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宗的形成不仅是禅宗发展与演化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江南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生境，为法眼宗的生根、发芽和抽枝，提供了良好的宗教环境。法眼宗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与江南区域性政权的大力扶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文益及其门徒的共同弘法传道实践密不可分，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由于南唐、吴越地方区域性政权对法眼宗的大力扶植，又加上有文益禅师、德韶、延寿等法门一代龙象及其门徒的共同努力，从而推动了法眼宗在南方的创立和发展，并使其成为声名显赫的宗派，门徒遍及江南之地。
法眼宗在思想理论的建设上，创始人清凉文益禅师在继承禅宗心性思想和理论的同时，坚持“禅教一致”立场，不仅吸取唯识宗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思想，而且引入华严宗的“理事圆融”思想，不断丰富了法眼宗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显示了文益禅师海纳百川的宽大胸怀与广阔开放的思想视域。法眼宗思想发展到了延寿时期，延寿提出“禅净合流”思想，又将净土念佛的修行方法引入禅宗的修持之中，提倡“唯心净土”的修行方法，并将文益和德韶所主张的“禅教一致”具体落实为“禅净合流”，而促使法眼宗的思想理论又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然而在法眼宗禅学思想内容中，无论是“三界唯心”、“理事不二”或是“禅教一致”、“禅净合流”，都是建立在禅宗“心性论”基础之上的，以“心”为中心是法眼宗发展演化内在固有的思想主线或理论脉络。
然而，法眼宗在发展兴盛之际却孕育着潜在的危机。由于法眼宗在发展中受禅诤、离宗、合流等因素影响，从而加深了法眼宗自身的内在思想危机，尤其是在“禅净合流”中，法眼宗自身的思想特色被其他教派、宗派消解或削弱。与此同时，在唐宋思想文化转型中，思想界不仅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而且也出现了儒学复兴和理学建立的思想发展趋向，均对法眼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在“三教合一”的趋势中，禅宗逐渐丧失了思想领域中的话语权，而主动向儒学靠拢，这无疑也会融销法眼宗的思想和影响力；二是儒学的复兴与理学的创建，使儒学获得了理论上与佛教交锋论战的有利条件，加之宋代理学自身的魅力而吸引了更多的信众，成为遏制禅宗思想发展的一股强大力量。法眼宗以及其他禅宗宗派正是在禅净教“合流”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整体趋势以及儒学复兴的影响下而最终走向衰落的。法眼宗在走向衰落之路的过程中，既在法脉传承上没有宗门法匠出现而能担当起振兴宗门的历史重任，且在入宋之后又未获得宋代政治势力的强有力支持，即宋代政治上层不像南唐、吴越政权在政治上给予法眼宗特别的支持，故法眼宗入宋之后即走向了“中绝”。
值得提出来思考的问题是，因为禅宗宗派都是因个人悟法的途径和提倡自身独特的教法而形成派别的，这样就很难后继有人，因为佛法本是法无定法，故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的方便之说。然而宗派若过于强调自己所形成的教育方法、修持方法，要修持人来适应宗派的教育方式，而不是应人根器随缘说法给予方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违背了佛法教育的随机性和随缘性。从宗派衰亡的历史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于后继无人所致，故宗派的衰落显然与此因素有莫大的关联。佛法的最大方便就是应缘施教，是“以人施教”，而不是“以法施教”，如果过于强调使用一种方法或固定模式去应化施教，又何以能持续发展？而更为关键的是法眼宗三代祖师均重视思想理论问题，尤其是永明延寿则更强调以“一心”思想来对佛教理论进行统合与建构，他们的做法实有倾向于“法”的建立之主观意向，而重视的是“以法施教”，把禅宗自性自悟、顿悟成佛和单刀直入的简单易行方法引向繁琐的理论建设之方向。故禅遂成为上层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精英所玩味的时尚，法眼宗注重思想追求的偏好在客观上造成了它与一般民众生活世界的隔膜，且有丧失群众基础之可能。而且法眼宗的三代祖师均是文才飞扬的“学者型”僧人，他们的处事风格与禅宗“不立文字”、“自性自悟”的风格似有不同，相反因为他们具有文人的气质和思想家的风度而为后世留存下了大量的诗文和著述，显然这一做法有违于禅宗单刀直入、不立文字的禅门之风气，而这一影响使得法眼禅宗在发展中逐渐偏离了原有的朴素精神，禅风也随之出现了由朴实的“平民禅”禅风有向“文人禅”禅风转向的趋势，一般的修学之人如何能接续此宗法脉？这或许就是法眼宗宗派必衰的根本性结症之一。在禅法的实际教学中，由于宗派之教法因人不同，故有教学方法之不同。长时段这样一来，禅师的教学之法就会淹没宗门祖师之教法。而且法眼宗的教学方法与其他禅门派别相比，禅风不够明显，这就更加容易在发展中消解掉本宗之宗风，或易融于其他禅派之中，而为其他禅派所消融或取代。此外，宗派的法脉延续主要依赖于人来实现，法眼宗入宋后由于不断衰落，加上后继无人，故其走向衰落和断灭也就不难理解。对于上述所提到的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以后再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