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匈帝国边缘到新文学中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传播者的记者、翻译家卡尔玛
[瑞士］冯铁著史建国译
一、一位文学家的传记素描
毫无疑问，约瑟夫?卡尔玛(Joseph Kalmer,1898-1959)出生于奥匈帝国最东北部的加利西亚，那里的人们使用德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犹太人，他们内部讲犹太语。卡尔玛就是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本名Kalmus。他上了Czernowitz(今天乌克兰的Chernivci Чернiвцi)学院，当时Czernowitz是布科维纳公国的首都。他的家人很可能从俄罗斯占领区逃离了，因此，1915年他毕业于奥匈帝国素菲高中(k.u.k.Sophiengymnasium)。据考察，他最早的文学作品是13岁时用法文创作的Erica Kalmer，“Lebenslauf”，Biography of Joseph Kalmer prepared for Konstantin Kaiser，Oesterreichisches Literaturarchiv。同样，据说他最早的翻译尝试也是1911年从法文翻译梅里美(Mérimée)的《复活节的故事》。
当他结束作为一个奥匈帝国军官的身份后——他曾服役于东、西线，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1918到1920年间，他似乎对纳色恩(1862-1945)讲授的中文课程最感兴趣。然而他在哪个领域都没有毕业，很快便将精力投入到新闻事业当中去。同时他也开始了他的表现主义文学生涯(见他1927年出版的诗集《飞经风景诗集》)以及翻译事业(1927年出版了《当代欧洲诗集1900-1925》)。还在维也纳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布拉格日报》的编辑，专门负责编辑那些斯拉夫文学翻译。1938年德国入侵之后，他被迫于1939年8月流亡到英国。多亏他的朋友何凤山博士(1904-1997)提供的一张中国签证，他才得以从**集中营中被释放，然后开始在维也纳大使馆工作。无论是在社交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卡尔玛都非常出色，这使得他能够建立起一个版权代理处并保证它能够在战争中以及战后顺利运转，这个版权代理处在维也纳和伦敦交替运作，一直到1959年他去世。当然这也得益于他妻子的巨大帮助。他的妻子艾瑞卡(Erica，1913-1987)出生于艾伦费斯特(Ehrenfest)，有摩拉维亚血统。
除了以下将会讨论的三位著名作家之外，卡尔玛至少还翻译过下述中国作家的作品：杜运燮(1918-2002)、冯至、郭沫若、老舍、沈从文以及郁达夫——在他翻译过的150多位作家中，有许多是亚非作家(印度、越南、日本、埃及、摩洛哥)以及大量的俄罗斯、捷克、西班牙和法国作家。目前，这只是一个最小的数字，因为他的许多翻译都是匿名发表在范围极广的报刊上，而这些报刊今天即便在德语国家也很难找到。
除了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单，卡尔玛的代理处也是以下中国作家的代理(即作品翻译权的持有人)：艾青、艾芜、巴金、白平阶(1915-1995)、卞之琳、草明(1913-2002)、丁玲、李广田、林柳杞(1920-)、刘植莲(1911-1950？)、骆宾基(1917-1994)、毛泽东、莫耶(1918-1986)、彭家煌(1898-1933)、闻一多、萧红、萧乾、徐进(1923-2010)、姚雪垠(1910-1999)、叶君健(1914-1999)、于黑丁(1914-2001)以及张天翼。卡尔玛代理的许多作者同时也是翻译中文作品的翻译家，比如Florian Egger，这意味着除了他们的翻译之外，卡尔玛也代理他们的创作。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卡尔玛。毫不奇怪，当戈宝权(1913-2000)回顾鲁迅作品的德语翻译，从特定的角度考察在鲁迅生前他的一部作品是否有德语译本时，他提到了卡尔玛，但只是与其他早期译者在一起简单一提，除了他1955版的译作标题之外，没有给出关于他的任何详细信息，这样也就忽略了他早年的翻译工作。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香港的文学史家以1947年8月司马文森发表在他的《文艺生活》上的四封信为基础，著文探讨批评家、社会活动家司马文森(1916-1968)与卡尔玛之间的关系。卡尔玛是在读了司马文森发表在《中国文摘》上的一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文章后开始与他联系的，这个刊物1925年创办于上海，1937年又迁移到香港无法确定。尽管这篇文章是首次正面突出卡尔玛，对卡尔玛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虑，但有关更为宽广的背景则充满了误解和错误，例如将卡尔玛称为“英语作家”等。
二、现代文学德语翻译的最早历史
在卡尔玛为其做代理人的作家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事实上，他与妻子文洁若(1926—)一起翻译了《尤利西斯》。合译者之一的萧乾(1910-1999)。他们两人第一次相见大概是萧乾在伦敦大学东非学院做中文讲师的时候。在这里萧乾接替了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藏学家的于道泉(1901-1992)博士，成为卡尔玛的亲密合作者，这种合作关系维持了许多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乔治?贝格利(George Begley)也是同样，尽管目前还找不到他的详细信息，但他很可能是来自一个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生活在中国的家庭当中。有了这两人——他们是为他提供汉语专业知识的重要人力资源，卡尔玛和他们开始了一种不太稳定的合作：他们提供粗糙的英文翻译，卡尔玛再将其翻成典雅的德文——这一合作模式下文将详细讨论。至少后面这位合作者并没介意他们的合作成果被标上“中文独家授权，卡尔玛译”类似的标签。1959年卡尔玛死后，乔治?贝格利曾写信给他的遗孀：“我同他一起做了许多事，我喜欢这一切——即便是异常费力的中文翻译——如果没有他，我决没有耐心去做这样的事。”这种合作究竟如何进行自然还有待研究，但无论如何，始终保持匿名的他的助手乔治?贝格利，有一次甚至要求卡尔玛翻译一些他自己添加了一些词汇的萧乾的《梦之谷》英译本——像其他许多作品一样，这部作品也没有出版。
或许卡尔玛最为杰出的贡献是推动了最初那篇关于新文学的长篇演讲德文版的问世。当1939年萧乾作为《大公报》驻欧记者到达英国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同情到达了顶点。他不断叙写中国并且出版了至少四本或者用英文写成或者翻成英文的书。其中，1942年出版的Etching a Tormented Age—A Glimp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苦难时代的蚀刻：现代中国文学鸟瞰》)，对胡适于1933年出版的英文系列讲演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的文艺复兴》)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和必要的制衡。1947年，这本小册子在瑞士出版卡尔玛翻译的德文版，其富于表现力的新闻报道风格仍然被大量而广泛的引文非常传神地承继了过来，甚至还有所增强：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的彻底决裂，正如“五四”知识分子所期望并且声称的那样，是“5000多年来中国的首次文艺复兴”。像萧乾一样的年轻一代作家，或者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末登上文坛的作家，比如艾芜、白薇(1894-1987)、冰心、草明、丁玲、端木蕻良、凌淑华、罗淑、沙汀、萧红、萧军、周文等明显占据了主流。郁达夫则受到责难，当然这也毫不奇怪——在1942年，周氏兄弟周作人和鲁迅也被阐述为绝对的对手，而陈独秀尽管他的文字仍然被逐字引用，但他的名字却早已被禁了。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体来说，战争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叙事散文有利……许多作家都被战争带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首次与普通百姓以及那些住在远离大的港口、无法受到欧洲影响之地的人们有了密切接触……因此，我们可以对战后的作家抱有很高的期望。
萧乾的简要介绍是依据文体分类来展开的，何其芳的散文作品被举例讨论，认为他经历了从“超现实主义”写作到憎恶乡村的愚昧，再到对中国农民充满希望这样一种转变。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外国文学样式的广博知识，比如他详细阐述了李金发的诗——这在文学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不仅如此，在如此简短的一个回顾中，他甚至还专章讨论了翻译文学，其中包括缺乏外语技巧所导致的困难、从林纾的翻译开始中国所经历的各种翻译样式，其中贯穿了一种审美批评的态度。
当这本只有63页的小册子，由卡尔玛依据萧乾的英文本译成德文并于1947年在瑞士出版的时候，已成了连贯地介绍新文学的首个德语译本。但为什么是在瑞士？因为这个国家曾经一度是唯一一个不被**占领的德语区，因而不仅成了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身体流亡地，而且也成了欧洲德文书籍的唯一避难所，这种角色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
三、对鲁迅的翻译
战后，卡尔玛和他的代理处与苏黎世附近的赫尔利堡(Herrliberg)一家规模很小的比尔(Bühl)出版社建立了业务联系，这未必不是萧乾从中牵线的结果。1945-1946年，在参加完纽伦堡审判之后，萧乾到了苏黎世。不管怎样，由卡尔玛翻译的至少三本书是在那里出版的，不仅有上面提及的那本历史概述，还有一本精装的萧乾的小说集，以及一本小册子即鲁迅的《祝福》——这也是鲁迅的作品首次被翻成德文出版。考虑到几年之后出版的那本内容极为丰富的鲁迅作品翻译，可以推想此时卡尔玛已经翻译了远比这本小册子中所展现的更多的内容。相关活动已经证实，瑞士的出版社在1940-1948年间已倾向于冷战分裂和战后遭到重创的奥地利与德国思想和物质的复苏。或许这就是卡尔玛翻译的鲁迅那本超过500页的巨著由一家深深介入新的政治前线的出版社出版的原因。这家“进步出版社”(Progress-Verlag)由反重整军备活动家约翰?普拉东(Johann Fladung)经营，亲东德控制的德国共产党。考虑到1956年是鲁迅逝世20周年，因此这也同弥漫整个苏联占领区的巨大的宣传(翻译)的努力有关。
无论如何，下面将详细分析卡尔玛翻译的鲁迅《呐喊?自序》，以凸显卡尔玛的翻译技巧，当然也会涉及某些缺陷。
1：437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
9 Ich wollte……die Kiangnan-Marineakademie in Nanking beziehen
1：440 S会馆
12 Studentenheim in S
这是整篇《自序》中唯一有拉丁字母的两处，在这两段中，第一个符号解读的非常准确，然而第二个却将“会馆”误以为是“学生宿舍”。这令人惊讶，因为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版本的鲁迅作品集在此处(或这两处)简写的地方没加注释。这也可以归结为卡尔玛将“自序”作为一种事实的陈述而非小说来解读，他将拜访自序作者的朋友“金心异”解码为“钱玄同”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C1：441，G 13)——相应的，这也明确地表明其实卡尔玛手头有注解。
1：438 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
10 damals wurden Filme verwendet，um die Mikroben zu zeigen…führte der Dozent…Kulturfilme oder die Wochenschau vor“movies，films”；“culture movies”；“［weekly］news reels”
其中一个关于时代错误的鲁迅翻译例证让人印象最为深刻，它不仅广泛存在于各种版本的鲁迅翻译中，而且也成了近些年研究中争论不休的一个核心问题。考虑到直到1903年东京才有了第一家电影院，1908年日本才有了第一家制片厂，因此完全可以排除在1906年3月鲁迅离开之前仙台医专拥有电影放映机的可能。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现代复合词，“电影”指称“film”，然而同时它也指称投影技术(即“用电投影”)，因此也可以是“slides”(幻灯片)的意思。而“culture movies”(文化影片)则纯粹是译者的发明创造，和“news reels”(新闻录像带)一样，明显是为了强调“时事”的主题而增加的。因此，即便只有几十年的间隙，它所造成的这种时代困难也是不容易跨越的。
1：439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12 zu einer wirklichen Trag？die wurde die Sache für ihn，wenn…，als w？re er ein Rufer in einer grenzenlosen Wüste，der nirgends mit Hand anlegen durfte.Und da begann ich，milch einsam zu fühlen.
“Somebody crying”；“desert”
考虑到《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对先知以赛亚的广泛征引，鲁迅的“荒原”意象源自《圣经》似乎已经被证实：“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以赛亚书》40.3)在《新约》(《马可福音》，1.2-3处)中也再次出现。因为圣经的德语翻译中“wilderness”(荒原，即中文《圣经》中的“旷野”——译者注)等同于德文“Wüste”(desert，荒漠)，卡尔玛正确地确定了意象的来源并且在他的翻译中作了参考。
1：439 名目是取“新的生活”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11 Zeitschrift，die schon im Titel anzeigen sollte，dass es sich um eine Neusch？pfung handele.Und da wir zu jener Zeit noch ziemlich an den Klassikern hingen，nannten wir sie：Neues Leben.
“indicate a nes creation”；“still much devoted to the Classics”；“New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