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经教与时节是彼此交涉在一起的，经教中蕴含着开悟的因缘时节，即可以成为学人开悟的一大条件和因素。但是，他又指出学人不要执著于经教，他说：“莫只恁么念策子，有什么用处？”可以看出，文益对经教与时节的把握也是注重契理契机和极有分寸的。文益一方面强调经教与机缘时节对于学人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又对学人参禅悟道依赖经教且和“时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要分清群体与对象，尊重个体差异，使经教切实地适合于学人之机器，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契合机缘，不能肆意造作而有损于经教本意。他说：“不见华严万偈、祖颂千篇，俱烂熳而有文，悉精纯而靡杂，岂同猥俗兼糅戏谐？在后世以作经，在群口而为实，亦须稽古，乃要合宜。”所谓的合宜，即是合机，文益《正月偶示》云：“正月春，顺时节。情有无，皆含悦。君要知，得谁力。更问谁，教谁决？”换言之，也就是说要顺其自然、道法自然，这即是文益对经教所持有的态度。可见，文益是持禅教一致论者。由于法眼文益有开阔的视野，其思想又具包容精神，故能破除宗派门户的偏见，而使法眼宗在融会贯通华严理事圆融思想和禅教一致思想的过程中取得较快的发展。
延寿的“禅教一致”思想是对文益与德韶禅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的禅教一致思想主要反映在《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唯心诀》等作品中。那么，延寿的禅教一致论思想内容究竟如何？
其一，禅不离教，教不离禅。延寿认为参禅与看经教是不相矛盾的。《宗镜录》云：“祖标禅理，传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门，立诠下之大旨。”又云：“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恐虑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意，以负初心。或若因诠得旨，不作心境对治，直了佛心，又有何过？只如药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经》，手不释卷。时有学人问：‘和尚寻常不许学人看经，和尚为什么自看？’师云：‘只为遮眼。’”这表明禅是心地之法，即契合佛心之正宗，而教是言说之方，即具体之教法，二者均有让学人开悟、证道的功效，而药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经》，手不释卷的行为本身也表明了参禅不能离开经教和不能有违佛的教义、教旨，即所谓要“用至教为指南，依凭有据”。故延寿说：“夫听学人，诵得名相，齐文作解，心眼不开，全无理观，据文者生，无证者死。”这即是说要依赖经教，但是也不要离开禅的具体证悟，经教与禅悟二者是相得益彰的，故有学者也认为“二者宗旨根本一致，皆应加以奉行”。禅法、教法都是悟道的方法，它们的存在也说明了法无定法，悟道之法有多种途径，所谓“一切修行都将通往佛道”。因此，在延寿看来，禅、教均是应机的方便，禅教两家有必要会通互补，所谓“参禅与研习经典应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他指出：“夫习禅人，唯尚理观，触处心融，暗于名相，一句不识。诵文者守株，情通者妙悟，两家互阙，论评皆失。”在他看来，执著于经教对于证悟佛法是极为不利的。延寿还表达了禅者对经教应有的正确态度，他说：“若随语生见，齐文作解，执诠忘旨，逐教迷心，指月不分，即难见性。若因言悟道，藉教明宗……言为入道之阶梯，教是辩正之绳墨。”延这即是说既要依赖经教又不能执著经教，即不能迷在经教上而指月不分，然也要将经教作为学修的指导性方针。故延寿又云：“凡称知识，法尔须明佛语，印可自心。若不与了义一乘圆教相应，设证圣果，亦非究竟。”可见他极为重视以经典来印证自心之体悟，这即是说“他所以要引证佛语，就是要用来印证自己所说所想的是否正确”。显而易见，在禅宗的实践中，延寿主张禅不离教、教不离禅的“禅教一致”思想。
其二，延寿的“禅教一致”是建立在华严“理事圆融”基础之上的。延寿云：“空有二门，亦是理事二门，亦是性相二门，亦是体用二门，亦是真俗二门，乃至总别同异，成坏理量，权实卷舒，正助修性遮照等。或相资相摄，相是相非，相遍相成，相害相夺，相即相在，相覆相违，一一如是，各各融通。”延寿的言说表明空有、理事、性相、体用、真俗、总别、同异等，都是相即的关系，而从理事圆融的视角来看都是可以融通的，而且可以在“一心”思想基础之上来进行圆融。《宗镜录》云：“唯是一心圆融故。寄理事以彰之，以体寂边，目之为理，以用动边，目之为事。以理是心之性，以事是心之相，性相俱心，所以一切无碍，如上无边分限差别之事。唯以一理性镕融，自然大小相含，一多即入。”这即是说宇宙、世界的万事万物和一切现象都是“一心”缘起而生成，故能在一心中而圆融无碍，所谓“既然理、事互相圆融，那么自悟心性与修持诸种教法也应并行无碍”。可见，延寿的理事圆融思想具有消融门派之间差异之作用，这为禅教一致提供了可会通的理论基础。延寿《万善同归集》又云：“问：‘理事无阂，万事圆修。何教所宗，何谛所摄？’答：‘法性融通，随缘自在。随举一法，万行圆收，即华严所宗，圆教所摄；若六度万行，成佛度生，虽净缘起，皆世谛所收；若发明本宗，深穷果海，则理智俱亡，言心路绝。’”这即是说，华严是一乘了义，能够圆融一切教门或宗门，而一旦发明本心，则“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永寂如空”。延寿以理事来言说教理，表明其在华严理事圆融影响下有统合禅教一致的思想倾向。而且他在《万善同归集》中亦云：“圣凡交彻，即凡心而见佛心；理事双修，依本智而求佛智”，即反映了其建立在华严“理事圆融”基础上的禅教一致论思想。故有学者认为，延寿的禅教一致，“是以对禅与华严的圆融为核心展开的”。吕澂先生也指出，“以南宗的顿悟和《华严》的圆修结合起来，就成了延寿全部议论的基础”。
其三，延寿的“禅教一致”重点落在心上。延寿说：“今《宗镜》大意，所录之文，或祖或教，但有一字一句、若理若事、皆悉回向、指归真如一心。”因为禅是心地法门，所谓“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所以禅教关系能够统一的根本即是在“心”上。换言之，禅与教为证心的一体之两面。延寿云：“心有心性，心能作佛；……观心释《大方广佛华严经》者，若约教诠义，则有多门。若不摄归一心，于我何预？……经是心教，心起名言，诠显此理，故名为经。”又指出：“十二部经，是名为教；十二部经所诠，是名为理，心相似此理教显现。”又云：“理唯一心，无别尘体”，“一切理事，以心为本。”由此可见，心是一切之根本，而一心具有统合万法的意义，故延寿在阐述其禅教一致的观点也就自然离不开其“一心”思想。《宗镜录》云：“若依教是华严，即示一心广大之文。若依宗即达磨，直显众生心性之旨。”故有学者指出，“‘心’是永明延寿佛教思想的根本理念和核心主题，是他阐明禅教一致说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石。”可见，无论是教门还是宗门均不离开一心，且禅宗的心地法门与教门的宗旨是一致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禅教的一致性。
延寿倡导“禅教一致”，不仅是对宗密以来禅教思想的总结，而且也从他开始则彻底地解决了“禅教”是否一致的关系争论，而使“禅教一致”成为佛教界的共识性观点。换言之，如果说延寿之前还存在禅教关系问题之争论的话，那么经过延寿的努力与阐发，“禅教一致”已成为佛教界的共同认识和思想主流。佛教界对禅教一致达成共识的历史重任则是由永明延寿禅师来实现的。故有学者指出：“关于禅教一致的思想，特别是贯彻贤首的理事圆融的思想，中经延寿的努力阐扬，已为他宗所接受”，禅教一致“经过延寿等人的大力弘扬，终于在北宋以后逐渐成为禅学的主流”。
整体而言，文益、德韶和延寿三代祖师均对法眼宗的禅学思想有所贡献，他们倡导的“禅教一致”思想对法眼宗一派的思想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禅教一致”思想亦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数的法眼门徒都继承了这一思想理论。如德韶的法嗣志逢大师云：“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终无别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亦主张教禅一致。从宗密到文益再到德韶，他们的“禅教一致”思想的侧重点主要是在表达禅与教是一致的观点，即在于说明禅不离教、禅即是教。而之后作为文益的再传弟子的延寿，不仅提倡“禅教一致”继续贯彻禅不离教、禅即是教的思想观点，而且主张“禅净合流”，将“禅教一致”具体落实为“禅净一致”或“禅净合流”，是对自宗密以来“禅教一致”思想的发展与推进。
二、禅净合流
所谓“禅净合流”，是指禅宗有意识地引入净土宗的某些信仰与实践形式，或是吸取净土宗的思想元素来丰富和发展禅宗的理论与实践，从而指引众生实现成佛之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禅净合流是禅教一致思想发展的继续，并适应了佛教发展的历史潮流，所谓“佛教历史潮流把禅宗与净土宗推向合流，禅教一致重点落实为禅净一致”。延寿不仅继承了法眼宗的禅教一致思想，而且又提倡“禅净合流”，以至于将自宗密以来的“禅教一致”思想具体落实到了“禅净合流”上，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宗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