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众多争论之中，洪谦和冯友兰1946年的那场冲突并不算十分典型：它不但规模很小，除了洪、冯二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参加，而且争论的问题也非常有限，双方的辩难仅仅围绕着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形而上学的地位和作用等几个十分确定的论题进行。但这场论战意义却不能低估，表面上看，这只是两种不同流派之间观点上的对立，但进一步地考察就会发现，这场争论关涉到的问题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们不但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冲突的根源，而且也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那场“科学和人生观”大论战的延续和回应。透过这场论战，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玄学派和科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势力消长的情况。具体点说，就是既可以重新认识一下冯友兰新理学的价值和意义，又能够对以洪谦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获得一点切实的感受。
一、“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知识理论是不可能的”
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运动来说，起源于维也纳学派。这是一个由对“科学的哲学”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小团体，石里克是它的领袖，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则是其主要成员。该学派继承了经验主义传统，并把它和20世纪初高度发展的现代逻辑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哲学观，并以彻底反对形而上学而著称。到30年代初，由该学派所推进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演变成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思潮。
但这种思潮传入中国却是很晚的事儿。张申府早年虽然对此有所介绍，但并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广泛注意。直到40年代中期，洪谦才开始陆续发表介绍维也纳学派思想和学说的文章，并随后汇编为一册《维也纳学派哲学》出版。洪谦是石里克的学生，曾经参加过维也纳小组的活动并对该学派的主张充满热忱，因此他的介绍既有忠实平正的好处，又能抓住这种学说的精髓。从此中国学术界对逻辑经验主义才有一个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了解。
（一）
不过，逻辑经验主义并不是单个人的思想，即使在维也纳学派内部也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观点的歧异，在当时的情况下，介绍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是洪谦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这一学派的理论原则、思想方法以及它相应地给传统的哲学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上，具体而言，洪谦的介绍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哲学的概念和方法；（2）意义标准和证实原则；（3）形而上学的地位和作用。
洪谦认为，逻辑经验主义对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可能就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概念和哲学方法。过去，哲学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实际的知识体系，因而同科学并列或超过科学。但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哲学根本不是一种理论科学，而只是分析科学命题的一种方法，就本质而言，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并不在于它对实际知识或真理的逻辑意义能有所说明，因此哲学根本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过科学，而应是属于科学范围内活动的一种学问，它所处理的仍然是各门科学所共有的那种课题，换句话说，哲学和科学的对象都是科学理论，只不过科学的目的是解决科学理论，哲学的目的则是说明科学理论而已。
正因为如此，哲学也没有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根本不同的一些特殊方法：“逻辑实证论的哲学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的方法，它完全摒弃一切离奇的思想结构、神秘的直觉作用，以及所有情感上的信念，而代之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精细的实际观察，以及事实上的证据。”因此，概念明晰、分析严密、无矛盾性等成了哲学方法的最根本要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洪谦强调说哲学的方法也就是逻辑的分析方法。许多理论问题的产生，本来没有事实的原则，只是因心理状态、语言应用所引起的概念及文法上的错误而导致的假问题，对这类问题通过逻辑分析法就能够发现症结所在，也就是说，通过逻辑分析就能够排除掉。另外，哲学并不仅限于这种消极的作用，它还可以通过对句子的语言形式的改造，把它所表达的命题之逻辑关系提示出来，从而把一些不明白、容易产生误解的形式翻译或转换成一些清楚明白、不会产生误解的形式，以便为科学奠定基础。这样，哲学就再也不是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一种体系，而仅仅是一种活动、一种确定或说明命题意义的活动。
（二）
既然意义的探究是哲学所特有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判定一个命题有无意义，或者换句话说，判定一个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是什么就成了十分关键的问题。逻辑经验主义最著名的证实原则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它也是洪谦介绍的重点之一。
就理论渊源来讲，逻辑经验主义是以马赫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和以弗雷格、罗素为代表的新逻辑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在真理问题上，它既坚持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立场，又吸纳了现代逻辑的新成果，从而继休谟和莱布尼茨之后把真理重新划分为事实真理和形式真理两种。相应地命题也被区分为两类：一类为后天综合命题，一类为先天分析命题。经验科学如物理学的命题属于前一种形式，这种命题对于实际有所叙述，因而它的真假需要从观察中去认识，从实证中去考察。逻辑和数学命题则属于后一种形式，这种命题永真，因为逻辑经验主义者相信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已经把数学还原为逻辑，而维特根斯坦又成功地表明全部逻辑都只不过是同语反复，也就是说，这种命题对于实际无所叙述，仅仅关涉到同值语句的不同形式而已。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命题就只有这两种，任何想构造其他类型命题的企图都必然是没有意义的，它不可避免地将会产生虚假的问题。
既然分析命题的意义在于它的形式本身，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判定一个综合命题的意义呢？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这就需要借助于证实原则。所谓证实原则就是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是由它可能被证实的方式所决定的，而该命题被证实就在于它被经验的观察所检验。经验主义立场使逻辑经验主义者坚持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于“命题与实际的比较”，一命题所叙述的事实与实际一致，则是真的，否则便是假的，舍此之外则是没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证实原则并未要求每一命题都有事实上的证实方法，因为某些命题如“在月球的反面有一座三千米高的山峰”，在目前的技术下是无法靠经验检验的，但它仍然是一个有很好意义的命题，因为它具有原则上的可证实性，只要方法和技术上突破后，它就可以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而有些命题，虽然具备了命题的语言形式，但它们之为真为假根本就没有证实的可能性，无论是就经验来讲还是就原则来讲，这些命题既不真也不假，而是无意义的。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这样的无意义的命题。
（三）
尽管在逻辑经验主义内部有很多观点的歧异，但在拒斥形而上学这一点上似乎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正像洪谦所说的，石里克对于学术文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完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的理论基础”，追求一种科学的哲学的理想不仅是石里克一人的事，而且也是维也纳学派的共同愿望，这使得他们必然坚持一种彻底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包含着一种哲学的狂妄和傲慢，这就是企图把实在描绘为一个整体，寻求宇宙的目的以及想超越感性经验的界限，正因为如此，两千年来形而上学家们没有取得任何确切的成果，只不过是各种无谓观点的纷争而已，逻辑经验主义正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在知识领域清除形而上学以便为科学廓清道路。证实原则本身就既是判定一个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也是划分真陈述和伪陈述的手段，在后一种意义上，它主要被用来达到清除形而上学的目的。
过去人们总认为，形而上学问题不能解决乃在于人类知识的界限，乃在于人类不具有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理智，但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这根本上是一种误解，凡是能够表达的问题，原则上都能有科学解决，反之一个不能表达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知识的界限不能解决，而是因为它是无意义的，根本无解决的可能。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知识理论之所以不可能，乃是因为它的体系内部就包含了逻辑的矛盾和事实的不相容性，乃是因为它根本上认错了知识的概念，混淆了知识和情感的内容。
但是，形而上学毕竟耗费了两千年来最优秀的心灵的无数智慧，它难道一点价值都没有吗？逻辑经验主义者回答说，尽管形而上学之为知识理论是不可能的，但它还能引起我们的信仰，促进我们内心的追求，满足我们情感的热望，从而得到一种精神的安慰，起一种艺术作品才能起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里克才说“形而上学是概念的诗歌”。而洪谦也赞赏地评论说：“这样的对于形而上学本质的见解，是任何形而上学家所不能想到的。”从知识范围内清除出来的形而上学终于又被逻辑经验主义者安置到了艺术和情感的领域。
不过，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处理并没有得到形而上学家们的认可，下面我们就会看到，早在这一学派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前，冯友兰就站在他新理学的立场上对维也纳学派提出了批评。
二、“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重建形而上学”
维也纳学派在中国获得知识界的广泛注意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事，而早在40年代初，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就已大体完成。到1942年，他“贞元之际所著书”中最重要的三本《新理学》、《新事论》和《新原人》均已出版，这三本书分别探讨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开始尝试着评定他自己的系统在哲学中的地位，并反思和介绍其独特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他1943年在《哲学评论》上所发表的《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的主旨所在。在这篇文章中，冯友兰特别地提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并对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随后该文被扩充修正为两书，一为《新原道》，一为《新知言》，后一本书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系统地批评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
(一)
本来，把哲学当作“科学的逻辑”来处理是维也纳学派自认为对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石里克甚至把它称之为一种“哲学的伟大转变”，它标志着哲学最终摆脱了各种各样的歧途，但在冯友兰看来，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这种界定本身就早已误入了歧途，因为把哲学狭隘地限定为一种语言意义的澄清活动，至多只能算是注意到了哲学的批评性一面，而更重要的，哲学还有其建设性的功能，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却是维也纳学派所忽视的，其结果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不但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哲学在解决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上的作用也被维也纳学派彻底取消了。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两门根本不同的学问。科学的目的是求真，哲学的目的是求好。科学面对的是自然领域，它通过对经验作积极的释义，增进人们关于实际的知识；而哲学面对的则是人生，它通过经验作形式的释义，从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科学不能求好，不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也不能求真，不能增加人对于实际的知识和才能。因此，从根本上讲，哲学与科学无关，它不必根据科学，但亦不必违反科学，更不反对科学：“哲学并不依科学为依据，所以亦不随科学中理论之改变而失其存在的价值。”
但是，为什么历史上哲学或形而上学会遭到如此多的批评呢？冯友兰认为，这是由于那些形而上学都基于同一种错误的假定上，即哲学和科学属于同一类的学问。因此无论把哲学看成是“前科学的”，还是“后科学的”，都避免不了与科学相冲突，因为形而上学既以积极地解释事实为目的，又不借助于实验而单凭思考去进行，它的结论就难免会错误百出。对于这些形而上学来说，维也纳学派的批判是致命的有效的。但冯友兰认为，这些形而上学都是坏的形而上学，它并不足以说明维也纳学派的批判对一切形而上学都有效，事实上，这种批判对真正的形而上学可谓是无关的，因为真正的形而上学既然知道哲学和科学性质不同，所以也就不会受逻辑经验主义立场上所进行的批判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维也纳学派不但不是形而上学的罪人，反而是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功臣。