生动案例吗？
外愚内智并非一种处世的技巧，也不是基督的那种泛爱与宽容，它是做人的大学问、大智慧，也是一种人生大境界。
外愚内智是大智若愚、宽怀忍让；是大勇若怯，以柔克刚；是处事不惊，达观权变；是外乱内整，内精外纯；是无所为，而后无所不为；是宠辱不惊，是非心外；是得意淡然，失意泰然；是一笑置之，不计前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藏锋露拙，明哲保身；是匿壮显弱，明知故昧；是乐天知命，顺应自然；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是与世无争，宁静致远；是吃亏是福，财去人安；是静心养神，清心寡欲；是沉默是金，寡言鲜过；是谤我容之，侮我化之。
拥有了外愚内智这种大智慧，人才会清醒，才会冷静，才会有大气度，才会有宽容之心，才能平静地看待世间这纷纷乱乱的“厮杀”、尔虞我诈的“争斗”；才能超越功利，超越世俗，善待世间的一切，才能居闹市而有一颗宁静之心，也才能做到待人宽容为上，处世从容自如。
拥有了外愚内智这种大智慧，你就会感到“天在内，人在外”，天人合一，心灵自由，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
凭着这颗自由的心，你再不会为物所累，为名所诱，为官所动，为色所惑。
拥有了这种做人的大智慧，你才能从容自若地面对一切，才能在成功时不骄不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在失败时不畏流言，不惧攻击，不失去奋斗的力量，不自暴自弃。拥有了这种智慧，做人绝不可能失败！
利而不露能自保
【原文】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
【大意】曾子说：“能力强却向能力弱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经纶却像一无所知一样。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
据说曾子的这位朋友就是那“大智若愚”的颜回。
古语说得好：“满招损，谦受益。”
一个人即使并不自满，而只是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也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受到伤害。因为你的流光溢彩使周围的人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所以，你越能干，事情做得越完美，可能越招人嫉妒。也许你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凡事当留有余地，不要那么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要使人家感到需要你却不受到你的威胁。
没有谁的一生会一帆风顺，永远成功。有些才华横溢的人会把微小的才干显露出来而隐藏更大的才能，使它成为自己身上的发光点，而他们的真实才能一旦显示出来时足以令人震惊。当你既有才华又知展才之道时，结果一定惊人。
当然，我们也不应矫揉造作，因为炫耀易流于自大，自大则不免招致轻视。展示应以谦虚的态度流露，以免流于粗俗。露才过甚，为智者所不屑，恰到好处地展示是无言胜有言。巧妙地掩饰是赢得赞扬的最好途径，因为人们对不了解的东西抱有好奇心。不要一下子展露你所有的本领，慢慢来，逐次增多。赢得一次辉煌的成功后再进行下一次，获得热烈的掌声后再期待更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不露锋芒，既有效地保护自我，又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何乐不为？要做到这点不仅要说服、战胜盲目骄傲自大的病态心理，凡事不要太张狂，太咄咄逼人，更要养成谦虚让人的美德。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就是走向衰败的开始。人生也是如此。当你志得意满时，切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要懂得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所以，无论你有怎样出众的才智，也一定要谨记：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无所不能的圣人君子，还是收敛起你的锋芒，掩饰起你的才华吧。
春秋时期，郑庄公准备伐许国。战前，他先在国都组织比赛，挑选先行官。众将一听露脸立功的机会来了，都跃跃欲试，准备一显身手。
第一个项目是击剑格斗。众将都使出浑身解数，只见短剑飞舞，盾牌晃动，斗来冲去。经过轮番比试，选出了六个人，参加下一轮比赛。
第二个项目是比箭，取胜的六名将领各射三箭，射中靶心者胜。第五位上来射箭的是公孙子都。他武艺高强、年轻气盛，向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只见他搭弓上箭，三箭连中靶心。他昂着头，瞟了最后那位射手一眼便退了下去。
最后那位射手是个老人，胡子有点花白，他叫颍考叔，曾劝庄公与母亲和解，庄公很看重他。颍考叔上前，不慌不忙，“嗖嗖嗖”三箭射出，也连中靶心，与公孙子都打了个平手。
只剩下两个人了，庄公派人拉出一辆战车，说：“你们二人站在百步开外，同时来抢这部战车。谁抢到手，谁就是先行官。”结果公孙子都跑了一半时，脚下一滑，跌了个跟头。等爬起来时，颍考叔已抢到车了。公孙子都哪里服气，提腿就来夺车。颍考叔一看，将车拉起，飞步跑开。庄公忙派人阻止，宣布颍考叔为先行官。公孙子都怀恨在心。
颍考叔果然不负庄公所望，在进攻许国都城时，手举大旗率先从云梯冲上许都城头。眼见颍考叔大功告成，公孙子都嫉妒得心里发疼，竟抽出箭来，搭弓瞄准城头上的颍考叔射去，一下子把颍考叔射了个“透心凉”，从城头上栽了下来。
如果说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锋芒尽显易惹祸上身的话，那么旧时为人臣者功高震主，为主所杀的例子就应该更具说服力了。打江山时，各路英雄汇聚主帅麾下，锋芒毕露，一个比一个有能耐。主帅当然需要借这些人的才能实现自己图霸天下的野心。但天下已定，这些虎将功臣的才华不会随之消失，这时他们的才能就成了皇帝的心病，让他感到威胁，所以历史上屡屡发生开国初期大杀功臣之事。韩信被杀，明太祖火烧庆功楼，无不如此。大家读过《三国演义》可能会注意到，刘备死后，诸葛亮好像没有大的作为了，不像刘备在世时那样运筹帷幄、满腹经纶、锋芒毕露了。为什么？原因就是在刘备这样的明君手下，诸葛亮是不用担心受猜忌的，加之刘备也离不开他，因此他可以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辅助刘备，打下一份江山，三分天下而有其一。刘备死后，阿斗即位。刘备临终当着群臣的面对诸葛亮说：“如果这小子可以辅助，就好好辅助他；如果他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你就自立为君算了。”诸葛亮顿时冒了虚汗，手足无措，哭着跪拜于地说：“臣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尽忠贞之节，一直到死而不松懈呢？”说完，叩头流血。刘备再仁义，也不至于把国家让给诸葛亮，他嘴上说让诸葛亮为君，怎么知道他没有杀诸葛亮的心思呢？因此，诸葛亮一方面行事谨慎、鞠躬尽瘁，一方面则常年征战在外，以防授人“挟制”的把柄。而且他锋芒大有收敛，故意显示自己老而无用，以免祸及自身。这是韬晦之计，收敛锋芒是诸葛亮的大聪明。
你不露锋芒，可能永远得不到重任；你锋芒太露，却又易招人陷害。当你施展自己的才华时，也就埋下了危险的种子。虽容易取得暂时的成功，却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所以才华显露要适可而止。
深藏你的拿手绝技，你才可永为人师。当你施展才能时，必须讲究策略，不可把你的看家本领通盘托出，这样你才可长享盛名，使别人永远唯你是依。在指导或帮助那些有求于你的人时，要点点滴滴地展示你的造诣。含蓄节制乃生存与制胜的法宝，在重要事情上尤其如此。
“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相信大多数人都明白，锋芒毕露可能会招致自身毁灭，所以，做人要灵活，不该出头别出头。
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我心里一定会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年轻人，总是希望别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就知道自己是个不平凡的很有成就的人。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最有效办法当然是先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只是从言语、行动方面努力的话，会很容易在言行或举止方面锋芒毕露。
锋芒是刺激大家的最灵验的方法，但是如果仔细看看周围一些有人缘的人你会发现，他们与你完全相反。“和光同尘”，毫无棱角，言语如此，行动也是一样。他们个个深藏不露，表面上看好像他们都是庸才，其实他们的才能颇有出于你之上者；好像个个都很讷言，其实其中颇有善辩者；好像个个都无大志，其实颇有雄才大略而不愿久居人下者。但是他们却不肯在言谈举止上露锋芒，不肯做出众人物，这是什么道理呢？
有句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很容易得罪旁人，得罪旁人便会成为自己前进的阻力，成为自己成功的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会招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将成为你的阻力，成为你的破坏者。如果你的四周都是你的阻力或你的破坏者，在这种形势之下，你的立足点就会被推翻，哪里还能实现你求知于人的目的呢？
年轻人往往会狂妄自大，树敌太多，与同事之间不能水乳交融地相处，究其原因就是在语言表达、行为举止上锋芒太露，以致影响到他人。言语、行为之所以锋芒太露，是急于求知于人的缘故，这也是遭人妒忌的最大原因。
当然，你也许会说，采取这样的办法不是永远没有人知晓自己的才能了吗？其实只要把握住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并做出过人的成绩来，大家自然就会知道你，赞赏你。这种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住，只怕做出的成绩不能令人特别满意。你如果已经具有真实的本领，就要留意表现的机会，如果还没有真实的本领，就要赶快准备。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有此器不患无此时。锋芒对于年轻人，害处颇多，而好处却很少。这种锋芒好比是额头上长出的角，额上生角必然会很容易碰伤别人，如果你不去想办法磨平自己的角，时间久了，别人也必将你的角折去，角一旦被折，其伤害可就大多了。
做人灵活，就不要太露锋芒，太露锋芒很有可能招致“毁灭”，而盖其锋芒方可图日后更大发展。
施展才能要看时机和环境
【原文】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
【大意】孔子对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有官做，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免遭刑罚。”
用现在的话理解孔子的意思，就是在太平之世施展抱负，在黑暗之世保全自己。
由此可知，圣人并不主张我们去做一个黑暗时代的牺牲品，而是要求我们讲究一点处世的艺术。
南容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孔子同意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以保证侄女今后在遇到乱世时不会守寡。
公冶长人品好，南容人品也好。有意思的是，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坐牢的公冶长，而把侄女儿嫁给处世很有一套不会有坐牢之苦的南容。这种做法很有分寸，既对得起死去的兄长，又不会受到世人的指责。说起来，也是一种高明的处世艺术。
宁武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很有名的大夫。“邦有道则知”，当国家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之时，他便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邦无道”的时候，他便表现出愚蠢鲁钝、碌碌无为的样子。在国家兴盛、政治稳定之时，人人都竭尽全力、大展其才；而在社会混乱之时，则像宁武子一样，能韬晦沉冥，隐藏自己的智慧，“存身以求济大事”，安于朴实无华、老实平淡，就很难了。所以，孔子说：“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地方豪强并起。中央皇权虚弱无力，对地方过度放权，造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各个州牧纷纷利用天下大乱，名正言顺地兼并地盘，也趁机扩大权力和武装力量；还有人在战乱中自封为州牧和刺史，此时东汉政府的实质统治力已经名存实亡。诸葛亮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
诸葛亮的童年是极其坎坷的。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先后离开了人世。之后，他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从小受到了系统的儒学训练。叔父去世后，他在离襄阳城不远的隆中隐居起来，半耕半读。他在隆中读了很多书，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被尊称为卧龙先生。
诸葛亮后来在他著名的《诫子书》中写了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可是，一个人胸怀雄心壮志，而又报效无门的时候，要真正做到“淡泊、宁静”是很难的。这时，刘备听说卧龙先生的才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三国志》中对这一情节的描写只有五个字：“凡三往，乃见。”而《三国演义》则写得非常精彩：第一次，刘关张三人前往，但小童说先生出游，不知何时回来；第二次，三人在风雪交加的日子去拜访，却只是见得先生家人；第三次，诸葛亮小睡片刻而让刘、关、张三人等了老半天才见上面。正是这次见面，诸葛亮遂向刘备陈说了三分天下之计，分析了曹操不可取，孙权可作援的形势；又详述了荆、益二州的州牧懦弱，有机可乘，而且只有拥有此二州才可争胜天下；更向刘备讲述了攻打中原的战略。这篇论说后世称之为《隆中对》。刘备听后大赞，力邀诸葛亮相助，于是诸葛亮便出山入幕。此时的诸葛亮，找到了施展抱负的时机。于是才有智取荆州，联吴抗曹，北伐中原……公元234年，诸葛亮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葬于定军山。
诸葛亮的一生共两个27年。公元207年以前的27年，是他修身养性、立志用世的准备阶段。公元207年到234年的27年，是诸葛亮尽忠蜀汉的阶段，无论先主、后主都非常信任他。他明法、正身、联吴、治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辅佐君王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清朝名士郑板桥说过一段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绝顶聪明之人，要收敛自己聪明的锋芒。刻意隐藏“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没有一点“卧薪尝胆”的功夫是难以做到的。“敢为天下先”也需视时机和环境而定。
不要卖弄小聪明
【原文】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
【大意】孔子说：“大家整天聚在一起，谈话丝毫不涉及道义，却喜欢卖弄小聪明，这种人真是难以长进啊！”
现代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茶楼酒馆、卡拉OK厅等娱乐休闲场所一坐就是半天，大家说些天气，说些股票，东家长、西家短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现象，有点近似于我们所说的“清谈”之风。明末清初，顾亭林就曾经批评当时南方的读书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北方的读书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言不及义也罢，无所用心也罢，都只是无聊而已。可偏偏就是有些人还喜欢卖弄小聪明，大家凑在一起就专门研究张三，研究李四，耍些小心眼，出些鬼点子整人，今天攻击张三，明天攻击李四。在小聪明方面，这些人是真正的天才，添油加醋，捕风捉影，甚至造谣中伤，无中生有，整起人来一套一套的。
所以，我们切不可轻视了这种小聪明的危害。
聪明是一笔财富，关键在于怎么使用。真正聪明的有智慧的人善于使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那是因为他们深藏不露，不到火候决不会轻易使用，一定要显得貌似平常，让他人不眼红。一味地耍小聪明，不管必要或不必要，不管合适不合适，时时处处显露精明，不仅无益于成功，还往往招来祸根。
有大智若愚，同样也有大愚若智，区别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
《老子》中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不自以为是，反而会超出众人；不自夸成功，反而会进步。又云：“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夸者不长。”这是说：那些盲目自傲，不宽容，耍小聪明，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好大喜功的人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很难成功的。西方人有个诙谐的说法：法兰西人的聪明藏在内，西班牙人的聪明露于外。前者是真聪明，后者是假聪明。
在政治谋略中，“小聪明，大糊涂”更是万万要不得的。而三国时期魏国的杨修恰恰是犯了这个错误才做了曹操的刀下之鬼。
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在《三国演义》一书中，他是很有名的思维敏捷的官员和有名的敢于冒犯曹操的才子。
刘备亲自攻打汉中，惊动了许昌，曹操也率领40万大军迎战。曹刘两军在汉水一带对峙。曹操屯兵日久，进退两难，适逢厨师端来鸡汤。见碗底有鸡肋，有感于怀，正沉吟间，有将入帐禀请夜间号令。曹操随口说：“鸡肋！鸡肋！”人们便将其作为号令传了出去。行军主簿杨修听到后即令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众将大惊，请杨修至帐中细问。杨修解释说：“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来日魏王必班师矣。”大家信服，营中诸将纷纷打点行李。曹操知道后，怒斥杨修造谣惑众，扰乱军心，便把杨修斩了。
后人有诗叹杨修，其中有两句是：“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这是很切中杨修之要害的。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曹操兵出潼关，到兰田访蔡邕之女蔡琰。蔡琰，字文姬，原是卫仲道之妻，后被匈奴掳去，于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传入中原。曹操深怜之，派人去赎蔡琰。匈奴王惧曹操势力，送蔡琰还汉朝。曹操把蔡琰许配董祀为妻。曹操去访蔡琰，看见屋里悬一碑文图轴，内有“黄绢幼妇，外孙杵臼”八个字。曹操问众谋士谁能解此八字，众人都不能答。只有杨修说已解其意。曹操叫杨修先勿说破，让他再想一会儿。离开董家后，曹操上马行三里，方才省悟。原来此含隐语“绝妙好辞”四字。曹操也是绝顶聪明的人，却要行三里才想出答案，可见急智远不及杨修。
曹操曾造花园一所。造成后曹操去观看时，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写一“活”字。杨修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翻修。曹操再看后很高兴，但当知是杨修析其义后，内心已忌杨修了。又有一日，塞北送来酥饼一盒，曹操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放在台上。杨修入内看见，竟取来与众人分食。曹操问为何这样？杨修答道，你明明写“一人一口酥”嘛，我们岂敢违背你的命令？曹操虽然笑了，内心却十分厌恶。曹操怕人暗杀他，常吩咐手下的人说，他好做杀人的梦，凡他睡着时不要靠近他。一日他睡午觉，把被子蹬落在地，有一近侍慌忙拾起给他盖上。曹操跃身而起，拔剑杀了近侍。大家告诉他实情，他痛哭一场，命厚葬之。因此，众人都以为曹操梦中杀人，只有杨修知曹操的心，于是便一语道破天机。凡此种种，皆是杨修的聪明犯了曹操忌：杨修之死，皆因他的“小聪明”。
杨修终于结束了他聪明的一生。他的聪明，大智者看来，其实只是小聪明大愚蠢。大智者能心里明白而不随便表露出来，绝不表现得比别人聪明。如果杨修知道他的聪明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他还会耍小聪明吗？所以他的愚蠢之处就是不知道耍小聪明会带来灾祸。这样的人算聪明吗？显然不算。多少年过去了，他被提拔得很慢，显然是曹操不喜欢他的缘故，这点他没有意识到。曹操对他的厌恶、疑心越来越深，他也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该聪明时他反倒真糊涂起来了。如果他迎合曹操，不表现他的小聪明，那么他很可能会成功的。人们也许会说，杨修的死，关键在于曹操的聪明和多疑，但是，作为上级，换了谁，也不大愿意让部下知道他的全部心思、他的用意。显然，杨修最终非失败不可，这可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罗贯中说他“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也只是说对了一半。他的才太外露了，从谋略来看，尚不是真才，不是大才，至少他不知道韬光养晦，不知道大智若愚，不知道保护自己。那么，除了灾祸降临，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曹操是何等聪明之人，在他跟前，笨蛋当然不会受到重用，而才能太露也有“功高盖主”之嫌，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会掌握“度”。“过犹不及”，就是说，太聪明了反倒不如不聪明，实在是至理名言啊！
明代大政治家吕坤以他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古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的结论。他在《呻吟语》中说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话：“精明也要十分，只需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今之人唯恐精明不至，乃所以为愚也。”
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就是：精明还是非常需要的，但要在浑厚中悄悄地运用。古往今来得祸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精明的人，没有因浑厚而得祸的。现在的人唯恐不能精明到极点，这就是之所以愚蠢的原因啊！
聪明是一笔财富，关键在于怎么运用。财富可以使人过得很好，也可能毁掉人。凡事总有两面，好的和坏的，有利的和不利的。真正聪明的人会运用自己的聪明，那就是深藏不露，不到火候时不要轻易使用，一味耍小聪明，其实是愚蠢。因为那往往是招灾引祸的根源。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是做学问还是治家务农，都不能耍小聪明。
可见，耍小聪明的人有两种灾祸，一是被人猜忌防范而招祸，一是自己会把事情办坏而不能成功。它可以使人得意于一时，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然而终究还是自毁，不会取得真正的、伟大的成功。
做人诚信第一
【原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大意】孔子说：“作为一个人却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
讲诚信与背信弃义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穿越古今文化传承，跨过历史长河，直到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商品经济越发达，背信弃义与讲信用的矛盾越发突出。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圣人的呼吁呢？——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尚且知道：“君子一言既出，那个什么什么马难追。”
所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古往今来，关于讲信用的精言妙语的生动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孔子对子贡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事实上，做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
守诺是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的关键。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必须兑现。机会不会降临于一个言而无信的人。生活中有不少人平时信口开河，说过的话很快就全忘了。或许他承诺的是无足轻重的事，但对小事的失信会使人怀疑其做大事的信用。没有信用的人就像一张空头支票一样没有意义。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准备攻打原国，和大夫们约定十天攻下。到了第十天没有攻下，他准备鸣金收兵回国。有一个将军对他说：“再有三天就可以攻下了。”群臣也劝谏他再等几天。文公说：“我和士卒约好十天，十天不退兵，我将失去信用。得到原地而失去信用，这种事我不愿做。”于是毅然率军回归。原国的人听到此事，便说：“有像他这样守信用的君王，我们为什么不归顺呢？”于是自己出城投降了。卫人听说此事，也主动归顺了晋文公。
做人讲信用，做生意更应该讲信用，守信就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对员工、客户、社会都要有信用，不能守信的企业将不能持久。以前些年所谓的“十大经典策划”为例，某商场以拒售索尼彩电为由，大肆进行新闻炒作，理由是索尼对某消费者因购问题彩电而要求赔付不满意。抛开当时的各种因素不谈，如果让时间“说话”，事实是索尼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仍是高科技进口家电的代表，而当时出尽风头的该企业却逐渐出现销声匿迹的态势。
投机钻营做不成百年企业，“口水战”的风光掩盖不了事实的“商业欺诈”，抓住极个别的偶然现象，否定索尼的全部，了解真相的消费者怎么能认可。
靠打击诋毁竞争对手，以对手的更坏来证明自己更好，不但有悖于守信经营，也是很不明智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商家仍在拿自己的信用当儿戏，为了和对手搞价格战，在报纸上标示出价格很低的商品，等消费者蜂拥而至，却无货销售。更有甚者，为了营造所谓的商业氛围，个别专营商家竟然明令员工家属排队烘托生意火爆的气氛，借以吸引和欺骗顾客。这些将守信当儿戏、愚弄消费者的企业，不仅自己丢了信誉，更使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受到破坏。
在美国，信用有污点的人不能贷款、不能做老板，找不到好的工作。有一位在中国教公共英语的老外，自己编了一本参考书，到考试时，其他老师给学生划考试重点，他没有，而是让同学们学参考书的最后一课：关于诚信。听说中国学生考试作弊，他说打死了也不相信，因为一个民族靠作弊是不能强大的。作弊是最大的失信，因为生活本身就会惩罚没有诚信的人，而且要严厉得多。你的信誉价值连城，怎么舍得用一点考分把它出卖了呢？
社会进步了几千年，商家重提“质优价廉”“童叟无欺”的古训，确实有回到起点的感觉，但消费者群体是最聪明和最有识别力的。为了增强社会的诚信度，企业更要重视建设自己的诚信形象。让消费者满意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只有使消费者感到企业有诚信，消费者才能忠诚于企业，进而培养出企业的忠实顾客群。
全球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不仅把诚信看作是企业的外在形象，更将诚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念和无价的资产，诚信高于一切，甚至被视为企业的生命。在通用，没有人会因为失掉一个地区或一个错误而失去工作，人们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并且可以得到培训。唯有失去诚信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国内几位知名的经济伦理学专家曾共同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道德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说到底是道德素质的竞争：如何培养全民的经济德行应对入世，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道德素质的竞争，对企业而言，就是讲求诚信经营。第一，要建立自己有诚信的人才队伍，提高全社会对整个商业的消费信心；第二，建立和完善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扩大整个社会的信用消费，提高消费质量及规模。
易货经济，货币经济，再到信用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推广诚信建设，是个人、企业更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做人灵活，但不能失去原则、失去诚信，要信守诺言。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失信则失去别人的认可，对自己以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做人要有气节
【原文】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大意】孔子说：“军队可以被夺去主帅，男子汉却不可被夺去志气。”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千军万马中夺敌帅首级如探囊取物。
这是“三军可夺帅也”。
严颜宁死不屈，面不改色，“但有断头将军，无有投降将军”。
这是“匹夫不可夺志也”。
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将可杀而不可辱。这是因为，军队虽然人多势众，但其主帅仍可能被人抓去，而主帅一旦被人抓去，整个军队失去了领导人，也就会全面崩溃了。匹夫虽然只有一个人，但只要他真有气节，志向坚定，那就任谁也没有办法使他改变。这种宁死不屈的事迹，可歌可泣，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苏武是西汉时期汉武帝的大臣。当时汉朝和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公元前100年，匈奴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常惠等一百多人出使匈奴，持旄节护送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回国，还送给单于很丰厚的礼物。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汉朝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
单于派卫律向苏武劝降，许以厚禄和高官，苏武严词拒绝了。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单于命人把苏武关进一个露天的地牢里，断绝食品和水的提供，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单于见濒临死亡的苏武仍然没有屈服，只好把苏武放出来了。单于见苏武誓死不降，越发敬重苏武的气节，不忍心杀苏武，又不想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于是把苏武流放。临行前对苏武说：“既然你不投降，那就去放羊吧，什么时候这些羊生了羊羔，你就什么时候回你的大汉去。”
苏武被流放到了北海（今贝加尔湖地区）。那里人迹罕至，单凭个人的能力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在那里，与苏武做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旄节和一小群公羊。苏武每天拿着这根旄节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拿着它回到自己的国家。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挖野鼠收集的野果充饥；冷了，就与羊一起取暖。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旄节上挂着的旄牛尾装饰物都掉光了，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变白了。
苏武在北海牧羊长达19年之久。十几年来，当初下了命令囚禁他的匈奴单于已去世了，汉武帝也死了，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继任皇位。公元前85年，匈奴起了内乱，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打发使者要求和好。汉昭帝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
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常惠买通了单于的手下人，私底下跟使者见面。使者才知道苏武的境况，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苑射下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说他死了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连忙向使者道歉，答应一定送回苏武。
当初苏武出使时，随从的人有一百多，这次跟着他回来的只剩了常惠等几个人了；苏武出使时刚四十岁，在匈奴受难19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他终于回到了长安。回长安时百姓都出门迎接，称赞他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气节，志向不坚定，则很可能在关键时刻受不住诱惑或经不住高压而屈膝变节，成为人们所鄙视的叛徒。
在历史上，也有因丧失气节而遗臭万年的人，比如秦桧。提起秦桧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人人痛恨。痛恨他卖主求荣，残害忠良，把大好河山拱手让人。其实，在靖康之耻发生前，他也是主战派。但是就是因为随着徽、钦二帝被俘至金，屈膝变节，为完颜昌所用。
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秦桧逃回临安，官至丞相，深得高宗宠信。秦桧在南宋朝廷内属于主和派，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议和政策。他结纳私党，斥逐异己，屡兴大狱；第二次拜相期间，他极力贬斥抗金将士。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多把秦桧描写成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在杭州栖霞岭下的岳飞墓前，至今还有秦桧夫妇的跪拜像。
要知道自己能吃几两干饭
【原文】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
【大意】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做官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非常高兴。
孔子为什么而高兴？
他不是高兴漆雕开不去做官，而是高兴漆雕开有自知之明。漆雕开能认识自我，认为自己还不具备当官的能力，于是便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而不是一听老师吩咐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答应下来，然后走马上任。这就说明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孔夫子因此而高兴。
凡事都有个基础，成功也需要铺垫，“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个铺垫就是自己的能力、本事。得失寸心知，客观地评价自己是你能有多大作为的标尺。
中国老百姓说话最实在——一个人总得知道自己能吃几两干饭。但是，生活中几乎没有谁能客观地评价自己。如果你认定自己做到了客观，那也只能是相对客观。无论人们嘴上怎么说，在他们的心目中，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也有，比如说绝望的人群，他们张扬的是不值得提倡的自卑，评价同样不客观。做到客观很难，但是又很重要。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是否打算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他说：“不会。我当不了总统。”记者有些疑惑，他觉得爱因斯坦是最伟大的犹太人，甚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而总统又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没有多少具体事务，怎么会当不了呢？再次询问之下得到的答复还是“不，我干不了”。
后来，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也打来电话，说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问他是否接受提名他当总统候选人？爱因斯坦回答：“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大使仍然不放弃，“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明白他的才能与志向在方程式，而不在政治。于是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以色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在包装炒作泛滥的时代，很多人都想最大限度地膨胀自己，这时候，每个人都应该在自信的前提下有点自知之明。于是，当我们遇到有人把生活中的“丑”赤裸裸地展示出来时，就会感到窒息，因为与美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这种前卫的行为艺术并不被看好。如今，很多人都对自己根本不懂的事情跃跃欲试。如果通过刻苦的钻研，最终补充必需的知识，从而超越自己，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在某个领域毫无建树，也不可能有所建树，却在那里面硬撑着，因为那个环境比较舒适。这种状态初想起来会感到滑稽，再仔细品味就有点可怕了。
这是一种双重的可怕。一方面是对工作的对象而言，一方面是对自己而言。外行终归是外行，如果说他有存在的意义，那也只能是为内行提供反面教材。可现实中往往不是如此。他们极力地在各种领域表现自己，而藐视内行的谦让。一旦有机会领导内行，往往会变本加厉。但是，越是这样就越没有好处。因为内行永远不会发自内心地佩服你，而你又毫无所得，甚至永远失去充实自己的机会。耽误别人又最终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事情，做它到底干什么呢？
因此，既承认自己的能力，又看清自己不足的人最值得敬佩，他们的心态非常健康。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都非常在意员工的人格魅力，人格成本尽管“看不见”，却非常昂贵。可见，“人贵有自知之明”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素质，更是时代需要的成功资本了。
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多少死胡同，能不能找到路，走得好不好，完全在于个人的本领。很多人迷路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路线图和指南针，缺乏自知之明。
听而改之，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原文】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子罕》）
【大意】孔子说：“严正的告诫，能不听从吗？但要以确实改正为可贵。恭维的话，听了能不高兴吗？但要以冷静分析为可贵。盲目高兴而不加以分析，表面听从实际不改，我不知道拿这种人怎么办了。”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俗话又说：“一人计短，两人计长。”这都是告诉我们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
孔子所说的“法语之言”也就是忠言，严肃庄重的告诫，听起来虽然不顺耳，但却有利于行动。所以听忠言的关键是要牢记在心，落实在行动上，不然的话，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可能有时对自己不能准确把握，常常身处危险之中而不自知。这时旁人的意见往往能使你清醒，找到保护自己的方法。
秦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燕国辩士蔡泽听说范雎在秦处境艰难，便来到秦国。蔡泽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博学善辩，曾游说诸侯，却一直得不到赏识，听说唐举善于相面，便去请唐举看相。他对唐举道：“闻先生曾为赵国李兑看相，预言李兑‘百日之日可持国秉政’，有这样的事吗？”唐举答道：“确有其事。”蔡泽又问道：“臣下，先生以为何如？”唐举端详一番，笑道：“先生之鼻上翻，肩高脖短，面大鼻凹，双膝蜷曲。我闻圣人不在乎相貌，殆谓先生乎？”蔡泽知唐举嘲笑他，便以大言回敬唐举道：“富贵臣本来自有，不用你说，所愿知者唯寿数耳。”唐举道：“先生之寿，从今而后还有四十三年。”蔡泽听了，遂向唐举致谢，然后离去，并大声对其御者讲话，以让唐举知晓。蔡泽言道：“臣手持精米饭，口食肥肉，乘华车骏马，怀抱黄金印，腰系紫色绶带，面见君王，行君臣之礼，令取俸禄，享受荣华富贵，43年足矣！尚有何求？”唐举大笑，礼送蔡泽而去。
蔡泽复游说列国，先赴赵国，没有成功，遭到了驱逐。后往韩、魏，于野外被强盗抢走炊具。又闻听范雎保荐的郑安平、王稽，皆得重罪。范雎已违秦法，举措失利，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便西赴秦国。
蔡泽欲游说昭王，故意派人扬言激怒范雎道：“燕国辩士蔡泽，乃是名扬天下的有识之士，特来求见秦王，秦王如若见我，必令我代彼之位，相印可唾手而得。”范雎闻言，很不服气，说：“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我无所不闻，巧辩之士，遇我则屈，蔡泽乃无名之辈，何能难我，又岂能游说秦王，夺我相印呢？”于是派人去召蔡泽。
蔡泽见到范雎，神态傲慢，仅向范雎拱手施礼，并不朝拜。范雎本来就非常恼怒，召见蔡泽，既不出迎，亦不行宾主相见大礼，更不命坐，只是踞坐堂中会见蔡泽。他见蔡泽举止骄矜，便厉声责问蔡泽道：“是你扬言取代我为秦国宰相吗？”蔡泽昂首答道：“正是。”范雎道：“你有何等韬略，可以夺我相位？”蔡泽道：“唉，您的见识何以落后到如此地步呢？夫四时循环往复，前者退，后者进，如今您应该退隐矣！”范雎道：“我不自退，谁又能令我退之？”蔡泽道：“以仁为根本，匡扶正义，施行恩惠，辅佐贤君实现自己的宏愿，难道不是我等聪明才辩之士所希望的吗？”范雎道：“是的。”蔡泽道：“既已得志于天下，富贵显荣，又能保守他的事业，能与天地一样长存，难道不是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吗？”范雎道：“是的。”蔡泽道：“终其天年，享受俸禄，传之子孙，名实相符，恩德流传广远，难道不是您的愿望吗？”范雎答道：“正是。”蔡泽见他已经入彀，便将话锋一转，反诘范雎道：“至于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皆功成天下而身死，也是您所愿意的吗？”范雎暗想：“此人口齿伶俐，步步相逼，如说不愿，正中其说术。”便佯应道：“有什么不愿意的。商鞅侍奉秦孝公，忠贞不贰，变法图强，富国强兵，为秦国拓地千里；吴起侍奉楚悼王，令私下不损公，制定法令，废贵戚以养士卒，南平吴越，北却三晋，威慑诸侯；大夫文种侍奉越王勾践，即使君主处境困厄，也尽忠不懈，终使越国转弱为强，并吞吴国，为其主雪耻会稽之辱。这三人为节义的典范、忠贞的准则，虽不得其死，却功垂天下，名传后世，大丈夫杀身以成仁，视死如归，何怨之有？”蔡泽说：“商君、吴起、文种作为臣子，所作所为为世人称道，而君主却错待了他们，三人功劳卓著得不到好报，难道世人会羡慕其冤屈而死吗？如果等到死后才可成名，那么，孔子就不配称为圣人，管仲就不配称为达人了。人们建功立业，难道不希望性命及声名俱全吗？故大夫立身处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传身死者，次也；名辱身全者，为下耳。”这一番话，正中范雎下怀，范雎只有点头表示赞许。
蔡泽进一步说：“辅助君主，修明政治，富国强兵，使王室显赫，声威慑于四海，功业昭著天下，声名流传万代，您与商鞅、吴起、文种相比何如？”范雎道：“我固不如。”蔡泽道：“如今您的功绩和所受到的宠爱，比不上商鞅、吴起、文种，而您的俸禄多，地位高，财富超过他们，如不及时隐退，后果会比他们更惨。常言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事物到了极点就要衰落，进退盈缩，须随时势变化，此为圣人处世之常道。您担任秦国宰相，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威慑诸侯，功劳已达到极点了，如不隐退，就会落得与商鞅、吴起、文种同样的下场。我听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古书上又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商鞅、吴起、文种三人的灾祸，为什么您还要追随呢？您如乘机交还相印，让给贤德之人，自己归隐林泉，既可以得到尧时许由和吴国季子辞让的美称，又可以得到商末伯夷、叔齐归隐的贤名，世世代代享受君王的俸禄，这样的结果和遭受灾祸的结果相比，您选择哪一种呢？”
蔡泽还要说下去，范雎已深为所动，忙起身离座，对蔡泽道：“先生自谓雄辩有智，果然名不虚传。我听说‘欲而不知足则失其所欲，有而不知止则失其所有’。幸蒙先生指教，雎敬遵命。”于是，毕恭毕敬地请蔡泽入座，待以客礼，尊为上宾。
过了几天，范雎入朝，对昭王道：“有个朋友名叫蔡泽，近日从山东来见我。此人通达时变，有经天纬地之才，经世济时之略，足以辅佐秦政，成就君主三王五霸那样的事业。臣下见过的辩客很多，无人可同他相比，臣亦不及他，故冒昧地向大王举荐。”昭王遂召见蔡泽，问以治国图强、兼并六国之计。蔡泽对答如流。昭王十分欢喜，便拜蔡泽为客卿。范雎乘机托病，请还相印，昭王虽口头上不应允，还勉强使范雎理事，心中却早已看中了蔡泽。范雎再三以病笃相推，昭王便拜蔡泽为宰相。
于是范雎辞相隐退，安度晚年，终老于应地。
人心就是这样，就像孔圣人说的“巽与之言，能无说乎”，恭维的话怎么能不让人高兴；相反，忠言就往往逆耳。在上述史实中，蔡泽对范雎的意见虽然有显示自己的功利性目的，但却是一番忠言，将其危险与应变的方式说得头头是道，而范雎虽然开始很不高兴，但在被说服之后，还是能像孔子说的那样“改为之贵”，最终得以善终。
做人要知进退，进退由自己做主
【原文】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
【大意】孔子说：“好比积土成山，差一筐土就完成，却停下来了，那是我自己停下来的；好比填土平地，即使只倒一筐土，却在继续，那是我自己在勇往直前。”
《尚书·旅獒》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只差一筐而没有成功，前功尽弃，这是谁造成的？孔子回答：是自己。
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填平一块土地，虽然现在才倒一筐土上去，但如果我们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最终定会大功告成，这是谁的功劳？孔子回答：还是自己。
所以说，按圣人的说法，进退成败全在自己，而不是像俗话说的那样：“成事在人，谋事在天”或者“进退皆身不由己”。
我们这里且不谈成败，只谈进退。是进是退，心中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尺。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周公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武王灭商后不久就去世了，成王幼小，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朝廷，就登位代成王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周公主政时，商朝虽然已经灭亡，但是还有很多遗留问题等待处理。分陕而治、二次东征、以藩屏周、卜都定鼎，这一系列的活动为周王朝800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周公旦摄政六年，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归政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的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周公退位后并没有放手不管，他仍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
周公致政三年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临终前，周公叮嘱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意思是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死后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在周公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切以天下为先。所以他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积极主政；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时，毅然让出了王位，还政成王。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这种无畏无私、适时进退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做人的原则不能丢
【原文】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大意】孔子说：“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圣人微言大义，一言以蔽之，倒是孟子对孔子的“乡原”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阐发。
在《孟子·尽心》里，孟子引述了孔子所说的：“乡原，德之贼也。”学生万幸便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作乡原呢？”孟子回答：“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换句话说，乡原就是那种一味做事圆滑的人。万幸并不是很理解，于是又问：“一乡的人都称他为老好人，他自己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为什么还要说他是偷道德的贼呢？”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说他有什么不对又举不出例子来，你要指责他似乎又无可指责。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世俗，看起来还很忠信廉洁，很得大家的喜欢。但实际上，他的作为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偷道德的贼。”
说到底，是因为这种好好先生四处讨好，八面玲珑，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毫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得罪人，结果使道德原则得不到伸张。又由于他是以老好人的面目出现，不像那些公开的坏人，所以，败坏了道德大家还不觉得，因此像偷道德的贼一样。
这种贼，拿原则做交易，拿工作当儿戏，圆滑世故，处处吃香。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讲了一个“好好先生”的故事。说的是东汉末年有个叫司马徽的人，无论别人讲什么事，他一律都回答“好”。久而久之，别人送他一个“好好先生”的绰号。“好好先生”讲面子不讲人格，讲人情不讲原则，认为“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类“好好先生”所奉行的做人原则和处世哲学就是“好人主义”。
好好先生不但误己，还害人！他是成功的拦路虎，虽然他不凶神恶煞，但却是十足的笑面虎，使我们飘飘然，渐渐丧失进取心，最终一事无成，走向失败。所以，我们要想成功，还必须提防好好先生，不做好好先生。
春秋时期曾是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昌盛时期。可自秦始皇统一之后，便禁锢压制异己思想，实施愚民政策，谁若敢说个不好，就是连坐、灭门。此后历代君主为了稳固江山，便沿袭了下来，使知识分子只能钻研几本儒学经典来猎取功名，而不敢发出不同声音了。两千多年来的习惯影响至今，就造就了好好先生繁衍生息的沃土。从这个角度看，好好先生的滋生，正是由于儒家学说得不到正常宣扬所致。
好好先生们没有自己的主张，上司说好，他们就说好；上司说不好，他们就忙于论证不好的理由，最后牵强附会，说上司的考虑实在英明。咳，还是一个好。这样的人，没有创造性思维，一贯唯唯诺诺，怎能不远离成功呢？他们的一生只不过是一些头头脑脑的附属品，而庸庸碌碌一辈子。上司兴，他们则兴；上司一倒，他们就树倒猢狲散，另觅新主了。
好好先生不但自己一生远离成功，亦使自己伺候的主子逐渐飘飘然，而偏离成功的航向，最终滑向失败的深渊。上司做出的任何决定，好好先生一概只会说个好，不敢面对真理，一切唯上。怎能不使上司决策失误呢？怎能不使上司骄傲自满？怎能不使上司头昏脑热？
好好先生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唯上是从，吹嘘拍马，缺乏主见，得过且过。问他意见，回答就是一个“好”字。
可这样的人，就是能玩得转、吃得开呢！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决断权都交给了别人。自己除了张口说个“好”，万事皆由他人做主了，从而懒于动脑，只会盲从，成了奴才。而别人却借机利用这点为所欲为，因为他只听见“好”，没人言“不好”啊。
好人主义，就是没有原则，不分善恶，有意以“好”去讨别人欢喜，不敢得罪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都是多一点私心，少一点公心；多一点俗气，少一点正气；多一点圆滑，少一点原则。
唐朝有个文学家叫苏味道，曾经官居相位，向来处世圆滑，模棱两可，人称“苏模棱”。他对人传授其处世经，叫作“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
这种早就为孔子所唾弃的“好人主义”，时至今日，我们中的少数人仍然奉之为宝贝。在工作上，做“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表面上是“团结”了，可道德呢？良知呢？毋庸置疑，“好人主义”的危害是很大的，好人主义的盛行，使得正气不伸、邪气蔓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用这样一句话虽然不能完全涵盖孔子的所有智慧，但它确实体现了人际交往的精髓，即使现在看来仍具很强的指导意义。解读、领悟并将其运用于实践，对于我们现代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