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金杖、金带符号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彭邦本
秦举巴蜀前，蜀地先后经历过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五朝的统治，这是长江上游由来已久的历史传说。这些王朝的传说基本不见于中原系统的文献，但在西汉以来蜀地本土的文献系统中尚存其彼此相继关系大体完整但又非常粗略的记载，说明其本为先秦时期中原之外的区域或地方性历史文化传说。随着上世纪后期成都平原和整个长江上游考古发现的重大进展，上述原来不太受人重视的远古传说逐步得到印证，引起学者的关注。学界并运用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以这些传说与出土资料互证，为重建巴蜀古史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贡献。但以传说和考古发现互证，向来难度甚大，又因有关这些传说（尤其是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三朝）的传世文献记载过于零散缺略，诸家解说未免见仁见智，甚至相去甚远，虽亦能相互启迪，但讨论仍待深入。我们曾以《温江鱼凫城刍议》为题，撰文对传说中的鱼凫氏族群及其王朝做过初步的考察讨论。这里谨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或曰金冠带等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相关记载，对鱼凫氏传说的历史素材略作进一步的考述，以就正于方家。
文献关于鱼凫氏的记载，初见于传为西汉蜀地学者扬雄所著之《蜀王本纪》，又见于以后常璩《华阳国志》等古代地方文献。上世纪三星堆器物坑等重要资料出土后，一些学者研究指出，鱼凫氏族群系由鱼族和凫族复合组成。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符合人类学资料中早期民族的现象。
另有学者根据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等长江中上游沿岸遗址出土的陶鸟头把勺这一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和地方史志中岷江、长江中上游沿岸地区的若干鱼凫（鱼符、鱼复）地名现象提出，鱼凫氏是夏商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渔猎族群。但也有学者认为鱼凫氏不是来自长江中游，而是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鱼凫氏东向发展导致了上述地名和考古现象。两说都有一定道理，尤其前说兼有理据的详细论证，因而笔者原来也赞同，但结合近来的考古资料有了新的看法。后说则得到近来一些新材料的印证，但只是简单的推测，缺少论证。
须要指出的是，鱼凫族虽然早先可能是渔猎族群，但到夏商时期已经是农业为主而且农业发展水平颇高的强大族群，这在同鱼凫氏族群传说密切相关的温江鱼凫城和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资料中已经得到有力的佐证。过去因文献和考古资料缺略，学者多据《蜀王本纪》曾略谓 “鱼凫田于湔山”，及从峡江沿岸有的考古遗址中出土有较多残存鱼骨，认为鱼凫氏大约源于早期的滨水渔猎族群，并长期保留着此种生业传统。现在看来，上述《蜀王本纪》佚文中“鱼凫田于湔山”之田，虽确实指的是田猎，但这应当是该族群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统治者集军事训练和娱乐为一体的渔猎活动，即使有一定经济意义，也只能是当时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经济基础的农业的必要补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蜀王本纪》此条记载明确讲的是鱼凫氏末年导致王朝灭亡的事件，此时已是商周之际，各方面的资料综合反映，蜀中尤其成都平原农业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了，绝对不可能还停留在渔猎时代。考古资料揭示，早在宝墩文化时期，蜀地已经广泛出现干栏式建筑，说明先民已经具备开发平原多水地带、发展农业的能力，宝墩文化诸城的水利特征和高水平的水利技术，足以证明这一点。温江鱼凫城是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后期最大的古城，显然是一区域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而且与三星堆文化存在较为清晰的文化传承关系。三星堆遗址一期已经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三星堆古城又被学界大多数人认为是鱼凫王朝都城，出土被释为鱼凫氏遗物的陶鸟头柄勺、金杖等资料最多、规格最高。而滨水建成的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而包括古城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共约12平方公里，是夏商时期东亚大陆规模最大的早期文明中心之一。如此巨大的聚落，必然有较为发展的农业经济为经济支撑。这些都说明，成都平原是鱼凫王朝及其文化的中心，鱼凫文化的历史似乎已可以追溯到宝墩文化后期。
夏商时期的鱼凫王朝，疆域甚广。前述长江上、中游地区的鱼凫地名遗迹和鱼凫文化出土资料正是其反映。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带或曰金冠带等考古资料上纹饰，应是当时神权政治、神秘信仰和文化的重要符号。这些符号准确地说，应为复合型符号，包括鱼、鸟和箭等符号元素，具有明显的相似以至相同性，但也有一些差异。诸种符号的异同，既反映其同是内涵为鱼凫王朝神圣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标志，又反映了其族群和文化的历时性变迁发展。简言之，由上述符号及其系统，可知鱼凫氏王朝确实应为两个长期联姻、政治结盟的族群构成的联盟，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融合为一个更强大的族群。结合古代民俗分析可知，三星堆遗址金杖上和金沙遗址金冠带上神鸟负箭射中鱼的图像符号，必定有当时人们普遍熟悉和认同的神圣内涵。根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研究，鱼、鸟和箭，均与远古生命崇拜或生殖崇拜密切相关。如鸟和鱼历来是人类学上生殖崇拜的神秘符号，而鱼尤其是多生多育、人丁兴旺、人口繁庶的象征，箭则是添丁的象征。因此，由这三者组成的符号系统，不仅标志着鱼凫氏族群及其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而且象征着鱼凫王朝的统治者娶妻生子、后继有人的神圣祈盼。
出土资料反映，三星堆古城和金沙聚落曾经在晚商有过一段并存的时期，当时长江上游的蜀地处在以三星堆古城为都邑、鱼凫王朝为共主的时代，位于今天成都市区内的金沙聚落应是蜀地这一共主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约在商周之际，三星堆都邑衰落后，王朝的政治重心转移到了今成都市区一带，形成了以金沙为中心都邑的新的共主秩序和联盟。与此同时，族群的重组和融合也有了新的发展，并在作为政治符号和意识形态或信仰的神圣标志系统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因而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另一条金带或曰鸟首金鱼纹带上，原来鱼、鸟和箭的传统组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新纹饰是鸟喙与鱼身合为一体的神奇符号。这一符号反映了更高更复杂的思维，因为这种鸟喙鱼身的动物在自然界绝对不存在，它只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中。它既透露了鱼族和凫族的深度融合，又反映了文明的发展和族群社会的历史进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