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提出了“以心为本”、“心性本净”的思想。弘忍说：“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净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将“心”视为修道的根本，足见其“以心为本”的用意。弘忍对于“自性清净”之“心”的认识，其涵义是非常广泛的。他将一切众生清净之心视为与佛性等同的概念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云雾所覆。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又说：“一切众生皆如也，众贤圣亦如也。一切众生者，即我等是也。众贤圣者，即诸佛是也。名相虽别，身中真如法性并同。”⑤这即是说佛性与清净心是一致的，真如与法性是等同的。在弘忍看来，本来清净之心是不生不灭的，是心性本净的，故他说：“《维摩经》云：如无有生如无有灭，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净。清净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从缘生”，“真如佛性自性清净”。意即清净本心非因缘所生，而是本来具有的，是本来清净无染的。因此，要觉悟成佛，需要自净其心，所谓“若能自识本心，念念磨炼莫住者，即自见佛性也”。这即是说要见性，不能执著，而要自识本心，明心才能见性。
其二，主张“守心”，指出“守本真心”是修习禅法的第一要义。《最上乘论》云：“但于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又云：“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无有是处。”且说：“千经万论莫过守本真心”，又说：“了知守心，是第一道”。可见弘忍不仅重视“守心”这一修学法门，而且也认为“守本真心”是去除妄念达至开悟的有效途径，故他云：“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净”，又说：“三世诸佛皆从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妄念不生，我所心灭，后得成佛”。从弘忍对“守心”的认识来看，其坚守“述守一己之心，为修道之要门”的思想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该论不仅是对达摩“安心”歧见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与道家“守一”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进一步显示了达摩禅中国化之趋势。更为有意义的是，它对后世禅宗的思想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有如法眼宗高僧永明延寿直接将“守本真心”与“守一心即真如门”视为同一。故有学者指出：“此论以‘守本真心’为主旨，与《宗镜录》所载弘忍‘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之说合。”在弘忍看来，“守心”为禅修的方便法门，而且他还直接在论中点明了其用意：“为教导无智慧众生有种种欲心，心行万差，是故如来随其心门引入一乘。我既体知众生佛性本来清净如云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尽慧日即现。”从中也不难看出“守本真心”对于修学者的重要意义。《最上乘论》云：“一切万法不出自心”，“十方诸佛悟达法性，皆自然照燎于心源”，“若能自识本心，念念磨炼不住者，即见佛性也”，由此可见修心、识心之重要。弘忍大师无非想通过其“守心”之论传递这样一种修行信息，即识得本心，且在心性上做工夫，自然就能获得慧解而觉悟成佛。而且其“守本真心”，“自识本心，即自见佛性”也成为慧能所提倡“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论来源，并突破了达摩“安心”与“四行”的具体禅法要求与方法理路，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其三，继续阐扬“不立文字”的禅门风气。他说：“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尽慧日即现，何须更多学知见所、生死苦、一切义理及三世之事。”又言：“要须了四依乃穷实相，若依文执则失真宗。”在弘忍看来，守住真心是第一要务，守心则能除去妄念，而无需多学知识，生起无端之知见，也不必将修学的重心落在义理的理解和诠释上，而是要守住真心且在行证中体悟，如是才能洞见心性本来之面目。从其主张不依文字的观点，可以洞悉他乃是注重真悟实修的禅者。而且这一主张不仅承接了达摩禅法一派注重行入的宗教实践性传统，而又进一步开启了禅门“不立文字”的风范，因而对后世禅宗确立旗帜鲜明的不立文字的禅宗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
总之，弘忍的禅法是对道信禅法的继承与发展。从道信到弘忍是禅宗创立的重要环节。慧可与僧璨延续了达摩禅的法脉不绝，而道信与弘忍则开启了达摩禅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道信和弘忍不仅延续了达摩以来的禅学思想和禅修方法，而且将达摩禅与中土自魏晋以来的佛学思想实践结合起来，并兼顾中土禅学的思想与方法以及中土的传统思想文化特点，在禅修的实践中将禅学理论、禅的修行与僧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创建了适合于中土思维和习惯的禅学理论以及禅修方法——“东山法门”，从而开启了禅学发展的新阶段、新境界。“东山法门”蕴涵了道信和弘忍所提倡的禅学思想、修行风格和生活方式，为禅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故洪修平、孙亦平二先生认为，“东山法门”确立了中国禅宗修行的基本方式和风格，对中国禅宗的创立与分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印顺大师则指出：“‘东山法门’，形成中国禅学主流，在佛教界有崇高的威望。”任继愈先生也认为，“弘忍继承了道信的禅法，经过弘忍的发扬和改进，奠定了后来南北各流派的基础，后来许多流派的禅法基本上出自东山法门”。可见，“东山法门”为慧能顺应历史的客观环境而创立禅宗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慧能在继承和弘扬这一法门的实践中而逐渐开创了禅宗一派，并形成了禅宗以“东山法门”为核心的禅法思想，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气派的禅法特点。即便是禅宗发展到了“五家七宗”的时代，这一禅法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本来面目并未改变，相反而是在不断地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禅宗发展到了唐五代时期，得到了法眼宗等其他禅派的继承和发扬。法眼宗提倡“禅净合流”、“唯心净土”都与道信以来的禅法思想有着学缘上的紧密联系和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且后世禅派都能够从“东山法门”中找到本门禅法的思想资源。因此，“东山法门”是禅宗以及“五家七宗”禅法思想的源头活水。
二、禅宗的创立与慧能禅在江南的传衍
1.慧能与禅宗的创立
如果说“东山法门”具有表明中国禅宗开始初创之象征性意义的话，那么慧能禅派的出现，尤其是《坛经》的出现和流行则标志着中国禅宗的真正形成和创立。禅宗的创立，不单是某一个人物个别活动的结果，而是禅学中国化发展总体趋势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文化认同的必然性选择或结果。换言之，宗派之创立，人固然很重要，时代也必不可少。人和时代是禅宗宗派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达摩到弘忍，达摩禅系的禅学思想不断得到发展，尤其是达摩禅与中土文化结合并被慧可、僧璨传承和延续，且到道信、弘忍时机缘成熟而建构起了中土化的禅学思想与禅修方法，这对禅宗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定了宗派形成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条件。到了慧能时代，由于慧能的思想创建和教学革新，于是进一步弘扬了达摩一系的禅学思想和禅学方法，加之其门徒四处的弘法利生活动极有宗教、社会影响，而使慧能一系的法脉不断得以延续和传承，并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而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派——禅宗。诚如太虚大师所言：“所谓宗门，实到慧能南宗始巍然卓立。”
慧能(638—713)，又称惠能，被奉为禅宗六祖，被认为是禅宗实际上的创立者。俗姓卢，其父籍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自幼以卖柴为生，早年“于市卖柴”，一日见一客诵《金刚经》，一闻即有所感悟，于是受客人指引而前往黄梅参学弘忍大师。当他在初见弘忍大师时，对“心性”的理解就表现出不同的凡响。当弘忍斥问他“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甚作佛”时，他以不卑不亢的气度云：“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慧能之语令人瞠目结舌，五祖为之一惊，便收之为徒。之后，当弘忍令人作偈以传衣钵教法时，面对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之偈未见本性时，他大胆地挺身而出并作偈语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慧能以与神秀截然不同的姿态来表达其对本性的理解。当弘忍见到慧能之偈，尽知其见地高远、胜于神秀，而颇为赏识，但是仍就认为慧能“亦未见性”。之后，弘忍大师为慧能说《金刚经》要义，说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新旧感觉顿时涌来，即刻顿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于是感言：“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无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是慧能对“心性”认识和理解的进一步升华，也是他真正开悟的历史见证。于是，弘忍便传顿教及衣钵，传慧能为六祖。慧能离开弘忍之后，在曹溪隐归十五年，一为避祸，二为深入系统地学研佛学。与此同时，为弘扬佛法而“随宜说法”。为了传教和印证佛学，一日慧能去广州法性寺，时有风吹幡动，众僧争议不已，一说风动，一说幡动，慧能则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慧能的独特见解，令众僧骇然，为法性寺主持印宗法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慧能在法性寺说法，遂开传“东山法门”，进而由隐居修身转为公开说法。慧能圆寂前曾付嘱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弟子在教授学人时应起用的“三科法门”和“三十六对法”，这是禅宗最为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慧能聚众说法而为门徒所汇集成的《坛经》，则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其禅学思想意趣和禅修方法论特质。《六祖大师坛经序》云：“言简义丰，理明事备，具足诸佛无量法门，一一法门具足无量妙义，一一妙义发挥诸佛无量妙理。”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历史性文化特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历史性话语，《坛经》也是一时代话语主流的具体诉说与表白。《坛经》中蕴含丰富的佛性论和般若学思想，故洪修平、孙亦平二先生认为，“要了解惠能禅学新论的特色，就有必要了解般若与佛性的会通”。也有学者指出，“要了解《坛经》或禅宗的思想，必须了解贯穿整部《坛经》的两个概念：佛性与般若”。《大乘义章》云：“言般若者，此方名慧，于法观达，故称为慧。”这即是说般若是观照万法性空之理和获得解脱之道的方法与智慧。魏晋之后，般若学盛行于中土，而成为一时代之话语主流。僧肇、道安、僧叡等佛学大师对般若思想均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们所阐扬的佛教般若思想对整个中土佛教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罗什与僧肇的大乘佛教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佛教发展，而且对于后来中土各宗派的开创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诚如洪修平、孙亦平二位先生指出，“般若学本身虽然并没有讨论佛性问题，但它通过对现实世界和世俗认识的否定来显示佛教的真谛和真实之境的思维方法，却为涅槃佛性论在中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众生有无佛性，是成佛的关键性问题。对此，中国佛教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东晋的竺道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阐提皆有佛性”的观点并得到佛教经典的印证，于是成功地回答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亦可成佛的理论性问题。佛性决定了成佛的可能性，是成佛的前提条件，因此，是否具有佛性，对于解脱成佛具有重要意义。南北朝以来，佛性思想又在教内教外受到重视，思想不断蔓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性论思想。佛教教义宣扬“众生平等”、“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观点，不仅意在说明具有佛性是成佛的根本条件，而且也表明佛性是平等思想的内在总根源。因此，禅宗在佛性与成佛的问题上，不仅坚持“自性平等”、“众生是佛”的教理教义，而且将“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言说转化为自身的宗教修炼实践，鲜明地体现了佛性平等无差与自我觉醒成佛的禅宗机趣。故从慧能禅宗的思想渊源来看，有学者认为“禅宗同时继承了以《楞伽经》为主要代表的如来藏佛性学说和以《金刚经》为主要代表的般若性空学说”。禅宗正是在成功吸取佛性论思想以及般若学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禅学“心性论”理论体系，并开创了中国化的禅学教育新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新风格。
《坛经》不仅凸显了大乘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的教理教义，而且使“佛性”与“心性”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与统一，而对禅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慧能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的言中语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所主张的禅宗“平等观”，并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它说明了成佛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一切众生在成佛的问题上都是平等的。这一思想，使佛教大众化了，让佛教能够渗透社会各阶层，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亦体现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宗教意趣与禅宗机理。而且也反映出了佛性向心性之学转向的义学趋向。从禅宗的实践层面而言，慧能以自己身为獦獠和目不识丁的实际身份和宗教形象，现身说法，证验和提供了“獦獠作佛”这一历史性经验事实，不仅破除了边缘与中心的文化和区域之间的边界性，同时也践行了佛性本无南北之分的佛法义理；不仅创立了禅宗，而且更进一步为獦獠亦能“成佛作祖”提供了活生生的榜样和典范。
因此，赖永海先生指出，“慧能禅法的创立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他对传统禅学进行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在佛教史有‘六祖革命’一说”。且认为，“至于东土五祖，从严格意义上说，也不能称为禅宗的祖师，因为作为一个佛教宗派，禅宗的创立当始自六祖慧能，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始人”，“只有在慧能之后，禅宗才具有较严格的组织形式和自宗之理论纲骨”。可见，慧能是将禅学发展为禅宗这一整体性思想链条中的关键性环节。他不仅延续了释迦牟尼佛法的真实教义，而且又将达摩禅以来的禅法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禅宗一派。笔者以为，事实上，所谓的“六祖革命”也仅仅是对佛教教法或教育方法的革新，并非是对佛教义理进行的理论革命。总之，六祖慧能禅的出现，使中国禅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开启了中华禅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潇洒风光上千年之久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