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文益禅师的传道活动为禅宗内部培育了一大批禅学一流人才。据统计，文益禅师门下有法嗣63人，各为一方师，且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具有了学派的基础，这是宗派形成的重要因素。由于文益禅师与其门徒一道广传佛法和四处流动，故在传播禅法的实际活动中则容易形成较为集中的禅僧群体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乃至于形成宗派而对禅宗或佛教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
(2)交游
交游活动是文益禅师佛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益的交游活动与其思想以及禅派的发展有所关联。而且，交游活动对于发展和传播文益的禅学思想也极有裨益。从相关资料所指引的线索出发，就其交游活动进行四处搜寻和扒梳，而粗略地窥探到了其交游的生活片段与历史情景。
其一，与上层政治人物有交往。南唐先主李昇，“尝请文益禅师住报恩禅院，署号净慧禅师，迁住清凉寺”足以说明文益与政治上层有紧密的关系。文益不仅受到南唐李主的尊重，而且也与李主谈诗论道。南唐元宗李璟时，上层社会就盛行宴游之活动。建勋(进士李建勋)诗云：“宁意晚来中使出，御题先赐老僧家。”铉(中书舍人徐铉)诗云：“一宿东林正气和，便随仙仗放春华。”可见上层精英的精神生活世界十分丰富。而在这一风气影响下，僧人也时常参与上层人物的宴游活动，故有人指出“法眼不但以诗偈谈禅，而且又以之论政”。据载：“清凉文益禅师，一日与李王论道罢，同观牡丹花，王命作偈。清凉即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王顿悟其意。”可见文益禅师不仅与南唐中主李璟有交，而且也与后主李煜有往。也许文益禅师深明“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要旨，而与上层交往，不仅延续了禅门一派而且获得了大法眼禅师的美誉。而且，在其圆寂后也受到了南唐后主的礼遇，故《宋高僧传》云：“江南后主为碑颂德，韩熙载撰塔铭云。”足见文益禅师与南唐国主等上层人物有交好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法眼文益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影响。南唐国主给予文益禅师的这种尊崇地位，对于文益法眼禅派的发展也极其有利。由于文益禅师深得政界上层人物及帝王的宠信，故其禅学思想易对政治上层人物(帝王)的自我修养乃至执政理念产生极大影响，这也是文益禅师对历史和社会的独特贡献。
其二，在僧人群体内的诗文之交。文益禅师与木平和尚也有交游活动。宜春木平山善道，南唐国主迎请入内，待以师礼，帝问善道禅师云：“如何是木平？”答：“不劳斤斧。”帝又问：“为什么不劳斤斧？”答：“木平。”法眼文益禅师赐偈曰：“木平山里人，貌古言复少。相看陌路同，论心秋月皎。怀衲线非蚕，助歌声有鸟。城阙今日来，一沤曾已晓。”可见文益禅师对木平和尚的描写是极为仔细和深刻的，也反映出了他与木平和尚必然交情匪浅。此外，文益禅师作《寄钟陵光僧正颂》云：“西山巍巍兮耸碧，漳水澄澄兮练色，对现分明有何极。”足见与钟陵光僧正也有书信往来。
法眼文益禅师与觉铁嘴也有交往，见于《御制拣魔辨异录》卷二中：
昔者雪窦显公典客太阳。客与论赵州宗旨，曰：“法眼禅师昔邂逅觉铁嘴于金陵，问曰：‘赵州柏子因缘还记得否？’觉曰：‘先师无此语，莫谤先师好。’法眼拊手曰：‘真自狮子窟来。’觉公言无此语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显对曰：“宗门抑扬，哪有规辙乎？”有苦行名韩大伯者，貌寒寝，侍其旁，辄匿笑而去。显怒曰：“我对客语，尔敢慢笑，何耶？”对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择法不明。”曰：“岂有说乎？”对以偈曰：“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才见便生擒，后来猎犬无灵性，犹向枯桩旧处寻。”显阴异之，结以为友。
从中可以看出法眼文益禅师与觉铁嘴在进行一种禅宗机锋的勘验。从勘验的结果来看，法眼禅师对觉铁嘴的回答是满意的，觉铁嘴对文益之问不正面回答，体现的正是禅宗“三十六对法”的精神。若视文益禅师之问“赵州柏子因缘还记得否”为“有”的话，觉铁嘴“先师无此语，莫谤先师好”之答则显示的则是“无”。可见，问有，则答无，的确符合慧能所传的三十六对法精神。故文益禅师认为觉铁嘴以此回答深得赵州禅法之要领而予以认可。
其三，论战之交。《金陵奉先深禅师》云：
师同明和尚在众时，闻僧问法眼：“如何是色？”眼竖起拂子。或曰：“鸡冠花。”或曰：“贴肉汗衫。”二人特往请益，问曰：“承和尚有三种色语，是否？”眼曰：“是。”师曰：“鹞子过新罗。”便归众。时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来日致茶筵，请二人重新问话。”明日茶罢，备彩一箱，剑一口，谓二师曰：“上座若问话得是，奉赏杂彩一箱；若问不是，只赐一剑。”法眼升座，师复出问：“今日奉束问话，师还许也无？”眼曰：“许。”曰：“鹞子过新罗。”捧彩便行。大众一时散去，时法灯作维那，乃鸣钟集众僧堂前堪师，众集，灯问：“承闻二上座久在云门，有甚奇特因缘？举一两则来商量看。”师曰：“古人道：‘白鹭下田千点雪，黄鹂上树一枝花。’维那作么生商量？”灯拟议，师打一座具，便归众。
《十国春秋》又载：
僧深，居金陵说法。元宗常置彩一箧，剑一具，谓深及文益曰：“高座若问得当，赐杂彩，否则赐剑。”文益升座，深曰：“今日奉敕参问，师还许不？”文益曰：“许。”深曰：“鹞子过新罗。”捧彩便行。
上述记载表明文益与深禅师确有思想交锋，而且是在南唐国主茶宴下的一场比试。从深禅师捧彩而行的行为表面来看，仿佛是文益禅师负于深禅师。其实不然，禅师之间的机锋对答并非像想象的那样简单。事实上，在深禅师问文益是否有三种色语以及许不许的问题时，就已经开始了禅之机锋。文益一个“许”字的正问正答方式，在深禅师看来好像是落入俗套，仍有执著于话语名相之嫌，故深禅师以一句“鹞子过新罗”之语后便捧彩而行，以示胜出。试想作为一个在罗汉桂琛处已洞了本心、开悟的禅师，而又身为法眼宗创始人的文益哪能就轻易在一个回合中败给深禅师的道理！其一，从学缘来看，深禅师身为云门一派，自然云门宗风与法眼宗风不一。若深禅师要以云门宗风来勘验文益，不交锋几个来回实难辨别谁高谁低。而深禅师仅以一回合之交锋就断然认为文益不及自己的见识或意欲，这或许才是佛法所言的真正地执著了。其二，身为一代宗师的文益，能够以《宗门十规论》痛陈各种禅病、评扬禅门各派宗风，自然深知深禅师之问题所在，显然不会轻易就落入深禅师的圈套，所以用“正问正答”的肯定样式回答，其用意是要破除深禅师的执著，而且他的一个“许”字，也颇有仿效云门一字答禅风的意味，只是深禅师不明个中，而自以为是罢了！而且深禅师“捧彩便行”的行为本身，也“引得李璟与文益哈哈大笑”，这足以说明深禅师低估了别人，高看了自己！
3.著述
依据资料显示，文益禅师的著述主要有《参同契注》、《大法眼禅师文益颂十四首》和《宗门十规论》等。其一，《参同契注》是文益为石头希迁所作《参同契》而作的注解，现已阙佚，但石头《参同契》的原文却保留在了《景德禅灯录》卷三十中，故从中仍可以推知文益禅学思想的大致内容和思想偏好。石头希迁的《参同契》主要以明暗来阐述理事，表现了理事不二、理事圆融的思想，文益对此颇有心得，故为其作注而进行诠释，由此也可窥见文益与石头希迁在思想上的某种关联性，故石头《参同契》是研究文益禅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二，《大法眼禅师文益颂十四首》，为文益所作的十四篇诗颂，是其生活与思想的写照，不仅保留了他宗教实践的生活片段，而且也反映了他生活世界中真实的思想状态。文益的十四首诗颂保留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中，部分诗颂也散见于《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里，其中的《三界唯心》、《华严六相义》、《因僧看经》诗颂内容涉及了唯识宗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和华严宗的“华严六相”思想以及佛教内部的禅教一致问题，是研究文益禅学思想的主要参考资料。其三，《宗门十规论》一卷，为文益所撰。该论有续藏经录本和天津刻经处刻本流通。《宗门十规论》虽仅有十条，但是思想深刻，文字凝练，条条直指禅门弊端。文益在评判禅门问题时，阐发了其个人思想，提出了具体解决禅门弊端的革新措施，为法眼宗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也是研究法眼宗思想和禅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此外，《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一卷，该语录记载了文益开示学人的各种言行，由明代释圆信、郭凝之编集。周叔迦先生言：“该录初叙文益始末，次载上堂机句拈古，凡百二十一则，末叙示寂行实。盖亦明崇祯中释圆信、郭凝之集五家语录本也。”该语录现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中，是研究文益禅学思想和禅法风格的又一重要资料。
二、“禅门革新”与法眼宗的形成
《宗门十规论》是文益禅师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它不仅阐发了文益的禅学思想，而且也提出了革新禅门弊端的各种措施。文益《宗门十规论》以禅宗心门为要旨，批评当时禅门内部之流弊，并指出改进之方略，凸显了一代宗门法匠的卓越智慧，同时也为法眼宗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清凉家风”是文益禅派重要的门庭设施，它是文益禅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的教风、教法等一系列教育特色。而这一教学特色既是文益禅师一系教示学人时的显著性特点，又具有一宗一派之开创的象征性意义，故它的出现则标志着法眼宗的创立。
1.《宗门十规论》与“禅门革新”
唐五代是禅宗隆盛时期，尤其是在江南区域禅宗的发展势头较猛，先后出现了禅宗的几大派别，其中“五家七宗”就是最显著性的代表，而且“五家”之中就有四家诞生于江南，所谓“祖派瀚漫，南方最盛”。这充分说明了禅宗与江南区域思想文化相协调发展的一面，由此也造就了禅宗发展的繁荣景象。但是禅宗发展过于迅猛，所谓“达于极点，流弊亦从之而生”。禅宗在初期的传播中还能从正面宣扬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但是随着发展则出现了诃佛骂祖、狂妄自大、荒诞不经等极端行为，以至于禅宗宗门流弊日甚，“甚者往往相互攻伐，汩没正法”。这势必会造成“禅林文化的堕落”。对此禅门中人已有清醒认识，云门文偃禅师曾言：“吾灭后，弗可效俗教衣孝哭泣，备丧车之礼，致紊禅宗。”清凉文益也深谙禅门弊病之个中云：“宗门指病，简辩十条，用诠诸妄之言，以救一时之弊。”故撰写《宗门十规论》予以批评当时禅门之学风，文益在评唱禅宗弊端与禅风中也显示了他一代宗匠的远见卓识，并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与此同时，文益还在《宗门十规论》中提出了革新日趋异化的禅宗之措施，从而创建了本派较为完备的禅学理论与方法。那么，文益的《宗门十规论》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禅学思想，又有哪些革新禅门的措施呢？
其一，文益将“自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列为第一条，其用意很明显，这即是说若自己未开悟或没有“明心见性”就切记不要去好为人师，以免误导别人。而从其论述的内容来看，此条强调对“心性”的理解，重视“心法”的作用，而将心、佛视为一体。故他说：“心地法门者，参学之根本也。心地者何耶？如来大觉性也。”文益认为心地即是如来大觉性，并将其作为参学的根本，足以说明他对心地的重视。所谓心法能够除去疑惑，获得智慧，故佛云：“我今演说心地妙法，引导众生令入佛智。”所以参学之本即要落脚在心地法门上，而这才是获得解脱与自由的关键性问题。显而易见，文益对心地的认识明显受到禅宗心性思想之影响。而且他尤其注重禅宗的“以心传心”之法，他说：“心印单传，俾不历阶级。顿超凡圣，只令自悟，永断疑根。”而将“自性自悟”作为断除疑根的重要手段。文益也反对“不择宗匠”，“辄有邪解”的草率做法，认为“同失指归，未了根尘”就会“入他魔界”。在他看来，未明心地之要义，若“滥称知识”，就是一种罪过，犹如“谤大乘愆，非小罪报”。文益批判“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的观点，即指明了要自明心地，方为人师，才能有化人的方便法门，所谓“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坛经？般若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